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匠轶事丨老舍、茅盾、巴金那些文坛巨匠的上海往事
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名人大家都与上海这座城市颇有渊源。他们当中,有的曾长住黄浦江畔,主编多种著名刊物,积极从事文化活动;有的曾屡次来到申城,在这里写下名作,度过一些难忘的岁月;有的未曾久待上海,却与它有着很深的缘,并藉此登上文坛。追寻这些文化名人在沪的足迹,实际也是对我们这座城市文化底蕴的一种审视。
1924年7月,老舍初次来到上海,稍作停留就从杨树浦码头乘轮船前往英国,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在空余时间,他为了解闷动手尝试写小说。
翌年上半年,老舍描述北京各阶层市民生活及思想感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完稿。根据许地山的建议,他将此稿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收到来自海外的《老张的哲学》,一字一句地读完,觉得它虽然有点潦草地写于练习簿,但颇具新意,于是决定采用。
1926年6月的《小说月报》“最后一页”栏目登出介绍:“舒庆春君的《老张的哲学》是一部长篇小说,那样的讽刺的情调,是我们作家们所尚未弹奏过的。”同年7月起,《小说月报》分六期连载《老张的哲学》;8月号登出的第二部分,按作者要求改署笔名“老舍”。
1927年1月,《小说月报》再次对老舍的作品进行介绍:“《赵子曰》,那是一部篇幅很长的作品,也许至年底才能完全结局。《赵子曰》的作者,为写了《老张的哲学》的老舍君,而这部《赵子曰》较之《老张的哲学》更为进步,写的不是那一班教员闲民,写的乃是一班学生,是我们所常遇见,所常交往的学生。老舍君以轻松微妙的文笔,写北京学生生活,写北京公寓生活,是很逼真很动人的。”
随着《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相继在沪发表(上海商务印书馆还于1928年出版单行本),老舍受到极大鼓舞。他很快又写出描写马氏父子在伦敦生活经历的《二马》,这部长篇小说于1929年由《小说月报》分七期连载。当年,老舍作品那十足的京味、生动的情节、风趣的幽默、深刻的讽刺,轰动了整个文坛。
1930年初,老舍从伦敦转道新加坡归国,于3月抵达申城,暂住郑振铎家。郑振铎的夫人高君箴在《一个难忘的人》中回忆:“老舍先生刚从新加坡回国,来沪小住了约半个月,就在我家下榻。他是个勤奋的人,天天埋头写作,他的那篇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的最后两万字,就是在我家里完成的,后来就发表在当时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
赵景深在《我所认识的老舍》中谈及:“我早就在《小说月报》上看过老舍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和《二马》了。但我初次见到老舍,却是在郑振铎的家里。老舍刚从英国回国。振铎请他吃饭⋯⋯他那晚清唱《黄鹤楼》,一赶三,使人能从他的声音中辨别出谁是周瑜、孔明和张飞,怪不得他这样会以‘对话’来显示‘人物’的个性。”
那时,老舍听说赵景深将与李希同结婚,就毛遂自荐愿做婚礼的司仪;但因北平家中催他尽快返回,只好在4月4日给赵景深一封信,其中写道:“日内不得不搭船北上。你的婚礼因而不能看见,深觉罪过!送你一本小书,聊表贺意,请你原谅我⋯⋯”
老舍在北平只待了三四个月,就应聘去济南担任齐鲁大学文学院教授、国语研究所文学主任。1930年冬,他着手创作以“五三惨案”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大明湖》。1928年5月3日发生的“五三惨案”,也称“济南惨案”,是日军在山东制造的震惊世界的血腥事件,他决定用自己的笔来揭露那令人发指的暴行。
在《大明湖》脱稿时,他又寄给了《小说月报》。编辑部收到稿件后,拟在“新年特大号”上开始连载,并于1931年12月作预告:“《大明湖》心理的刻画,将要代替了行动表态的逼肖,为老舍先生创作的特点,全文约二十万字。”不料陡生重大变故: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沪发动“一·二八”事变,兵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一带;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之中,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大明湖》也葬身于火海。
老舍的《大明湖》毁于“一·二八”事变,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幸好,后来经过朋友们劝说,他曾将《大明湖》最精彩部分写成一部中篇小说,这便是《月牙儿》,被收入《樱海集》,于1935年8月由上海人间书屋出版。
1920年春,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茅盾与陈独秀结识。陈独秀刚由北京抵达申城,正着手在沪继续出版《新青年》杂志,茅盾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成立时,茅盾成为现代文坛最早的党员之一。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越来越频繁。茅盾因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平时同作者往来比较多,便被党组织任命为联络员。茅盾晚年曾回忆:
“党中央因为我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是个很好的掩护,就派我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暂时我就编入中央工作人员的一个支部,外地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我,外封面写我的名字,另有内封则写’钟英’(中央之谐音)。我则每日汇总送到中央。”
那时,郑振铎协助编辑《小说月报》,见茅盾信件特别多,就开玩笑私拆了一封;他看到内封写着“钟英”,以为自己知晓了茅盾女友的名字,再撕开则大吃一惊,它竟是中共福州地委给中央的报告。当然,郑振铎对此守口如瓶,一直没有泄露出去。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茅盾积极投入工作,曾奉命到广州担任秘书。1927年冬,他重返上海,为了躲避反动派的“通缉”,隐居于虹口景云里11号半(今东横浜路35弄11号甲)。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石库门房屋,青砖青瓦,貌不惊人。然而,就在此处他有着不寻常的经历。
