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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大革命的至暗时刻》，[美]R.R.帕尔默著，曹雪峰、周自由译，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1月出版，456页，78.00元

　　帕尔默1909年出生于芝加哥，就读于公立学校。父亲是会计师，母亲死于1919年西班牙流感。帕尔默从小成绩优异，在一场全市范围的拉丁文比赛中胜出，赢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成为波兰籍历史学家高特萨克（Louis Gottschalk，1899-1975）的得意门生。1931年，高特萨克将帕尔默推荐给自己的导师，当时正在康奈尔大学执教的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1873-1945）。三年后，帕尔默以题为《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人对美国独立的想法》（The French Idea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on the Ev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的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在这篇论文中，帕尔默利用美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出版物，研究1789年革命前夕，巴黎人如何把美国这一海外新型共和国设想为“一种为了满足他们自己需要而构建的神话、符号”。他试图揭示这类的文化交流背后隐藏着某种利己主义。这反映了卡尔·贝克尔对他的影响（John Layton Harvey，2011，p.3）。不过，帕尔默最终与他导师那种对法国启蒙运动带有一点愤世嫉俗的立场保持了距离。他没有出版《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人对美国独立的想法》，而是转向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即启蒙时代的宗教信仰，这就是至今仍被奉为经典的《十八世纪法国的天主教徒和不信教者》（Palmer，1939）。帕尔默没有放弃对启蒙价值的认可，以同情的笔调描述了有信仰的天主教徒为适应现代思潮所做的努力。他认为，区分理性的现代哲人与有信仰的保守主义者，是武断的，而十八世纪的启蒙历史证明，信仰和理性之间可以展开交流（Dale K. Van Kley，2011）。

　　1936年，在贝克尔的推荐下，帕尔默成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视力不佳，无法服兵役，帕尔默以历史学家身份，效力于华盛顿特区陆军地面部队司令部，并参与《现代战略的缔造者》（Edward Mead Earle ed.,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中译本《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撰写了部分章节。这段经历影响了帕尔默的学术旨趣，不仅令他萌生了对军事史的持久兴趣，而且强化了他对多元政治历史主义的坚定认同（John Layton Harvey, 2011, p.4）。帕尔默在1940年代初发表的几篇书评中，表露了对相对主义的不满，认为这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修辞。他相信历史进步主义，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发现真理，而美国学者在考察欧洲史时，唯有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才能做出有价值的研究。他对那种琐碎的史实考据，以及只谈方法论而不做具体研究的理论反思，十分不信任（Palmer, 1941，1944，1958；John Layton Harvey, 2011, pp.3-4）。

　　1940年，帕尔默与法国革命史权威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1874-1959）建立起了长期稳固的关系。法国文明的命运牵动着这两位位于不同大陆、仅见过两次面的历史学家（James Friguglietti，2009，2011）。打动帕尔默，并促使他向美国学界力荐《八九年》（Quatre-vingt-neuf）一书的，不仅是勒费弗尔精致娴熟的分析，还有他在书中流露出的对1789年自由民主价值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事实上也是推动帕尔默此后半个多世纪里研究法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八九年》的英译本以《法国大革命的降临》（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为题出版，赢得了美国史学界的高度赞誉。格舒伊（Leo Gershoy，1987-1975，注：美国历史协会为纪念格舒伊的成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项年度学术奖“列奥·格舒伊奖”，奖励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史年度最佳作品）称这是“一部具有非凡价值的作品”。《法国大革命的降临》很快成为畅销书，直至1957年，即勒费弗尔去世那一年，该书共销售了四万余册（James Friguglietti，2011，p.58）。

　　战后，帕尔默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1950年出版的《现代世界史》（Palmer，1950；中译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9年）被超过一千所美国大学列为必读参考书，年销量从最初的每年一万册增加到四至五万册，至1965年，总销量已经超过了四十二万册（John Layton Harvey，2011，p.15，note 31）。直至今日，该书再版十二次，译成六种语言（Douglas Martin，2002）。此后十年，帕尔默开始酝酿那部为他奠定国际学术声誉的《民主革命的时代》（Palmer，1959-1964）。此书不仅为他赢得了美国史学界最高荣誉“班克罗夫特奖”（第一卷），还荣获由意大利猞猁之眼国家科学院（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注：该科学院成立于1603年，停办于1651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复重建，创办人赛西【Federico Cesi，1585-1630】以“猞猁之眼”命名学院，旨在鼓励后世以敏锐的洞察力不断推进科学探索）颁发的“费尔特雷尼利终身学术成就奖”（Feltrenelli Prize for lifetime scholarly。注：该奖由安东尼奥·费尔特里内利基金会【Antonio Feltrinelli Fund】颁发给那些在艺术、音乐、文学、历史等领域有杰出成就的人，奖金五万至二十五万欧元）。这本语气温文尔雅的巨著中，帕尔默既批评冷战时期美国的保守主义：“他们习惯于贬低法国革命，而且把美国革命看成是一场温和的和保守的运动，他们欣赏艾德蒙·伯克”，也批评那些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史家，因为他们模糊了民主革命“在大西洋或西方背景下的原创性特征”，“走得太远了”（Palmer，1972，p.172；John Layton Harvey，2011，pp.38-55）。

