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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13岁写下《壮志歌》，投身于反帝反封建运动；17岁担任太原团组织负责人、团中央执行委员；21岁当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成为中共党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他是山西工人运动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他身负重伤，牺牲时年仅29岁。

　　贺昌，生于1906年1月19日，山西离石县柳林镇（今柳林县）。1923年初加入中国，是山西省早期青年运动、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1927年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21岁的贺昌当选为中央委员，是中共党史上迄今为止最年轻的中央委员。1935年3月10日，在率部向粤赣边突围时，于江西会昌河畔遭军伏击，壮烈牺牲。

　　他，13岁写下《壮志歌》，投身于反帝反封建运动；17岁担任太原团组织负责人、团中央执行委员；20岁以中国青年团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青年团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大会；21岁当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成为中共党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他是山西工人运动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他和共同组织领导了“百色起义”，他首次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对后来的人民军队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被敌人重重包围身负重伤时，宁死不当俘虏，高呼“红军万岁”举枪自杀，壮烈牺牲时年仅29岁。

　　贺昌12岁时，考入离石县城的县立高级小学校（今贺昌中学）。当时中国正处在一个内忧外患、腐败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年代，严酷的现实，使贺昌幼小的心灵中萌发了忧国忧民的思想。他挥笔写下：“国难当头，大丈夫不做岳飞死，也当做班超名震天下；国家有难，应该挺身而出，即使牺牲也不能退缩。”1919年，13岁的贺昌写下了气干云天的《壮志歌》：“扛罢笔杆再扛枪，经文纬武干一场；颈血常思敌国溅，寸心久欲报家邦。”

　　1919年年底，贺昌来到太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他结识了进步青年王振翼，并通过王振翼认识了高君宇，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21年5月，在高君宇的指导下，贺昌等创建了山西省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委会书记。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青年团的影响，在纪念五四运动两周年的活动中，贺昌等带领所有青年团员，分四路出发，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在全市各处秘密散发了千余份《宣言》，在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3年，贺昌加入中国，同年夏入上海大学学习，先后在太原、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从事青年和工人运动，被选为共青团第三、四届中央委员。其间，曾为《中国青年》撰写《中国青年团五年来的奋斗》《青年学生与职工运动》等文，从理论上阐述青年运动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重大意义。随后，参与组织发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共江浙区委负责人之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贺昌参与到反抗的武装斗争中。中共中央军事部指定他与、颜昌颐等3人组成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随后，贺昌与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等秘密前往九江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起义后，他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转战潮汕及海丰、陆丰等地区。10月初，他奉命与李立三一起前往香港，联络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严重受挫后流落到此的革命同志。其间，他在香港出席了中共广东省委会议，参与广州起义的筹划工作。

　　1928年5月，贺昌以中共中央巡视员身份抵达湘潭，主持重建湖南省委，恢复全省各地党组织。他在安源主持召开中共湘东特委会议。根据湘东形势和军队的驻防情况，贺昌果断组织醴陵暴动，努力开创湖南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又与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发动平江起义，为创建湘鄂赣边界红色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他充分肯定并积极支持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的战略思想；竭力沟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力促中央重视这块红色根据地和红四军的工作，并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组织输送20多名党务和军事领导骨干、500多名优秀工人和学生，以及根据地紧缺的大批军用物资。他曾被选为中共第五、六届中央委员。同年10月，他奉命赴香港巡视指导广东、广西的工作。

　　1929年夏，贺昌主管两广及湖南等地党的工作，协助、张云逸策划了百色起义。他主持创办广东省委机关刊物《红旗》周刊和《学习》半月刊，并为两刊撰写文章，赞同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革命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分析，认为的主要任务是要争取千百万的工农群众，以执行准备暴动、推翻政权、建立工农政权的任务。

　　1930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后，贺昌任书记、北方局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兼军委书记，加紧领导和部署北平、天津、唐山及太原等重要城市的工人联合大罢工和学生总罢课。他将山西确定为北方革命的重点，先后将中共太原临时市委改组为中共太原特别区委员会（简称“太原特委”），调王青士任中共太原特委书记；重新组建中共山西省委，调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刘天章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调从事兵运工作的谷雄一任山西省委军委书记。在贺昌直接指导下，山西党组织在驻军中发展大批秘密党员，扩大党的基层组织，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的建立和平定起义红二十四军在山西的诞生作了必要准备。

