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我们可以从很多文献资料中了解到名人的功绩、佳作，但对于他们这一生遭受的病痛之苦却少有途径获知。这期我们将通过于赓哲教授著《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一书，来了解下那些你所不知的名人之痛。

　　杜甫被誉为“诗圣”，他的诗歌被称为“诗史”，这都不必多说。关于他的生平经历，在众所周知的仕途坎坷、颠沛流离之外，其实健康问题尚未得到足够的研究。从疾病这个角度来看杜甫的境遇，更能体会他那颗衰弱但却火热的心。

　　杜甫的一生几乎都不富裕，这种生活条件造成了他身体素质的羸弱。李白曾写过《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杜甫作诗格律严整，颇为用心，也很耗心力，在李白这样文风洒脱的人看来的确有点“苦”，他所描绘的杜甫形象提到了“太瘦”，这恐怕正是杜甫长期营养不良的结果，也使得杜甫成为一个长年病号，堪称百病缠身。他没有李白那份洒脱，也无元稹般的得意，杜诗现存一千四百多首，其中有167首咏病，而同为写实者的白居易，现存近三千首诗中咏病者仅76首，两人生活境遇之不同可见一斑。

　　中国南方疟疾多为恶性疟，北方疟疾多为间日疟及三日疟、卵形疟。民间所谓“打摆子”指的主要就是间日疟等。杜甫诗提及其曾长期患疟，《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其中“隔日搜脂髓”一句显示其所患可能是间日疟。

　　疟疾是疟原虫通过中间宿主蚊子叮咬后感染人体导致的疾病，间日疟病征或有全身发冷与发热交替出现，多汗，长期患病可引起贫血和脾肿大。由于隔日发作，所以被称为“间日疟”。宋代《青箱杂记》：“又蜀有痎市，而间日一集，如痎疟之一发，则其俗又以冷热发歇为市喻。”这是个黑色幽默，所谓“痎市”即每隔一日举行的市集，“痎”即疟疾。间日疟每隔一日发作一次，与该市场隔一日开一次一样，故以此为名。

　　古人并不知道疟原虫的存在。1882年法国医学家拉韦朗才利用显微镜发现了疟原虫，获得1907年诺贝尔奖。驻印英军医生罗纳德·罗斯1897年发现了寄生在蚊胃腔中的疟原虫，由此发现疟疾传染途径，获得1902年诺贝尔奖。

　　对于古人来说，疟疾令人十分痛苦，一旦患上，病魔长期不退。当时人认为是有疟鬼作祟。而对付疟鬼的方式则是巫术恐吓，找一个比它更为豪横的鬼来压制。

　　“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出自杜甫《戏作花卿歌》，为什么这两句可以治疗疟疾呢?因为古人相信疟疾是疟鬼缠身造成的，而对付疟鬼办法之一就是恐吓、吓退。比如祭祀战场上的败死将军，因为败死将军是厉鬼，比疟鬼豪横，可以吓退疟鬼。（可参看范家伟《汉唐时期疟病与疟鬼》）《高力士外传》记载高力士从成都回京师后，宫中流行疟疾，“敕于功臣阁下避疟”，可能就是想依靠“死将军”的庇佑。杜甫之所以提出用这两句诗，是因为足够狰狞血腥，所以可吓退疟鬼。

　　但《古今诗话》在此指出，杜甫自己就是疟疾患者，为何不用这两句诗治自己的病?《古今诗话》结论是“是灵于人而不灵于己也”，对别人灵，对自己不灵，与古代的“医不自治”异曲同工。

　　这事还有宋代严有翼《艺苑雌黄·杜诗治疟之妄》之“补刀”：“此殊可笑!借使疟鬼诚知杜诗之佳，亦贤鬼也；岂复屑屑求食于呕吐之间为哉?”意思是要是疟鬼能听懂杜甫的诗，那足以证明是个有文化的贤鬼，贤鬼怎么可能当疟鬼?

