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近年，因为陶寺、石峁等遗址的发现，随之而来的相关讨论，将相当多的夏代遗存提早到了四千多年前的“史前”，便有了这篇文章的讨论。

　　夏商周断代工程断定，从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到公元前1600年夏灭亡，夏王朝历470年。这么说，公元前2070年是中国古代史中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的分界线年前就说是“史前”，还有70年的时间，不是“史前”而是夏代初期。可别小看这70年，现在中国的田野考古完全可以区别开的。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何驽博士说：“陶寺文化的上限为公元前2300年，下限为公元前1900年，大约延续了400年。”就陶寺遗址而言它的前230年属于史前，后170年已经进入夏纪年。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2012年以来的发掘工作，已经揭示出石峁遗址的主体内涵是一座包含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城垣的超大型史前城址，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距今约4000年”。发掘者一方面说石峁遗址是“史前城址”，一方面又说其“距今约4000年”。除非他们不采用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夏代的时间，但至今未见其对此发表任何不同的意见。

　　陶寺遗址有两处大墓地，墓地1分布于Ⅱ区，1978年秋到1985年夏，共清理墓葬1309座，出土陶器311件、漆木器156件、铜铃1件和大量的玉、石、骨、蚌、牙器。最广为人知的是四座大型墓中各随葬1件蟠龙陶盘。2002年在陶寺ⅡFJT1夯土东北、“中期小城西北部”，又发现一处墓地，本文称之为墓地2。当年发掘了22座墓葬，加上2005年清理的6座，共28座，估计还有不少座，其中以2002ⅡM22大墓为代表。（图一）

　　ⅡM22简报“结语”说：“ⅡM22出土的彩绘陶器如折肩罐、圆肩罐、双耳罐都具有早期向晚期过渡的特征，且ⅡM22未经扰动过的填土里出土直口盆形斝、釜灶、单把鬲、小口折肩罐、圈足罐等残片，时代为陶寺文化中期，陶寺文化晚期偏早的ⅡH16打破ⅡM22，因此，ⅡM22时代可定为陶寺文化中期偏晚。”

　　我认为，以ⅡM22为代表的墓地2这批墓葬属于“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原因如下述：

　　1.《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说，单把鬲“是陶寺文化居住址中晚期常见炊器”，只有中期一组H412、H430共存陶器比较多，尤其是扁壶和肥足鬲作为照应，（图二）就比较可靠了，问题是ⅡM22未经扰动过的填土里出土的单把鬲，能不能早到“中期一组”？事实上，这件单把鬲，只是给了我们ⅡM22的历时上限。

　　2. 墓地1，随葬双耳罐的陶寺M2384、M3419，墓坑填土中都有扁壶（陶寺报告将其分为第7式）。M3419还有绳纹肥袋足鬲、绳纹双鋬鬲和篮纹高领折肩罐等，参照同样出土第7式扁壶的“陶寺文化晚期”J401出土器物，（图三）何驽博士认为：陶寺晚期为公元前2000～前1900年。那么，M2384、M3419充其量与之同时，而更大可能是比“陶寺文化晚期”还要晚一些。

　　3. 陶寺M2384、M3419，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M4012、M4014等一样，都随葬双耳罐，（图四）其时代也都属于“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

　　4. 陶寺M2384、M3419在墓地中的位置，参见原报告“墓地Ⅱ、Ⅲ发掘范围内晚期墓葬排列与组合示意图”，则可发现这两座墓从墓向及与周边墓葬的关系上，都显得格格不入。（图五）

　　由此可见，这批墓葬应与陶寺遗址其他居址和墓葬彻底剥离开。这批墓葬的墓主人，推测应是在肥足鬲兴起之后来到陶寺遗址的最后一批人，也是最晚离开的人。

　　5. 在陶寺遗址Ⅲ区大型夯土基址，双鋬鬲（ⅢH3∶21）比较少见，（图六）其年代应在“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但尚不清楚其与陶寺99ⅡH22为代表的遗存之间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陶寺遗址带文字的扁壶，以及铜铃、铜环、铜蛤蟆等5件铜器，都已进入夏纪年，而不是唐尧、虞舜时期的制品；反过来说，如果它们是唐尧、虞舜时期的器物，应当是古代文献记载错误。

　　Ⅰ期，H5。敞口双鋬鬲（H5∶28）延续了陶寺H365∶38颈部逐渐加长的作风；与之共存的陶器新出现了大口尊、单耳罐、折肩罐、豆和凹底盆等，（图八）表明大柴遗址Ⅰ期已进入一个新时代，即二里头文化一期。

　　Ⅱ期，T2④B发现陶豆、鋬耳罐、双鋬罐和陶盉流，H4出土有鬲、折肩罐和残陶盉。1957年侯马上马村西北砖瓦窑征集的1件完整陶盉，与Ⅱ期发现的这2件残陶盉大同小异，同属二里头文化二期。（图九）

　　Ⅲ期，H3。单把鬲有明显的实足跟。筒形鬲与太谷白燕遗址四期二段陶鬲（T127③D∶1）当属同一时期。（见图九）白燕简报结语中指出，“本段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至晚不过夏商之际”。

　　另外，大柴Ⅱ期T2④B、H4出土的陶盉，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二期中常见同类器物。二里头一至四期的鬶式盉已被称为陶盉，所以就把“爵式盉”叫作“角”。我们以往文章中称之为陶盉，本文沿用此名称。