　　帕尔默对教育的关心以及对大学管理和改革的同情，可能是他接受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邀请，出任文理学院院长的原因之一。他想要把这所大学改造成继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之后中西部最重要的私立大学，而不是为了“填充我们的宿舍，招收傻瓜”（John Layton Harvey，2011，p.7）。或许是因为改革受阻，三年后，即1966年，帕尔默接替经济学家布朗（J. Douglas Brown，1898-1986），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教务长，一年后，重新回到耶鲁。1970年，帕尔默当选美国历史协会主席。1977年退休后，帕尔默又回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在这一阶段，帕尔默主要从事教育史研究，编辑出版了法国路易大帝中学的档案（Palmer, 1975），撰写了《人性的进步：教育与法国革命》（Palmer，1985）。帕尔默深信教育的进步是现代民主制度诞生的前提：“正是在法国革命时期，教育首次明确地、并且名正言顺地同民主联系在一起。教育中的平等问题、青年人才的培养、社会变革对教育的依赖、知识分子与政治利益集团的作用、中央集权体制与学校之间的关联、宗教教育问题、国民性（nationality）的锻造、对进步的希望、利用学校促进社会的技术发展和道德建设，围绕这些都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历史与现实遥相呼应。”（Palmer，1985，p.vii）

　　学术生涯的最后二十年，帕尔默不仅为英语世界带来了几部法国学界译作，包括鲍格朗（Louis Bergeron，1924-2014）的《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Bergeron，1981）、贝尔托（Jean-Paul Bertaud，1935-2015）《法国大革命的军队》（Jean-Paul Bertaud，1988），并通过结合原始文献的编辑翻译和学术评述，将主要经历投入到法国自由主义者的传记研究中，包括托克维尔家族（Palmer，1987），罗伯斯庇尔的信徒朱利安（Palmer，1993）、经济学家萨伊（Palmer，1997）以及格雷古瓦教士（未完成）。在帕尔默的学生沃洛奇看来，朱利安的经历反映了帕尔默的人生轨迹以及他对法国革命遗产的坚定信心（Isser Woloch，2004，p.398）。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法国革命饱受修正派围攻之时，帕尔默坚持为1789年革命辩护，他不满弗雷（François Furet）的解释，认为他把革命简化为一场话语上的意识形态角逐的游戏。帕尔默私下曾说，正统的历史学家“至少把革命看作是一场真正的冲突，一场在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对立的利益之间的斗争，而不仅仅是文字、话语、图像和象征主义的问题”（Isser Woloch，p.397）。

　　《十二位统治者》出版于1941年。帕尔默受勒费弗尔的影响，转向研究革命恐怖统治（Friguglietti，2011，p.57）。但是，推动他选择此时出版该书的主要动力是一种现实考虑。这本被称为“时代宣传单”的作品试与战时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帕尔默试图借用救国委员会的历史证明，战时紧急状态，采用临时集权与暴力手段，尽管会破坏公民自由，但是可以接受，也是必要的，只要其最终目的是保卫公民权利与宪法。他借此呼吁战争总动员，以挽救濒临灭绝的法兰西共和国以及1789年革命传统的自由民主精神。正是因为这一层现实意义，使《十二位统治者》在研究革命恐怖统治的众多研究中，独树一帜，影响力经久不衰。

