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1919年4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上，刊发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在《孔乙己》面世仅仅四年后，1923年7月由上海世界书局编选的《中学国语文读本》，就收录了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孔乙己》，进入教材就表示文学作品能够在更广泛层面影响社会，也就是说，今年是《孔乙己》进入教材100年，孔乙己这个人物广泛地进入中国社会已经一个世纪了，孔乙己甚至可能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特殊符号了。

　　鲁迅先生自己恐怕也不会想到，孔乙己更不会料到，104年后，“孔乙己的长衫”在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上火了，“学历不仅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自嘲如滚雪球般，将孔乙己的长衫滚成热搜，甚而渐成阵垒分明的对峙。脱不下来的长衫究竟是指什么？高学历，还是知识分子的身份，亦或是传统观念下的面子和架子，一时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在1942年的《国文杂志》月刊上，曾发表了一篇讲解《孔乙己》教学方法的文章，对孔乙己一生这样进行了概括，“全篇用酒店小伙计的口气，描写一个叫做孔乙己的人物：他读书不成，潦倒非常，终至于做小偷，被人打断了腿，默默而死。”

　　显然，叶圣陶先生并没有认为孔乙己的长衫是在隐喻什么，他“读书不成”，根本没有什么学历、功名或者身份，自然也没有什么放不下来的架子，如果长衫是指这些东西，恐怕也就没有什么脱不下来的长衫。

　　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先生谈起过孔乙己原型的身世，“他是一个破落大户人家的子弟”，本家中也有“类似人物”，“晚年嗜鸦片和酒，瘦得皮包骨，缩在破棉袍中冻死”。可见孔乙己并不能简单地归入一般的穷苦读书人，大户人家的出身使得他即使在最潦倒的时刻，生活习惯（如嗜鸦片和酒）也区别于真正的底层百姓，无论对生活残酷的理解，还是对劳动价值的尊重，终究隔了一层。

　　孔乙己的长衫究竟是什么呢？这恐怕不得不从孔乙己自身的科举经历去考察了。鲁迅先生在《名人与名言》中写道：“不过名人的流毒，在中国却较为厉害，这还是科举的余波。”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是先生对他的特点最为简单而又深刻的描述，“站着喝酒”与“穿长衫”本应该是不能一体的，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但孔乙己的特殊性就在于此，他在形式上将两者统一起来了。

　　“站着喝酒”表明是没有钱的底层劳动人民，这应该没有疑问，从“排出九纹大钱”要“每碗涨到十文”的酒，到“间或没有现钱”的窘况，我们可以得知孔乙己确实是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但“穿长衫”可能就要打上问号了，先生在文章里说了 “但终于没有进学”，短衣帮们犀利的逼问“你怎么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自己竟没有反驳，反而是“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这可能是最直击心灵的羞辱，是他心里最不堪回首的痛。

　　由于现代人多不熟悉古代科举教育和考试制度，每当有人提起“秀才”，我们就会想到孔乙己，甚至于对秀才不屑。那么孔乙己是秀才吗？答案是确定的：不是。原文说得明白，他“终于没有进学”。

　　按照明清的科举制度，书生经过县考初试，府考复试，再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列名府、县学籍，叫“进学”，也就成了俗称的“秀才”，也别称“茂才”，其本义是指秀出之士，或者说是优秀的人才。又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省一级考试，但由朝廷派人主持，实际上也可算是国家级考试），秀才应考，考中的就是举人。

　　可以比较的是，清朝末期，当时的秀才人数有约50万人，而截止目前，我国累计博士毕业人数超过100万人，即使考虑到总人口的差异，秀才在古代也算是相当稀缺的人才。1898年12月，18岁的鲁迅参加会稽县试，当年参考的童生500人，录取秀才人数是40人，鲁迅考了第137名，连优秀如鲁迅先生竟也没有一次考中。但先生的伟大就在于，自此，他放弃了科举之路，前往南京就读水师学堂，最后东渡日本，成为一代文学巨匠。

　　尽管孔乙己有“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他还只是一个童生，甚至可能还只是一个儒童，因为只有通过了县试、府试两场考核的学子才能被称作童生。孔乙己究竟有没有通过县试和府试，先生在原文中并没有直接交代，但酒客们“半个秀才”的尖酸耻问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半个秀才指“佾生”，是童试未成但成绩较好者。事实很残酷，孔乙己读书的资质并不好，在整个科举教育体系里，还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功名背书的不入门学生。