　　杜甫为了摆脱“疟鬼”想尽办法，甚至化妆躲避。《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徒然潜隙地，有?儻B屡鲜妆。” 《宾退录》指出：“则不特避之，而复涂抹其面矣。”也就是说为了躲避疟鬼，杜甫在脸上涂抹鲜艳颜色，想依靠化妆让疟鬼无法辨认。

　　这里顺便说一下，笔者在《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一书中曾经考证认为，唐代影响力最大的疾病是传染病，而传染病中最困扰唐人的就是疟疾。为了吓阻疟鬼，唐人想到了很多办法，而上文提及的败死将军崇拜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笔者在这里有个大胆的联想，最早的关羽崇拜是不是与败死将军崇拜有关?但是必须首先说明，这只是个推测，并无直接证据，在此斗胆提出，意在抛砖引玉，期待有新材料或者新观点的出现。

　　冻国栋先生《略论唐宋间关羽信仰的初步形成及其特点》指出关羽信仰最早诞生于唐代荆州等地。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唐代的关羽崇拜还不成气候：首先，并非全国性的信仰，主要限于关羽生前活动过的荆州等地；第二，所谓“忠义”的意义还没有附加到关羽身上，唐人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对关羽也没有特别的关注，冻国栋先生指出荆州崇拜关羽是将其归为城隍神避灾消难；第三，唐代官方崇拜的武神不是关羽，而是武成王，即姜子牙。姜子牙的武神地位一直维持到明代才被关羽取代。

　　城隍神来源多样，一般都是民间先有祭祀，然后逐步被纳入地方信仰体系，成为卫护一方平安的神明。关羽的神格在成为城隍神之前的发展脉络并不清楚，考虑到荆州地区疟疾的高发，笔者认为不能排除当地民众最初是秉承当时的风俗，出于“败死将防疟鬼”目的而崇拜关羽。后来才演变为城隍神。但正如前文所述，这是一个推测而已，目前没有过硬的证据。

　　杜甫虽然一直瘦弱，但却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别蔡十四著作》：“我虽消渴甚，敢忘帝力勤。”消渴就是糖尿病，因为患者常口渴，饮水多，小便频繁而得名。这个名称由来已久，四川老官山出土汉代医简中的《六十病方》里就提到过“治消渴卌六”。糖尿病还有个“雅称”叫“长卿病”，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长卿就是司马相如，比较早而著名的糖尿病患者，《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所以文人们经常用长卿病指代消渴病。

　　杜甫的糖尿病可能比较严重，所以有一系列的并发症。例如肺病，《同元使君舂陵行》：“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在《秋峡》里自称“肺气久衰翁”。《寄薛三郎中》：“春复加肺气，此病盖有因。”《返照》：“衰年肺病唯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糖尿病很容易合并呼吸道尤其是肺部感染，肺结核的发生率要比非糖尿病患者高2—4倍。虽然无法断定杜甫说的“肺气”就是肺结核，但其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另外，糖尿病可能还带来了中风。《清明二首》：“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耳聋》：“眼复几时暗，耳从前月聋。”这是杜甫人生最后阶段的病征，所谓“偏枯”就是半身不遂，所谓“头风”包含今天所说的脑血管疾病。到了最后阶段，杜甫的右臂麻痹不能用，写信靠儿子代笔，还发生了耳病。这些都可能是糖尿病并发症。

　　另外，杜甫在四十岁左右头发就白了，而且可能出现了某种老年眼病，《小寒食舟中作》：“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

　　杜甫很想与疾病抗争，但上天给予他的是坎坷的一生，他没有办法挽救自己。当时上层社会流行用丹药治病。可是炼制丹药需要的钟乳石、丹砂、礜石、石英，杜甫一样也买不起，所以只好服用一些低档次的草木药制成的所谓“丹药”。有关这一点，可参看廖芮茵《唐代服食养生研究》。出蜀之后，杜甫曾在夔州居住养病，听说乌鸡可医治自己的病，于是孵了上百羽，还监督自己儿子宗文建立鸡圈：“愈风传乌鸡，秋卵方漫吃。”（《催宗文树鸡栅》）不仅要吃肉，还想吃乌鸡蛋治病。

