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3月28日在北京揭晓，生动描绘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十大考古新发现按时代早晚排序分别是：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陕西旬邑西头遗址、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

　　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发现的“郧县人”号头骨。国家文物局供图（来源：中新网）

　　学堂梁子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因为曾发现两具约100万年前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俗称“郧县人”）而闻名，是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2022年5月，在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新发现的“郧县人”3号头骨保存完好，形态清晰，具有直立人的体质特征，很大程度上弥补此前两具头骨变形的缺憾。

　　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T3出土较晚阶段石制品（E区）。国家文物局供图（来源：中新网）

　　“郧县人”3号头骨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保留该阶段人类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学特征；该化石处在古人类近200万年演化历程的中间和关键环节上，为探讨东亚古人类演化模式、东亚直立人来源、东亚直立人与智人演化关系等重大课题提供了翔实而关键的化石及文化证据。

　　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出土的陶器口沿（花边、方唇、圆唇）。国家文物局供图（来源：中新网）

　　作为旧新石器过渡阶段人类遗址的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大面积、多频次红烧土堆积，体现出古人类对火的运用，由此殊为难得地揭露了一万余年前的一个临时性活动营地。

　　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出土穿孔陶片（资料照片）。国家文物局供图（来源：新华社）

　　遗址保存完整、遗物丰富、性质明确、年代关键，是华北地区乃至国内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和人类生业模式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碧村村北，是一座具有内外双重城垣的石城聚落，城内残存面积75万平方米，主体年代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及二里头时代早期。

　　作为与同期盛极一时的石峁古国遥相呼应的中型城址，其数次扩建，层层设卡、处处把关、谨慎布防的结构彰显了浓厚防御色彩，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态，是对石卯文明的有利补充。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东城门瓮城内出土的陶器（资料照片）。国家文物局供图（来源：新华社）

　　碧村遗址是晋陕大峡谷东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石城，占据河套石城文化圈向中原过渡的前沿要地，是展现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多元一体文明形成轨迹重要窗口。

　　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中二里头都邑8号基址、宫城西南与作坊区西北部。国家文物局供图（来源：中新网）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盆地中东部，是中国青铜时代最早具有明确规划的大型都城。

　　2019年以来，考古人员展开新一轮发掘，在中心区新发现的主干道路及其两侧墙垣，揭示二里头都城为多网格式布局。

　　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中二里头都邑西北部出土的带漆陶片。国家文物局供图（来源：中新网）

　　二里头都城严格方正的都城规划制度、“居葬合一”的布局结构，同宫城宫室制度、青铜礼乐制度等制度一起，为商周及后世文明奠定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础，体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王国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开创、引领作用。

　　鸟瞰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考古挖掘。国家文物局供图（来源：中新网）

　　2021年8月至2022年11月，考古工作者对商王陵及周边进行考古勘探，发现有围沟、祭祀坑、墓葬、灰坑等。其中，两个围沟与商王陵园有明确关联关系，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

　　这些新发现改变了商王陵园的格局，以围沟外边界为基准，确定商王陵园的范围东西560米，南北280米，规模从10万平方米扩展到16万平方米。将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商文化、商史的研究，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同时，考古队在商王陵区东部找到了南北向路沟及两个路口。在商王陵区以西探出巨型沙坑，在侯家庄南地有宽达百米的沙土带，初步判断与洹河有关，改变了殷墟遗址的景观。在商王陵区西部，发现超过4万平方米的西周遗址，将推动周人灭商以及周王国国家治理方式的研究。

　　西头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原底社区西侧约1千米西头村，先后发现仰韶、龙山、先周、西周、汉唐等各时期遗存，出土陶器、铜器、骨器、石器千余件。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先后发掘南头、鱼嘴坡、尖子、上庙、斜圳5个地点。经拉网式区域性系统调查，确认西头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分布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泾河流域发现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聚落之一。

　　西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对泾河流域聚落演进与商周社会变迁、周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西周王朝的统治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为寻找文献所载“豳”（古地名）与“豳师”提供了一把关键钥匙。

　　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共清理墓葬2192座，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

　　该墓群是贵州已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墓地，首次建立起黔中地区两晋至明代墓葬发展序列，为贵州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树立了年代标尺。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各时期墓葬形制(上)及出土的宝石玻璃制品(下) 国家文物局供图（来源：中新网）

　　作为一处全国罕见的大型地方民族公共墓地，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商贸、信仰、丧葬等情况，展现了西南边疆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画卷。既体现出地域文化传统的长久延续，同时见有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域外等文化因素，是中央政府在贵州实行“土流并治”，各地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吉林珲春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的佛像残片（拼版图）。国家文物局供图（来源：新华社）

　　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东侧。古城村1号寺庙址是我国境内发现的第一处高句丽佛寺，也是我国东北地区已发现最早的佛寺遗址。

　　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包括高句丽、渤海国两个时期的遗存，遗存面貌清晰地反映出高句丽、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在中原地区影响之下传入与发展的历史事实，为厘清高句丽、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对实证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维护国家历史安全与文化安全具有重要价值。

　　古城村2号寺庙址是首次全面揭露的渤海国高等级佛寺，为研究我国唐代高等级佛寺平面布局等提供了重要材料。古城村寺庙址考古发掘对完善我国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物质文化全貌具有重要意义。

　　州桥位于今开封市中山路与自由路十字路口南约50米，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

　　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于研究北宋东京城的城市布局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州桥是运河遗产中的典型代表，其考古发掘还原了大运河及东京城繁荣的宏大历史场景，填补了中国大运河东京城段遗产的空白，也为我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等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出土的明晚期景德镇窑青花花卉纹罐。国家文物局供图（来源：新华社）

　　州桥石壁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从规模、题材、风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时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填补了北宋艺术史的空白，见证了北宋时期国家文化艺术的发展高度。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望江东路东段，温州古城朔门外，各类遗存年代跨度从北宋延续至民国，尤以宋元为主。

　　朔门古港遗址是迄今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系列遗迹重现了宋元温州港的繁华景象，是我国城市考古、港口考古的重大收获，为温州坐实龙泉瓷外销的起点港和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提供了关键物证。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发掘出的龙泉窑瓷器（拼版）。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来源：新华社）

　　城址1700年未变，凸显了温州古城港、城一体的规划特色。朔门古港集齐各大要素，遗迹全、规模大、体系完整、内涵丰富，填补了海丝申遗体系港口类遗产的关键缺环。它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港口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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