　　事实上，考中了秀才，尽管不能飞黄腾达，但这已经入了科举制度的门，算是进了学，可以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了。比如免除徭役的特权，古代都是有徭役的，如果家里有人考中了秀才，就可以免去两个男子的徭役，这不仅是政治待遇，同时也是间接的经济待遇。其次，秀才见了县太老爷，是不用下跪的，只需要作揖就可以，还可以一起坐下来谈话。此外，秀才犯了错，一般可以不用受刑讯，必须向学政禀明取消秀才身份后，才能进行体罚。

　　更重要的是，秀才是不用交公粮的。除此以外，如果是一等的秀才（廪生），还有朝廷提供的粮米（大致每年4两银子），再加上为乡民提供些写字、教书等服务，基本上还是可以做到衣食无忧的。

　　一般人见了秀才要叫老爷、相公，不能再直呼其名了。《儒林外史》中范进的岳父胡屠户教训他的话就形象地描述了秀才的地位，他说：“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

　　根据明朝“儒士生员监生巾服”条，明太祖朱元璋“定儒士、生员衣，自领至裳，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也就是说，秀才在穿着上与众不同，戴“头巾”，着“蓝衫”，样式是朝廷统一制定的。《醒世姻缘传》描写狄希陈等人考中秀才后，“各家都差了人来省下打银花，买红，做蓝衫，定儒巾靴绦，买南菜等物，各自乐匆忙。”

　　作为“秀才服”的“蓝衫”，不只是礼仪等特殊场合使用，而是常服，是身份的标志，不是任何人能随便穿的。根据清顺治时期制定的“服色肩舆永例”，“不照品级越分穿用及存留违禁衣物及穿用越品衣物，有官者照前程罚银，无官者鞭责，衣物具入官，妻女犯者罪坐家长。”《儒林外史》就记载有冒充秀才挨打的故事。浙江杭州盐业局的稽查员，没有考上秀才，却是个“文艺青年”，跟一群假斯文假名士游西湖，买了一件秀才服穿上炫耀身份，喝酒吟诗，被上司撞见，勃然大怒：“你这厮竟敢冒充秀才！”命随从上去，扯掉他的衣帽，一根链条锁回去关了起来。

　　孔乙己的长衫，究竟是什么样的长衫，先生没有说明。如果是普通的长衫，那是大清以来老百姓的常服，并无不妥，也不算异类，只有穿上具有身份性质的“蓝长衫”，即使是在民国，那就有些特立独行了，毕竟很多老百姓的脑子还停留在大清。

　　显然，如果孔乙己真是秀才，短衫帮们是不敢随便取笑孔乙己老爷的，咸亨酒店的酒客们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笑话他，是因为他本来就没有穿长衫的资格，长衫是他心底的执念，是他对科举飞黄腾达的臆想，奚落孔乙己，其实是嘲笑他的痴心妄想，嘲笑他的阶层坠落后的落魄，并在对孔乙己的嘲笑与戏弄中找回点在生活中丧失的自尊。当然，孔乙己的长衫可能被短衫帮们视为了背叛，视为对他们的不屑为伍，这更使得他们怒火中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酒客们对孔乙己不幸遭遇的冷漠。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重臣向清廷上了著名的《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暨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折，提出“而我国独相形见绌者，则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

　　事实上，废除科举一事，清末洋务派已经努力了30年。早在1874年，以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为标志，清廷的洋务派已经开始对科举制度进行全面的攻击，并要求改革，“由于不学之过，下不学由于上不教也…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末由进身，而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而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

　　没有想到，这次慈禧太后终于站到了袁世凯们这一边，同意了所奏，在上谕中明确要求立即废除科举，“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隋朝以来，历经1300多年的科举制成为了历史。

　　科举制对中国社会影响根深蒂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连大宋皇帝宋真宗都写诗“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些深入人心的观念将“士”推到了“士农工商”社会不同群体之首，“朝为田舍郎，夕登天子堂”成为了每个读书人的梦，也深刻地渗透进了社会的深层，成为我们集体的潜意识。直至今天，曾经的“大学包分配”制度，以及各地风行的“博士服务团”何尝不是这种集体潜意识的一次次显现。

　　科举制，本来是一个促进古代寒士公平努力进阶的人才选拔制度，是维系社会有效运转、促进人才良性流动的重大政治制度，为中下层社会提供了跃迁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的重要稳定机制，甚至被西方一些学者誉为中国奉献给世界的第五大发明。

　　废除科举这一事件直接的影响对象，便是当时中国数十万计，尚在为功名奋斗的书生。周作人先生曾经明确说过，孔乙己就是家乡的“孟夫子”，孔乙己的原型正是受新政影响的千千万万的读书人之一。大批传统读书人陷入赤贫，成“边缘人”。山西举人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这样抱怨：“学堂之害，良非浅鲜，自学堂设立以来，不但老师宿儒坐困家乡，仰屋而叹，即聪慧弟子，亦多弃儒而就商。”读书人不仅失去了读书当官的路子，没有了科举，教授四书五经的私塾也就没有了市场，自然也就失去了私塾教职的工作机会。