　　但是，没有稳定的生活条件，没有良好的营养基础，杜甫只能看着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安史之乱时他辗转来到成都避难，仰赖成都尹严武的支持，过了几天安稳日子。但严武去世后，又遭遇军人叛乱，他不得不离开成都，来到夔州。

　　768年正月，在弟弟杜观催促下，杜甫离开夔州，重新踏上旅途。到了荆州，连续发生变故，商州兵马使刘洽叛乱。紧接着又听说吐蕃进攻凤翔，长安受到威胁。这些消息使得杜甫打消了北上的念头。此时的他，形容憔悴，越发衰老。

　　荆州的日子也难以为继，于是沿着岳州、潭州一路走去。在潭州，他遇到了同样流浪的唐玄宗时期著名音乐家李龟年，想到玄宗旧事，感慨万千。杜甫运气就是这么差，潭州地方官又叛乱，他不得不前往衡阳。计划前往郴州，因为他的舅舅崔伟在那里当官。可怜的杜甫，衣食不济，只能投亲靠友换一碗饭吃。

　　走到耒阳，江水暴涨，杜甫困在舟中，五天没有饭吃。当地聂县令听说过杜甫的名字，很仰慕他，于是拿着白酒牛肉来接济他。此处白酒应该指的是白色米酒，唐代还没有蒸馏白酒。耒阳等地至今还有所谓“醐酒”，就是颜色发白或者米黄色、浑浊的低度米酒。

　　杜甫当然很感谢。但是水势不退，杜甫只好掉转船头北上，与聂县令失去了联系。等到水落，聂县令去找杜甫，却怎么也找不到，以为他在大水中死去了，于是在耒阳给杜甫修了一座空坟，以示纪念。但此事造成了历史误会，在那个信息不通畅的时代，人们传言杜甫是因为过于饥饿，得到白酒牛肉后大吃一顿而死。《旧唐书·杜甫传》就是这样说的，结果导致以讹传讹。

　　此事发生于770年夏季，其实当年秋冬之际杜甫还写了《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写作地点是洞庭湖，诗里他说“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大约在写完这首诗之后，杜甫便撒手人寰。要说杜甫死于耒阳，那么此诗就无法解释了。冯至先生的《杜甫传》指出，杜甫大约是770年冬去世的，卒于潭岳之间。正史所谓死于白酒牛肉的说法来自《明皇杂录》之误记。

　　一代诗圣就此陨落。他的一生从未富裕过，也从未得登高位，而且几乎从未摆脱疾病的困扰。他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他对国家、对人民充满爱，他自己的不幸并未导致他的自暴自弃，而是塑造了他的伟大品格，塑造了他的诗，他用诗记载那个时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盛世的繁华，也可以看到大厦倾倒时刻的惊慌与悲怆，也可以看到人民的疾苦。杜甫从来都与民众同呼吸。从这点来说，杜甫当得起那个“圣”字。

　　（本文摘自于赓哲著《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略有删减，中华书局2021年4月。）

　　当皇帝患病，病痛会让他做出非理性的决定，甚至由此影响一个王朝的走向吗？当诗人患病，他会写下怎样的诗句？当老百姓患病，又会面临怎样的境地，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历史的车轮往往被不经意的小石子改变方向；疾病，或许就是那颗最常遇见的小石子。本书将疾病和应对疾病的手段作为“读史”的窗口，举凡重大瘟疫、防疫措施、古代医疗系统、长生药与政治、性病与青楼文化、神秘而虚无缥缈的蛊毒与瘴气、古代外科手术尤其是华佗事迹的真假、割股疗亲是否真有治病功效……从中不仅要看到疾病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还要看到人们为了对抗疾病、追求健康与长生时采取的种种手段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及疾病对古代中国思想的冲击，对许多人人生的改变。

　　于赓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及医疗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多次获省部级学术奖励，2007年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已出版《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隋唐人的日常生活》《唐开国》《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等多种著作。

　　全球化视野下的瘟疫与治疗——从《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说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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