　　从性质上说，救国委员会是革命时期的临时强权行政机构，前身是“国防委员会”（Comité de Défense générale）（Matta-Duvignau，2013）。国民公会下设十八个委员会，分管不同事务。但是，各委员会之间缺乏合作与沟通，更缺少一个统筹协调的部门。因此，国民公会于1793年1月1日召集八个主要委员会（军事、财政、殖民地、海军、外交、制宪、商业），每个委员会派出三名代表，组成国防委员会，作为战时总协调机构，其权力在各部部长之上，规定部长、军队统帅、外交官每天向国防委员会，汇报工作。但是，由于会议规模过大、会场公开等原因，国防委员会的工作效率并不高。再加上1793年春天出现了一系列危机，杜穆里埃进攻荷兰失利叛国，《三十万征兵法》导致旺代叛乱，经济危机导致巴黎忿激派请愿，要求颁布《最高限价令》，1793年3月18日，巴雷尔要求国民公会成立新的委员会，名为“救国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中文旧译为“公安委员会”，不确）。3月25日，救国委员会成立。起初规模较大，为二十一至二十六人，4月6日缩减为九人，其中包括以巴雷尔为首的七名平原派代表、丹东和他的朋友德拉克洛瓦（Delacroix），既没有山岳派，也没有吉伦特派。根据4月6日法令，救国委员会的成员每月需要换选，“有权力采取内外总体防御的任何措施”，监督并推进临时执行委员会（Conseil exécutif provisoire，即临时政府）的工作，有权暂停它颁布的法令。救国委员会的会址在卢浮宫的花厅（pavillon de Flore，后更名为“平等厅”【pavillon de l’Égalité】，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Tome 16，p.76）。

　　学界一般把救国委员会的历史分为三段。从1793年4月6日成立至7月10日，为第一阶段，由于丹东在救国委员会中的影响很大，这一时期称为“丹东委员会”（ministère Danton，这一提法出自法国史家奥拉尔，参见A. Aulard, “le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99, Tome XXXVII, p.492）。丹东尝试与反法同盟诸国和平谈判的外交策略不仅以失败告终，而且让他背负了出卖共和国的罪名。另外，他也想无罪开释王后，宣称君主制与人民主权并不矛盾，这等于变相否认了1792年8月10日革命。种种原因导致丹东在1793年6月2日清剿吉伦特派代表之后逐渐失去了支持。

　　1793年7月10日，救国委员会改组，开启第二阶段的历史。此次改组历经两月，直至9月完成，史称“大救国委员会”（Grand Comité），成员包括（按当选时间先后）：巴雷尔（律师，4月6日）、艾罗·德塞舍尔（贵族，5月30日）、库东（律师，5月30日）、圣茹斯特（律师，5月30日）、让蓬-圣安德烈（新教徒，船长，7月10日）、马恩的普里厄（律师，7月10日）、兰代（商人，7月10日）、罗伯斯庇尔（律师，7月27日）、卡诺（军人，8月14日）、科多尔的普里厄（军人，工程师，8月14日）、科洛·达布瓦（演员，9月6日）、比约-瓦伦（律师，9月6日）。艾罗·德塞舍尔于1794年被捕，4月5日处决外，剩余十一人一直都是救国委员会的成员，直至热月政变（1794年7月27日）。

　　热月政变后为第三阶段。重新掌权的国民公会对救国委员会进行了改组，规定每月必须更换四分之一代表，并增补六人，取代已经去世的罗伯斯庇尔、库东、圣茹斯特、德塞舍尔以及让蓬-圣安德烈和马恩的普里厄。此后，巴雷尔、比约-瓦伦与科洛·达布瓦受审，后两人被流放到圭亚那。共和二年果月7日（1794年8月24日）法令结束了救国委员会权力核心地位，随着《共和三年宪法》的颁布（1795年8月22日），救国委员会退出历史舞台。

　　《至暗时刻》考察的正是在1793年7月-1794年7月间，统治革命法国的救国委员会十二位委员的活动。或许，在近代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共和二年那样，蕴含现代革命的内容与本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与共和二年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1940年6月19日，帕尔默在给友人、出版商老克瑙夫（Alfred A. Knopf，1892-1984，老克瑙夫即克瑙夫出版社的创始人）的信中说：“法国即将毁灭。”（Friguglietti，2011，p.57）帕尔默在过去和现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建立连接，试图在捍卫濒临灭亡的法兰西共和国与国民公会最激进的执行机构所实施的过度暴力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以便从罪行和暴力中，证明救国委员会及其施行的恐怖统治的存在价值。他强调救国委员会“成功统治了一个分裂的法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成功击退了君主与贵族的力量……同时满怀真诚地……试图实现革命的理念”（John Layton Harvey，2011，p.42）。帕尔默把救国委员会视为现代独裁政权的原型，把《共和二年霜月十四法令》确立的革命政府看成是现代国家的雏形（中译本，129页）。他认为，只要目的是为了建立共和国，那么，新生的民主政权可以诉求专政和独裁。山岳派独裁和恐怖统治不仅是必要之举，尽管存在缺陷，而且也是一项创举，虽然带来了不容否认的罪行。迟至1989年，帕尔默依旧认为：