　　陶盉，只在二期大型墓葬中作为随葬品随葬，目前发现的有1959年～1978年发掘的ⅣM6、ⅣM11、ⅤM15及82ⅨM20和2001ⅤM1等。其中2001ⅤM1是二里头文化竖穴土坑墓分为三级中的第一级，随葬品有陶鼎3件、陶平底盆3件、陶鬶式盉2件、陶爵1件、陶盉1件、圆陶片2片、陶豆1件、陶尊1件、陶盆1件、陶壶1件、漆器1件及玉柄形器1件，共18件。（图一〇）原报告将其年代定为二期早段。这也是确定大柴遗址Ⅰ期H5为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另一重要依据。

　　1.1989年发掘的山西侯马乔山底H9、翼城苇沟DⅢ、襄汾张槐H2，与陶寺遗址Ⅲ区大型夯土基址ⅢH3时代相同。（图一一）

　　2. 1979年发掘的曲村西DⅠ、感军H1，可以填补大柴Ⅱ、Ⅲ期之间的空白，（图一二）其年代与二里头文化三期为同一时期。

　　3. 1985年夏天，吉县文物工作站阎金铸在吉县义尖遗址采集到1件陶斝、2件陶双耳罐残片。（图一三）另在忻州游邀、五台阳白也见到此类陶器，其年代处于“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但也有可能晚到二里头文化早期。

　　1. 双鋬鬲分侧装、正装。不要再说“石峁人”灭掉了“陶寺人”，因为到目前为止发表的材料中，陶寺及其周邻地区极少发现石峁、新华、朱开沟等遗址习见的正装双鋬鬲，反而是陶寺遗址有名的侧装双鋬鬲见于新华和朱开沟。（图一四）

　　2. 在石峁、新华包括朱开沟等诸遗址，正装双鋬鬲的变化规律是：宽弧裆→宽平裆→尖角裆。（图一五）

　　3. 陶寺遗存到了陕北、内蒙古中南部。陕西神木新华遗址经过大规模发掘，通过99W2打破99H108的出土陶器，（图一六）我们清晰看到的是：陕北、内蒙古中南部出现了起源于山西陶寺遗存的肥足鬲，除非有遗存证明，肥足鬲起源于陕北、内蒙古中南部或其他地区，在暂无证据的情况下，只能认定肥足鬲起源于山西临汾盆地。我们推测，陶寺遗存到了肥足鬲阶段，受到来自中原地区的某支考古学文化的排他式攻击，有一部分人远走他乡。这支考古学文化就是东下冯类型，“他乡”包括陕北、内蒙古中南部。

　　4. 石峁敛口盉和口簧。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俗名“獾子畔”的地点，出土21件口簧，同出敛口盉（2016④∶2）和三足瓮（2016④∶1），发掘者称其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晚期”。

　　在我看来，石峁的敛口盉和口簧，（图一七）都是夏代的作品。陶寺J401也出土1件口簧，测年数据比石峁还早5年，不过是石峁出土口簧数量较多而已。不能因为石峁“多”，就说它“早”吧？这个道理，谁也明白，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罢了。

　　5. 洛阳王湾H166的敛口盉，同陕西神木新华遗址出土的同类器（99F3∶2）一 样 。侯 马 西 阳 呈 敛 口 斝（F1∶4）安装上管状流就是敛口盉，（见图一七）而目前看只有山西晋中、临汾盆地和绛县周家庄、垣曲有这个条件。

　　依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断定夏纪年为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共470年。《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记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1984年，张忠培先生在《齐家文化的研究》一文中，将齐家文化分为三期八段，其中三期的年代已进入夏纪年，也就是说龙山时代晚期已经进入夏纪年。

　　1986年李伯谦先生在《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指出：“（二里头类型）它既不是夏代晚期的文化，也不是整个夏代的文化，而很有可能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以后的夏代文化。”

　　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包括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已进入纪年中的夏代，但他们并不是最早的。

　　2009年，张忠培先生在《关于二里头文化和夏代考古学遗存的几点认识》指出：内蒙古伊盟伊金霍洛旗朱开沟M3018及M1051、白敖包M33、陕西神木新华F17及H116、山西襄汾陶寺99ⅡH22、99ⅡT7④A、曲沃东许H3、忻州游邀H129及H3、芮城南礼教村H116和河南洛阳西吕庙H14、郑州马庄H4，这12个考古学文化和代表性遗存处于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

　　由此看来，在全部夏纪年期间，可分为夏代早期（二里头文化之前）和夏代中、晚期（二里头文化时期）。

　　Ⅰ期，以M3015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相当于杏花文化出现宽平裆鬲也就是“斝式鬲”阶段，但没有斝式鬲，唐尧时期和“尧都平阳”只能从此期入手。

　　Ⅱ期，以陶寺ⅢH303、99ⅡH22、02ⅠH6为代表的遗存，特色是肥足鬲变化很快，可细分为三个小阶段，此期某一小段已经进入夏纪年。

　　Ⅲ期，以2002ⅡM22为代表，又可分为2002ⅡM22、ⅢH3早、晚两小段，处于“龙山时代之后和二里头文化之前”。

　　石峁遗址目前还没有发现后阳湾W2、W3和新华99H108等较早阶段的石墙，现在暂时不讨论这些早期的单位。说石峁石城是夏代，稍微靠谱一点，但首先得发表石城的考古材料，再进行充分的论证。

　　田建文，山西襄汾人，1965年生，中共党员，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馆员。1984年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取得学士学位，1989年在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取得硕士学位，主要从事新石器及夏商周、秦汉、宋金元阶段的考古学研究，主持或参加过侯马晋国遗址、夏县西阴村遗址、浮山桥北墓地、乡宁内阳垣墓地、绛县横水墓地、蒲县曹家庄、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2021年9月10日，山西省文物局下发《关于在全省文物系统开展向田建文同志学习的通知》，要求学习田建文“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甘于奉献的考古情怀”“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为2022年度“感动山西”十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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