　　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北方局改为河北省委，贺昌因受王明宗派主义的排挤，改任河北省委委员，随后被免去中央委员职务。但他对革命事业依然无限忠诚，胸怀坦荡地面对职位的变化，一如既往地为革命事业奔波，不遗余力地继续埋头为党工作。女儿毛毛回忆说：“贺昌，就是曾和父亲一起赴广西筹备百色起义，在父亲遭受错误路线打击时，他又主动把父亲调到总政治部工作的那个人。”

　　1931年6月底，贺昌奉命来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其间，他积极动员兴国县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支援中央红军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经过半年多的全力组织和推动，1932年2月底，全县有十多名工农群众主动加入红军，兴国县在贺昌主持下成为江西苏区的模范县。

　　之后，中共中央任命贺昌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并代理主任达20个月。其间，他参加了南雄水口等战役和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贺昌极为重视部队党的建设和政治教育，协助王稼祥主持召开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贺昌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0月，长征开始，主力红军离开江西后，中央苏区只留下党的中央分局和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部分红军及地方武装力量约3万人。贺昌留在中央根据地，继续领导南方游击斗争。在艰苦的斗争中，为掩护主力转移，贺昌亲率一支部队抗击敌人，右腿负伤，仍坚持指挥。后遭敌大举围攻形势危急，贺昌鼓励大家：“不仅要当胜利时的英雄，也要当困难时的英雄，真正的英雄是在困难中考验出来的。”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3个半月后，江西根据地被敌进占。贺昌带领一支部队战斗在江西会昌附近的山岭地带，他鼓励同志们说：“我们一定要以积极的行动，牵制和吸引敌人，掩护主力远征，保证中央安全转移。”这时，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接到电报，贺昌立即把这一喜讯传达给全体同志，他兴奋地说：“遵义会议确立了以为首的中央领导，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

　　2月，敌人重重包围中央分局机关所在地赣南仁风山区。为了保存革命火种，中央分局决定兵分五路组织突围。3月3日，贺昌带领红二十四师七十团的两个营（实为5个连）作为第一梯队首先行动。经过一天激烈的战斗，部队冲出仁风地区。然而，3月5日渡过会昌河后，于10日在会昌天门嶂山区归庄村（今高排乡坪坑村归庄小组）又遭到军队伏击。部队被打散，伤亡惨重。贺昌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国难当头，大丈夫不做岳飞死，也当做班超名震天下；国家有难，应该挺身而出，即使牺牲也不能退缩。

　　●人生于世，曾不几时，而冥然罔觉，与草木何以异乎？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改立言，故孔孟距今二千余年，妇人女子无不知之，由其有德于天下也。班超平定西域，而使当时人民不受甸奴之侮，故功垂史册，身虽死而名不朽，由其有功于天下也。吾愿吾辈可努力前进，德也，功也，言也，苟能立一于天下，则可身死而名存。

　　●吾侪求学时代，无生计之忧，饱食暖衣，可努力前进，专心向学，以在校之储蓄，出以应付社会，尽国民之天职，立不朽之功业。

　　鲁迅先生有个著名的比喻，说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就像一间铁屋，没有窗户，很难被摧毁，而众多熟睡的劳苦大众不久就要被闷死。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清醒过来，奋力呐喊，想方设法砸破铁屋，帮助大家逃出去。贺昌就是这少数先驱者中的人。

　　先驱要有屡败屡战的勇气、愈挫愈勇的斗志，还要有卓越的领导能力，强劲的号召力，才能带领众人们冲破藩篱，到达光明的彼岸。贺昌就是这样一位先驱。

　　英雄逝去，精神永恒。1984年，他的家乡柳林县为纪念贺昌烈士，开始修建贺昌烈士陵园。1987年，贺昌烈士陵园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柳林县政府在陵园内修建贺昌纪念馆、贺昌雕像。

　　现在，贺昌烈士陵园已是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每年都有大量游客来此扫墓，缅怀革命先烈。如今的柳林县城，“贺昌”元素随处可见，贺昌村、贺昌中学、贺昌大街……贺昌已经成为这座县城的精神象征。

　　原标题：《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丨山西党史人物：贺昌，高呼“红军万岁” 宁死不当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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