　　救国委员会统治的一年是恐怖统治和断头台的一年，也是第一个可以被明确界定为现代革命独裁统治的一年。但是，这一年也是许多民主思想被确定，并被推向整个世界的一年，尽管这些民主思想并未实现。正是1793年和1794年的法国革命者首次以一种正面的形象，描用民主来描述他们想要建立的社会。罗伯斯庇尔明确提出了一个代议制民主的方案，对抗那些平民活动家要求的直接民主。（Palmer, “Introduction to the Bicentennial Edition,” inTwelve who ruled: the year of the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xviii）

　　可以预见，帕尔默势必会给罗伯斯庇尔以极高的评价，甚至认为，他是“虽然犯下了许多错误，但仍然是民主政体的六位主要先知之一”（中译本，281页）。他对这位“不可腐蚀者”的品行及其对民众理论的贡献，也给予了相当重视，把罗伯斯庇尔在共和二年雨月18日（1794年2月8日）所做的《指导国民公会内政管理的政治道德原则》报告，视为一份充满了体现孟德斯鸠精神的文本。帕尔默认为，尽管建立一个美德共和国的目标不可能实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革命法国缺少的正是一种以美德为基础的民主。他认为，罗伯斯庇尔对美德的渴望并不是一种空中楼阁的幻想，而是与革命本身的目标相适应的、因此可资利用的必要手段。“必要”（Necessity）是他为恐怖统治辩护，为救国委员会辩护时，常用的措辞。什么是必要？帕尔默在为勒费弗尔的《八九年》英译本前言中给出了详细的解释。他写道：

　　必要性并不意味着由超人的决定论（superhuman determinism）或不可否认的辩证法强加的必要性。它是一种与选择自由相适应的必然性，是一种来自判断、目的和政策的必然性，可以这样来表达：为了达到这样或那样的目的，我们必须做这样那样的事。这是实践生活中熟悉的必然性，即一个人如果想实现一个目标，就必须想出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或者，如果这个手段是不可接受的，就改变这个目标。这基本上就是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情况：1789年的许多法国人都有类似的目标；但有些人继续坚持这个目标，“不得不”采取他们不喜欢的手段（例如，罗伯斯庇尔不“喜欢”恐怖），而其他人迟早无法接受这些手段，“不得不”改变他们的目标，即反对正在进行的革命。关于什么是必要的意见分歧，变成了关于什么目标是合法的分歧。只要人们认为在十八世纪试图在法国引入一种政治民主是明智的、可行的或合法的，那么根据本译者的判断，就必须把革命者直到1793-1794年独裁统治所采取的几乎所有步骤视为必要的。如果认为这些步骤是不必要的，把它们斥为“过激行为”，就必须说当时法国的政治民主目标是错误的或不可能实现的，当用来实现它的手段变得明显时，就应该放弃。（Lefebvre，2005，pp.xxxiv-xxxv）

　　根据帕尔默的理解，所谓“必要”，不是与主观意志无关的必然，而是与目的、判断和手段相适合的必须。手段是必须的，因为这是达成目的所必要的。所以，他认为，就其所实现的目标而言，1793年救国委员会的统治手段是必要的，“1793年既是断头台的一年，也是第一个可以被明确界定为现代革命独裁统治的一年”。帕尔默的观点似乎接近“环境决定论”，但有差别。

　　恐怖统治的起源及其性质一直是革命研究中争执不休的问题。对恐怖的反思始于热月政变，存在三种立场不同的接受。首先是保守派或极端保守派，他们把恐怖的意义连同革命的意义一同否定，比如“法兰西行动”的成员皮埃尔·加克索特（Pierre Gaxotte）。不过，这种解释现在已没有市场。其次，肯定恐怖的价值，认为这是必要且必须的措施，认为恐怖是对应对革命危机——贵族阴谋、战争、反革命——不得不采取的措施，是环境逼迫下的权宜之计。帕尔默在书中批评的奥拉尔就持这种观点（中译本，57-58页）。第三种解释是一种观念论，认为恐怖产生于观念，承袭了绝对主义的某些内在要素，与环境无关，以孚雷和贝克（Keith Baker）为代表。