在景云里寓所,茅盾第一次和鲁迅进行了深谈。周建人在《悼雁冰》中回忆:“雁冰从武汉经牯岭回上海,躲藏在景云里寓所的三楼上。不久鲁迅也到了上海,先是住景云里23号,后来搬到18号,我则搬到17号。我的前门斜对着雁冰的后门。因雁冰不能出来走动,我就和鲁迅去看他,大家谈了很久。”
这讲的是茅盾与鲁迅第二次见面,其间他们都回顾了自己的经历,畅谈了形势。最后,鲁迅说:“我在广州想和创造社造成一条战线,但没造成,现在到了上海,我还是要联合创造社,造成一条战线,来呐喊几声,破破大屠杀后的寂静。” 茅盾则说:“我要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我们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于是,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共同战斗在左翼文坛上。
在景云里寓所,茅盾创作了第一批小说。由于整个心灵曾被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苦闷、迷惘缠住,脑海里不断浮现武汉那惨烈的一幕,他情不自禁地拿起了笔。他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谈到:“景云里不是一个写作的好环境,时值暑季,里内住户,晚饭后便在门外乘凉,男女老少,笑声哭声,闹成一片。”
他在很艰苦的条件下,相继完成《幻灭》《动摇》《追求》这三部带连续性的中篇小说,以广阔的场面、宏大的气势,描绘了大革命期间的社会现实和剧烈变革,刻画了那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和心路历程:“一、革命前夕的亢奋和革命既到面前的幻灭;二、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三、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
它们视角独特,丝毫不回避历史教训,显示了作者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和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后来,在它们合起来出版时,将书名定为《蚀》,以表明书中写的人和事,就像月蚀、日蚀一样是暂时的,最后胜利是必然的。
在景云里寓所,茅盾第一次使用“茅盾”笔名。当《幻灭》前半部分脱稿时,茅盾觉得当年的社会充满着矛盾,便署名 “矛盾”。《小说月报》编辑部的叶圣陶收到书稿,认为所署的“矛盾”一看便知是假名,提出不如在矛字上加个草头,更有利于掩护身份。茅盾欣然同意,《幻灭》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轰动,他成为文坛升起的一颗新星。从此, “茅盾”这个笔名一直被沿用,《蚀》“三部曲”连同后来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小说,使他名扬海内外。
1921年3月,文学研究会成员茅盾、沈泽民(左一)、郑振铎(左二)、叶绍钧(右立)在上海半淞园
茅盾早年在景云里11号半住了将近一年,1928年夏他东渡日本后,它曾成为冯雪峰的寓所。因此处产生过文学巨匠的那些“第一”,所以在现代文学史中颇为耀眼。
1937年夏,巴金入住上海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927弄)59号三楼。在这里,巴金完成了《春》《秋》的写作。据巴金的《谈〈春〉》回忆:“1937年8月淞沪抗日战争爆发,我又把小说放在一边,和朋友们一起办《呐喊》《烽火》。”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巴金为了支持淞沪会战,决定在上海发起创办一份文艺杂志,联合同人“思竭棉薄,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经过巴金和茅盾等自筹资金和紧张筹备,《呐喊》于8月22日在硝烟中问世。《呐喊》为周刊,由因战火处于停顿状态的上海《文学》社、《文季月刊》社、《中流》社、《译文》社联合主办,以登载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杂文、速写、木刻、漫画等为主,竭力呼吁民众行动起来,一致抵抗日军侵略。
在创刊号上,萧乾发表《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申明“即使拿笔,也不再是‘做文章了’”,要用笔当武器;巴金发表《一点感想》,宣布将“用墨水来发泄我们的愤怒”,这其实也是整个上海文化界的共同心声。然而,上海租界当局屈从于日军的压力,在《呐喊》第二期刚出版时,便对它进行查禁。巴金毫不气馁,又着手筹备以新的刊名恢复出版。
9月5日,第三期《呐喊》更名《烽火》,继续在沪印行。《烽火》系三十二开本,每期十六页。其《创刊献词》呼吁:“大时代已经到了。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要求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贡献他的力量。”该刊重点推出报告文学、通讯和诗歌,也登载短篇小说、杂文和美术作品,主要撰稿人有巴金、茅盾、王统照、郑振铎、刘白羽、靳以、杨朔、胡风、钱君匋等。它及时反映淞沪会战前线的情况,广泛报道各地的救亡动态,深刻揭露汉奸的丑恶行径,犹如为反抗日军侵略而熊熊燃烧的“烽火”。
巴金起初担任《烽火》社发行人(即社长),不久又兼管编辑。那时,他几乎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办刊上,并以《烽火》社名义出版“烽火文丛”“烽火小文丛”等丛书,竭力宣传抗战。为让书刊尽快同读者见面,他除了常在上海霞飞坊59号寓所挑灯夜战赶写有关文章,还屡次不顾敌机盘旋,亲自赴印刷所修改稿件、阅看校样。
11月7日,《烽火》出版第十二期后,由于上海沦陷和租界当局阻挠,被迫停刊(翌年5月在广州复刊,改出旬刊,仍由巴金主编,至12月终刊)。这份巴金倾注大量心血的文艺杂志,虽存在时间不算太长,但为推动抗日救亡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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