　　科举梦碎对一个人的打击之大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1827年，年方14岁的洪秀全首次在广州花县参加科举考试，顺利通过县试后，但广州府试却成了他的拦路虎，一直到1843年，整整16年时间，4次考试，洪秀全都再也没有跨过这道并不算太高的门槛，广东省院试离他就更远了，他始终没有成为秀才。一次次的折戟沉沙终于将他击倒了，1837年考试失利后，当年春天回到家就大病一场，竟然长达1个月的时间昏迷在床，病得死去活来。其后，他声称在病中上了天堂，面见过天父上帝和天兄耶稣，显然科举失败的打击使他精神分裂了。

　　跃过龙门，飞黄腾达的梦醒了，鲁迅先生说过，“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可以想象孔乙己在得知1905年废除科举新政的消息后的反应，那是一种无路可走的绝望。想起自己挑灯苦读的漫漫长夜、父老乡亲的殷殷期望，想到甚至连“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梦也不会做了，多少次午夜梦醒，多少次的辗转反侧，多少次的梦里泪花，多少次的失声低喃，哀莫大于心死，孔乙己的心死了。

　　清政府废科举到《孔乙己》写作时，已历13年，这与文章中的记述是暗合的，“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从这些文字中似可以推测孔乙己的长衫很可能是废科举之后才穿上去的。

　　废科举这晴天霹雳的消息将孔乙己作为读书人的长衫撕烂了，读书再也没有任何意义。生无可恋，绝望之下，他不想再认真对待这个世界，玩世不恭就是他的选择，恰恰是这个时候他穿上了他一直在奋斗的但一直没有够上的“蓝长衫”，孔乙己的“长衫”实际是指1905年9月2日之后的“长衫”。10多年来，再也不曾脱下，长衫从此成为了他的道具，咸亨酒店就是绝好的舞台，站着喝酒、“不多乎哉”“偷书不为窃”以及“茴字的四种写法”都是他的台词，长衫不再是他的梦想，而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戏剧式的反抗。

　　鲁迅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孔乙己的悲剧恰恰也在于此，用生命在演出荒诞。孔乙己的长衫不仅不容于短衫帮，对真正的科举制的代表人物—丁举人而言，长衫是他的特权，孔乙己的行为是僭越，简直就是一种示威，是可忍孰不可忍。尽管孔乙己或许还只是偷书之类的劣行而已，丹丁举人抓住机会，完全将他学的儒家“仁”以及“忠恕”之道抛诸脑后，残忍地打断了他的腿，孔乙己就此结束了他悲惨的一生。

　　差不多700多年前，宋金与元之际，中国的读书人也曾经历过科举停试的痛苦，尽管时间长达80年，长时间的停废使不少士人对科举再开已不报希望，但读书人仕进之徒并非全然没有，拥有文化知识的读书人转向职业行政人员的胥吏，可以说是最为便捷的一条路，从事吏职，进而企望由吏入官，则是多数人的选择。丞相火鲁火孙上奏建议恢复科举时就说：“中书省臣奏，皆以为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更重要的是，彼时的读书人在知识领域并没有竞争对手，传统的四书五经仍然是唯一的知识来源，儒生们的稀缺性并没有减少，这与孔乙己们而言已经完全不同。

　　进入民国后 ，现代教育加速发展。相比科举教育体系，现代的学校教育更加批量地向社会提供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现代教育的知识结构是传统教育所不能比的。孔乙己这样失败的读书人更显得不入流，旧文化根底不深，新知识完全不通，既不为传统读书人所重，又被新一代所不齿，这更显得孔乙己们的无用与多余。

　　据统计，1911年入学新式学堂的学生达300万人，是1905年刚刚废除科举时的34倍！留学生人数也直线年，赴日留学生人数从一年274人增加到3万人，赴欧美留学生人数也增加到1.2万人。显然，清政府废除科举后，很多学生实现了转型，进入到了新式教育体系。

　　就在1905年，大清四川仪陇县有一位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在1000多名考生中以第二十名的成绩通过了科举县试，旋即又通过了南充府试，但就在准备参加四川的院试时，废除科举的消息传到了四川。于是他便转入了南充中学堂就学，并于次年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三年后，南下云南，进入著名的云南讲武堂。大清少了这一位秀才，但共和国多了一位开国元帅——朱德。