　　帕尔默同样认为恐怖统治产生于特定的环境，区别在于环境论本质上是一种冲击—回应理论，认为威胁——不论威胁来自反法同盟，还是贵族阴谋，抑或革命内部的敌人——是外因，而恐怖统治则是应对这些外因的必要手段。而帕尔默不同意这种解释，认为它没有充分考虑到革命法国的实际情况。他指出，“如果法国人是像他（指奥拉尔——引者注）所想的那样爱国，那为何还要被如此恐吓一番采取措施保卫他们的祖国”（中译本，57页）。因此，帕尔默实际上在“冲突-回应”解释模式中，添加了“应对、接受”环节，认为法国人的态度和心态是革命政府决定采取恐怖统治的直接原因。

　　帕尔默认为，恐怖统治自然由局势所致，是一种与保存共和国这一根本目的相适应的必要手段。但是，在他看来，所谓局势，并非仅仅指外部威胁，还应当考虑法国的国情。他指出，“造成这些形势的首要原因是革命所导致的国内混乱。恐怖统治是作为抗击侵略的手段开始，但是侵略之所以成为威胁，是因为法国国内的分裂”（中译本，58页）。换言之，正是因为法国人的心态以及国情，才使得反法同盟的侵略足以威胁共和国的存亡。若非如此，“为何还要被如此恐吓一番采取保卫他们的祖国”（中译本，57页）。那么，所谓的“法国国内的分裂”指的是什么？首先，国民是涣散的。和二战时期投降的法国一样，“1793年的法兰西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爱国”，他们受过的“教育不足以让他们作为一个国家整体行动”，而且他们对巴黎，对中央政府充满了敌意，因为革命政府诋毁了他们“对王室的感情，迫害了他们的宗教，扰乱了他们的生意，让他们的产生没有保障”（中译本，57页，247页）。其次，军队是涣散的，1793年夏天，共和国大约有五十万武装人员，分属十一支军队，但是，由于担心权力过大，所以没有最高指挥官。军队本身也有问题，因为能征善战的是旧制度的军人，新征的志愿军太过激进，自由散漫，不愿服役（中译本，81页）。最后，革命者本身也是各怀鬼胎，“受贿者、撒谎者、伪善者、诬告者、政治恶棍、诈骗合同者、只关心本派的派系领袖、即使是党派也无法控制的个人、利用爱国主义为自己谋取利用的人和利用自由煽动风潮的人、不纳税的人、在军队服役的人，或者是接受法定工资和物价的人”比比皆是（中译本，280-281页）。正是这些分裂、涣散，才使得威胁变得如此严重。

　　根据《至暗时刻》的行文与分析，上述三种分裂状况，也正是恐怖统治得以运行的三个层面。首先，恐怖的目的是恫吓普通民众，迫使他们遵守对战争而言至关重要的征兵、征购、最高限价等前所未有而且必然不受欢迎的举措，并通过宣传、节庆等方式让他们接受新生共和国的制度、官员、代表和文化表征物。“恐怖统治不是黑暗统治。恰恰相反，和许多其他事物一样，这不过是强迫民众接受新启蒙的又一次尝试。”（中译本，46页）其次，恐怖统治也是一种战术，用来对付旺代的叛军、里昂与马赛等南部地区出现的联邦叛乱，不仅采用严厉的措施叛乱，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也允许动用大规模屠杀。第三，救国委员会也利用恐怖统治，驱散来自巴黎街头、国民公会以及其他革命队伍中的异见者或挑战者，包括以丹东和其他人的宽容派、以埃贝尔派为首的极端激进派，就像清剿吉伦特派一样，政治清洗以检举和告发开始，以敷衍了事的审判和处决结束（Isser Woloch, “Foreword to The Princeton Classic Edition,” inTwelve who ruled: the year of the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xi-xii）。

