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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通（584年～617年），字仲淹，又称文中子，隋朝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县）人，隋朝时期教育家、思想家。

　　王通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王隆，曾于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向隋文帝奏《兴衰要论》七篇，“言六代之得失”，颇为隋文帝所称道。王氏家学渊源深厚，王通从小就受到儒学的熏染，少年时即精通儒学，学问极好。王通死后，众弟子为了纪念他，弘扬他在儒学发展中所作的贡献，仿孔子门徒作《论语》而编《中说》（又称《文中子中说》《文中子》等）一书，用讲授记录的形式保存下王通讲课时的主要内容，以及与众弟子、学友、时人的对线个部分，是后人研究王通思想以及隋唐之际思想发展的主要依据和参考，其中包括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关朗篇等。

　　《中说》虽在形式上仿效《论语》，但在内容上却有所创新，并有明显的时代特点。首先，王通以昌明王道、振兴儒学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兴衰要依靠各种人才，而人才的养成必经学校的培养，有了合格的人才，王道才能倡明，儒学才能振兴。

　　其次，王通认为人性都是善的，都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德”。这在人身上体现为人的本性，在宇宙及广大的社会中则称作天理。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帮助人们养成完全的人格，达到“乐天知命，穷理尽性”的境界，最终被造就成“君子”“圣贤”。

　　第三，为了振兴和发展儒学，王通认为一味地排斥佛道并非良策，而应探索一条融汇三教的合理途径。为此，他明确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吸收佛道思想及方法之长，为儒学的改造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养料。王通并没有明确提出援佛道入儒的思想，只是在这三者之间寻求可被利用的共同点，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治世良方。

　　第四，王通十分注重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改造与发展。他一生著述颇丰，在隐居教授之余“续孔氏《六经》近百余类”，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经学辅助读物。依据儒学发展的历史线索，结合两汉以后社会、习俗、学术、思想以及历代的统治得失等具体情况，对儒家传统思想进行阐发。

　　所论在大的框架上不出孔子思想的范围，但在内容上有不少新的见解，特别是注意了历史变迁给社会各方面带来的变化，读后可以开阔思路，从多角度深入地钻研问题。他改变了《诗经》风、雅、颂的结构排列方法，细分为化、政、颂、叹等四大部分，借以体现美、勉、伤、恶、诫五种情感意识，突出强调了诗的政治倾向和说教特点。

　　在教学中王通注重因材施教与兼收并蓄。对于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他的讲说和论证就会有所变化。王通根据自己对学生和问学者的了解。因人而异地加以解释，效果是很好的。而在另一方面，王通也注意向各方面学习和请教，从各家之言里吸取营养，丰富自己的思想，充实自己的教学。通过这种兼收并蓄，就可以适应各种各样学生和朋友所提问题的挑战，在论道教学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他提出了穷理尽性的道德修养方法。王通在一生为振兴儒学奋斗的同时，非常重视道德伦理方面的建设，尤其重视道德修养问题，并提出了有关的原则和方法。他把“知命”→“穷理”→“尽性”看作一个完整的修养过程，以《易》这一古代哲学的典型著作和其他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

　　王通还提出了与“穷理尽性”相一致的其他修身要求，即主张“正心”“诚”“静”“诫”“敬慎”“闻过”“思过”“寡言”“无辨”“无争”等。当然，王通在此提出的某些主张并不像后来宋儒强调得那么过分，走极端，而是有限度的。如在主静时，他也强调说“动失之繁，静失之寡”。应该主张动静适中，并非片面追求静。

　　除了一般道德修养的问题之外，义利关系这个自孟子以来长期争论的问题也受到王通的关注。在他看来，仁义道德是与功利私欲相对立的。在《中说》中，他从多方面、多角度探讨了仁义道德与功利私欲的关系，突出表现了他要存道义、去私利的主张和卫道精神。王通这些思想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一方面顺应了国家统一，民心思治的历史趋势，痛斥了产生战争和动乱的根源——为追求功利利欲，认为南北朝以来之所以战乱频繁，即是因为大家都争利而舍义。另一方面，在思想上接受了孔孟以来的儒家传统和佛道的某些主张，如儒家提倡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佛教的出家修行，诫欲苦行；道家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等等，都对他有直接的影响。

　　总之，王通有关道德修养的主张是其为实现王道而进行的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在当时名消道长，身退道进，个人增进道德修养水平，国家才能安定发展。他主张无为无功，是希望人们不要为了功名利禄才去务人事。

　　隋唐时期是政治、经济的大变革时期，也是儒家学说从传统向革新转变的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学术界、思想界、教育界都在对传统的思想、观念进行清理和审查。从王通开始，儒学讨论的问题逐渐由探讨天人关系转向伦理方面，理欲问题开始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虽然从王通讲学和著述的形式上看，是简单地恢复和振兴传统儒学，但这一恢复和振兴的对象并非汉魏儒学，而是孔孟等儒学始祖，要从传统儒家的经典中寻找出适合当时社会政治需求的，能与佛道思想影响相抗衡的内容。

　　此外，王通在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后来成为理学思想的观点、范畴和命题，如“道心”与“人心”，“道”与“欲”，“德”与“功”，“正心”，“化人”，“诚”，“恭”，“正性”，“敬”，“慎”，“静”、“穷理尽性”等等，为隋唐儒学从传统的汉魏南北朝经学和玄学中脱胎出来，成为探讨新问题、运用新方法，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儒学”打下了多方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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