　　废止科举之时，清政府正进行一次巨大的军事改革，淘汰八旗，编练新军。科举废除后，于是兴起了一阵秀才从军热。1905年，清政府计划在全国编制36镇新式陆军，需要军官3万多人。对于无钱留学的寒门学子而言，投身行伍，成为军官，也是他们谋生之路。一名湖北新军士兵回忆道，当年和他一起参军的90名黄陂同乡中，有24名秀才，12名廪生。有人统计，参加辛亥革命的1900名骨干人员中，有科举功名者竟然高达219人。但这绝不可能是老态龙钟、心如死灰的孔乙己的选择。

　　据统计，进入民国后，中国的学生比1910年多了3倍，1915年，全国有中学444所，学生69770人，到了1923年增加到738所，学生118548人。全国每年毕业的大学（专）生从清末每年不到500人，很快就翻番达到1000人左右，并且在30年代，进一步增加到近万人。这还只是国内的学生，不包括大量海外留学生。尽管相比四万万人而言极为稀少，但在社会经济没有大发展的情况下，相比清朝平均每年仅100人左右的进士规模，这样的人才培养规模已经太大了，社会仍然无力消化，相当比例的大学（专）生失业也就不可避免。孔乙己这样年龄大又没有学历的，就更没有机会了，现代教育彻底摧毁了孔乙己们任何的翻身可能。

　　1934年9月，山西省官方在一份报告中透露这样一个信息：山西兴学30余年，全省专科以上毕业生不过8905人，但失业者就达4700多人。就连顶尖的中央大学（现为南京大学）的毕业生就业情况都不容乐观。

　　1931年的《教育杂志》披露，“中大本届毕业生二百余人，半数未获相当职业”。即使是归国留学生，往往也陷入失业，1916年，1655名归国留学生，在家赋闲者居然多达399人，失业率高达25%。

　　1934年9月30日，著名学者傅斯年在《大公报》发表《青年失业问题》一文，“青年失业问题之迫切，不自今年起，前年的大学毕业生，在出路上已大显不景气，去年尤甚，今年自然更甚。…请看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得到四五十元的月薪便不屑为（笔者注：彼时上海城市一般中产职员月收入也就30余元），得到百元左右的职业，便恒常不平，得到百五十元的事做，也还要以为过渡，他们看见饭桶滚滚登台省，废物滔滔满郎署，除非大圣人，哪里还能隐身作政界的修道士？”

　　4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新管疫情“乙类乙管”后的第一个季度经济数据，进出口数据、GDP增速都超过了经济学家的普遍预期，但同时公布的另外一个数据还是有些令人不安，那就是青年人调查失业率（19.6%），这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近期网络上大热的“孔乙己文学”的复杂背景。

　　不可否认，“孔乙己的长衫”成为网络热词反映的是当代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但“卷”到极致的大学生与孔乙己没有多少共同点。他的长衫更与当代大学生无关，大学生放下身段做网约零工，甚至博士送外卖早算不了多大的新闻。

　　市场是残酷的，但也为每个人保留了其他现在想不到的可能。文凭应该是为大学生们增加了选择，而不是减少了选择。在宏观层面，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为国家培养人才，提供更大比例的技术和管理岗位并不在此列，这与个人在微观层面通过高等教育增加就业竞争力的目的确有需要弥合之处。

　　就问题的解决而言，在供给端，高等教育的结构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结构显然存在不匹配，需要结构性调整，这是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4月19日，教育部公布了最新的大学专业调整结果，对部分高校申请撤销的925个专业点予以备案，这应该是教育部门对此的最新回应。根据本月初教育部公布的规划，这还只是开始，到2025年，目标是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的学科专业布点。

　　在需求端，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靠经济发展，特别是高质量的发展才能为大量高素质人才提供机会，而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至关重要。对个人而言，高等教育可能不再是毫无风险的投入，而是需要仔细分析个人志趣与社会需求的审慎决策，一些地方乡村“读书无用论”抬头，并不是否定读书或者知识的价值，而更多是指大学生就业优势不再显著。

　　科举是选拔人才的方式，古代社会没有为读书人提供别的机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科举异化成为了人生的全部意义之所在，扭曲了人性。读书本来是为了人获得自由，有更多选择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但对于登第的执念以及科举梦的破灭，却使得读书的经历反成了孔乙己一生的枷锁，至死也没有走出去。长衫不是孔乙己走上绝路的原因，而是他选择绝路后的结果，路是他自己走的。

　　在穷困的旧中国，孔乙己不可能找到出路，他也不会与这个世界和解，他的长衫自然也不会脱下。长衫之于他，甚于生命。长衫不仅仅有他对这个世界的怨恨，还是他嬉戏人生的道具，也是他最卑微生活中的一点满足，毕竟那是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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