　　为证明上述观点，《至暗时刻》的论述很有策略，甚至可以说非常有倾向性。全书不讨论思想观念，只讨论行动中的恐怖统治，它告诉我们救国委员会做了什么，至于为什么这么做，受到何种思想的影响，言之不详。在分析罗伯斯庇尔在共和二年雨月18日（1794年2月8日）《指导国民公会内政管理的政治道德原则》时，帕尔默注意到的也不是政治道德本身的思想意涵，而是一种符合现实的判断和策略，当时存在“大量没有美德的人”，在这样的背景下，“谁不会同意1794年2月的法国可以利用一点‘美德’呢？”（中译本，281页）其次，全书不厌其烦地证明反法同盟本身并不可怕。在帕尔默的笔下，同盟军各有算计，总不愿把所有实力投入到战场，“为波兰争吵不休”（中译本，58页），甚至在攻下孔代和瓦朗谢讷后，停止进军，以至于失去攻占巴黎的绝好机会。另外，全书几乎不讨论贵族阴谋与贵族叛乱。这些论述无非都是为了证明，危机本身并不可怕，相反，危机升级，是因为“整个法国已经被无政府主义和内战所毁”（中译本，89页）。《至暗时刻》拒绝认为救国委员会是罗伯斯庇尔独裁统治的工具，因此强调十二位统治者性格迥异，多有不合（中译本，206页），以至于救国委员会经常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中译本，69页），而且还弱化了罗伯斯庇尔的影响（中译本，40页），甚至不太谈论雅各宾派的作用。《至暗时刻》试图证明救国委员会所代表的是机构独裁，而非个人独裁。帕尔默写道：“这十二个人不是作为个人，不是出于个人领袖的原则，才被认为是国家意志的代表，而首先是因为他们是国民公会的代表，其次是因为他们还是那个受国民公会辖制的缩小版国民公会的委员”。他还援引英国史家汤普森（J. M. Thompson，1878-1956）对委员签发法令的分析，进而证明救国委员会的工作有具体分工，而不是由罗伯斯庇尔一人独断专行。

　　这种倾向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太合适，但在上世纪中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欧洲的民主传统濒临奔溃之际，却是众多研究者的共识。当时的自由主义史家，如上文提到的汤普森，美国学者格舒伊、女史家希思罗普（Beatrice Fry Hyslop，1899-1973，注：希思罗普是美国的法国历史研究会【Society for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的创立者）等人都致力于捍卫启蒙激进主义和革命遗产，反对保守派的解释（Palmer，1941；尤其注意他对布林顿【Crane Brinton，1898-1968】著作的批评：“这种观点着重强调了革命是一种宗教，这依旧是保守派的标志。此观点在美国的代表是布林顿，他的主要著作《雅各宾派》【The Jacobins，New York，1930】和《革命十年》【A decade of revolution: 1789-1799，New York，1934】），因为这是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有力武器。正如哈维在一篇评论文章所指出的：

　　从某种程度上，研究美国学者在过去一百年中如何书写法国历史的，是在评估美国自由主义演变的轮廓。对专门研究法国历史、法兰西帝国或更宽泛的欧陆历史的美国史家而言，二十世纪见证了制度乐观主义的持续稳步增长。尽管保守派对人民主权和普遍的启蒙理性的怀疑曾经明显地影响了历史学这个行业，但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来，美国的法国研究已经越来越多地与进步思想的进步联系在一起。

　　正是秉持这样的信念，帕尔默选择在纳粹势力如日中天之时，出版《十二位统治者》。在这部面向普通读者的著作中，帕尔默告诉美国公众，纵然在“至暗时刻”，也不应放弃对民主自由进步的信念。他哀叹“法国即将毁灭”，但也充满乐观地告诉老克瑙夫，“我们无疑越来越重视民主的历史与意识形态的根基”（Friguglietti，2011，p.57）。

　　本书译笔流畅，较好地体现了帕尔默充满历史感的文笔，但错译较多，部分属于文本编辑疏忽，择要列举：“公共安全委员会们治下的法国”应为“救国委员会治下的法国”（中译本第3页）；“节日”应为“革命日”或“大事件”（中译本44页）；《箴言报》应为《导报》（中译本55页）；“恐怖成为时代秩序”应为“恐怖统治提上日程”（中译本53页，197页）；“房产”为“不动产”或“国有财产”（中译本63页）；三处“治安委员会”应为“公安委员会”（中译本66页）；“移民潮”应为“流亡者”（中译本85页）；“布列塔尼山庄号”应为“布列塔尼三级会议省号”（中译本210页；为舒瓦瑟尔改革产物，建于1766年，因由布列塔尼三级会议省出资建造，因此命名，耗资一百一十五万里弗，装配一百门大炮，革命时期改名为“革命号”【Révolutionnaire】，1796年退役）；“农场税务官”应为“包税商”（中译本235页）；“米迪”应为“南部地区”（中译本251页），“雾月十四法令”应为“霜月十四法令”（中译本129页，之后多处），“圣茹斯特”应为“圣安德烈”（中译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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