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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长城的修筑，上起战国，下迄明、清，几乎涵盖了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的所有时代；山西长城古建保存完整，包括边墙、关城、军堡等丰富建筑遗存；山西长城文化厚重，见证了北方民族融合，形成了独有的军事文化和边塞文化。

　　山西长城的时代，综合各种文献的有关记载，有战国中山、战国赵、秦、西汉、东汉、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北宋、明、清等，几乎涵盖了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的所有时代。长城时代之多，与山西历史地位的重要性息息相关。山西不仅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冲突与交流的交汇地带，而且历来是各封建王朝统治与争夺的核心区域，因而始终都是我国长城分布的主要地区。

　　早在战国晚期，秦、赵长平之战时，秦国为“遮绝赵救及粮食”，在东起太行山、西至沁河的长治、晋城两盆地交界的山地沿线修筑了长城，今壶关、陵川、高平诸县（市）仍存断续的长城遗迹。

　　东汉长城，以往关注和研究并不多，而且有关长城位置的考证都过于简略，至于长城遗迹，也始终未见踪影。东汉立国初期，北部边疆面临着卢芳等割据势力和匈奴、乌桓、鲜卑频繁袭扰的严峻局面，从东汉建武十二年（36）至二十一年（45），东汉政府5次于北境修筑长城。今山西省左云、右玉两县发现建武十二年长城遗迹，天镇县发现建武二十一年长城遗迹，成为目前唯一见有东汉长城的省份。

　　北朝诸代延至隋朝，山西有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加之纷乱的政治环境和复杂的民族关系，长城的修建非常频繁。山西省东北部天镇县发现的一段长城，就属北魏长城，但到底是泰常长城，还是畿上塞围，有待进一步勘察研究。今宁武县中部至原平市西北部的长城，从其分布位置、遗迹特征等可以确定为东魏肆州长城，这里在当时也是东魏的北部边界。它们都是为防御北方柔然侵扰而筑。

　　北齐时，为防御山胡、突厥等，在今山西省西部吕梁山沿线）的黄栌岭至社干戍长城，北部恒山沿线）的幽州北夏口至恒州长城。目前，在吕梁山沿线的方山县和五寨县存天保三年长城的部分遗迹；在西起今兴县黄河东岸，向东北经岢岚县、五寨县、宁武县、原平市、代县、山阴县、应县、浑源县至广灵县，存天保六年长城遗迹。天保三年长城和天保六年长城后又成为天保七年（556）西河总秦戍至海长城的组成部分。天保七年长城是山西省除明长城以外，保存最为连续、遗迹也较为清晰的现存长城。另外，山西省东南部泽州县与河南省交界地带有河清二年（563）的轵关长城，此为防御北周进攻而建。

　　北周和隋朝时，突厥成为威胁中原王朝北境的主要势力，因此中原王朝多次修筑长城。涉及到今山西省的包括北周大象元年（579）的雁门至碣石长城，隋朝开皇元年（581）稽胡修筑的长城和隋文帝敕修的长城，以后又有岚州刺史卫玄监筑的长城，还有开皇十六年（596）、十九年（599）修筑的长城，它们都位于山西省北部，是对旧有北齐长城，主要是北齐天保七年长城的修缮利用。目前在岢岚县发现较短的几段长城，均与北齐长城相连，是隋代开皇年间（581—600）修缮北齐长城时增筑所为。

　　隋以后至明代，山西长城的修筑明显减少。仅沁水县发现五代时期梁晋交战时所筑长城，岢岚县境的部分北齐长城，在北宋时可能曾经修缮利用。

　　进入明代，山西作为与蒙古族交兵的重要区域，长城的修筑终明一代。因镇守目的不同被分为外、内长城，外长城为边境防御，内长城为京畿拱卫。山西省外长城大部分隶属于大同镇，少部分外长城（偏关县柏杨岭至老牛湾段）、黄河边长城（偏关县、河曲县黄河东岸长城）隶属于山西镇；山西省境内东西走向的内长城也隶属于山西镇；山西与河北两省交界区域，地处太行山脉的南北走向内长城隶属于蓟镇及真保镇。

　　清朝在石楼、永和、大宁、吉县和乡宁诸县的黄河东岸修筑的“长墙”，是为防止捻军东进而修筑，其时已处清朝晚期，成为我国长城史之绝唱。

　　长城见证了民族融合与交流。长城多数都是汉族政权和中原王朝为防范北方游牧民族袭扰而筑，但长城两侧的民族融合始终是我国历史前进的主流。即使是少数民族政权，也非常重视长城的修筑。如鲜卑政权的北魏、东魏为抵御柔然的进犯，在北境修筑了长城。明代隆庆议和后，长城沿线开设了很多马市，促进了汉族与蒙古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因此山西长城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见证。

　　山西北部地区在长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碰撞、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与长城紧密相关的、以农为主、兼营牧业，以汉文化为主、兼有少数民族传统为特征的边塞文化。边塞文化的核心就是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但又不失坚毅、张扬之个性。这种文化一直绵延至今，是历史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与物质文化遗产。大同城的雄浑、雁门关的沧桑、杀虎口的悲戚、平型关的凯旋都见证着山西人民不屈不挠、奋勇创新的时代品质。

　　长城是补正史之缺的珍贵实物资料。山西长城的发现，印证并补充或更正了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为研究各时代长城的修建及相关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如战国时秦国为“遮绝赵救及粮食”，在东起太行山、西至沁河的长治、晋城两盆地交界的山地沿线修筑了长城，真实地反映了长平之战规模之大，消耗之巨。再如以往很少关注的东汉长城，在天镇、左云、右玉三县发现了相关遗迹。北齐天保年间（550—559）长城的调查研究，证明了北齐天保七年长城包括天保三年长城和天保六年长城在内。在史书中，未见隋开皇十九年（599）修筑长城的记载，但岢岚县发现的开皇十九年修筑长城的刻石，正补史载之缺。而且这方刻石，还记录了修筑时间、民夫来源和人数、修筑长城的长度等信息，为探讨长城修筑的工程量提供了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左权县黄泽关堡发现的明代《新修十八盘并天井郊城堡图》碑，完整刻画了关堡的布局和设施。这在明代长城沿线是非常罕见的，对于深入研究明代长城防御体系和关堡格局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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