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这是上海民众向帝国主义列强的一次大示威，唤起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洪流中去。少年张困斋就是目睹了“五卅惨案”，而从宁静的书斋中被撼醒并逐步投身反帝爱国运动，走上革命道路，从一个热血少年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他历经上海的抗日救国群众运动、江南游击区艰苦的武装斗争，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他冒着随时可能被敌人抓捕的危险，从事地下通讯工作。最后，敌人的酷刑折断了他的腿骨，摧残了他的身体，夺去他的生命，但没能动摇他忠于革命、忠于的坚强意志，夺不走他对的坚定信念。

　　张困斋，原名德辨，又名人杰、昆者，宁波市北仑区人。1914年6月11日生于小港衙前村。父亲张昌龄，是上海德兴钱庄经理，家庭生活还比较宽裕。幼年随父母到上海，在市北中学附属小学读书。1925年5月30日，张困斋和兄长张承宗在南京路上由西藏路向东行走，见从外滩方向朝西走来一支工人学生游行队伍，约万余人，挥舞着小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兄弟俩站在老闸巡捕房西侧的宝成银楼门口，亲眼看见英国巡捕开枪残杀工人学生，打死13人，重伤15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11岁的张困斋顿时热血沸腾，奔回家中激动地向家人诉说。全家凑了钱，他买了面包饼干，到老闸巡捕房，从后门进去慰问被拘留的爱国青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把他从优裕的生活、宁静的书斋中撼醒，受到深刻的革命教育，从此他立下少年志，要与帝国主义反动派作斗争。

　　由于父亲壮年病逝，家境渐衰，1926年，张困斋随母迁回家乡，就读于镇海县立中学堂（今镇海中学）。当时镇海也掀起革命风潮，柔石（赵平复）在校中任教务主任，困斋受其熏陶，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接受革命启蒙教育，常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切磋学习。他喜爱阅读文艺书籍，从古典文学到进步的翻译小说，手不释卷。当他看到社会上贫富悬殊，每遇有钱有势者以强欺弱，便挺身而出，打抱不平。1927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革命志士的风波扩及宁波、镇海。县立小学校长胡焦琴被害，困斋的表兄是员，在该校当教师，也遭逮捕，这使他看清了蒋介石反革命真面目，同时也领悟到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少年困斋思想上已有了为革命而牺牲一切的准备。

　　1929年，张困斋初中毕业，考入宁波工业学校，读了一年高中课程，1930年辍学到上海，就业于辛泰银行，从练习生做起，逐渐升迁为营业股办事员。1932年“一·二八”日本悍然进攻上海，各界人民掀起抗日高潮，困斋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亲友中征集捐款，买慰问品，写慰问信，慰劳前线将士。他与银行界同事一起，宣传抗日救国，唤起民众，反对政府卖国投降、人民的反动政策。他还和几位爱国青年一起凑钱，编辑出版半月刊《石榴》，寓意为开红花，结红子，象征拥护。困斋积极写稿，负责出版和发行等工作，但《石榴》只出版了4期，就被政府的社会局查禁而停刊。

　　为了早日找到组织，1933年，张困斋多处活动。他在量才补习学校读夜校时，认识了一位姓洪的同学，是中国征信所职员，两人逐渐熟悉起来。1934年老洪带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传单，还有《红色中华报》、《布尔什维克》等刊物，困斋和同事好友如获至宝，互相传阅，这时，困斋参加了“社会科学者联盟”和“武装自卫会”的活动。

　　1934年，张困斋和镇海北大街胡亨房家的胡梅卿女士在上海结婚，夫妻情意甚笃。不久，胡梅卿回乡探亲，突染时疫病故，困斋赶回镇海，痛不欲生。后来别人劝他再找对象，他坚决拒绝，并说要等革命胜利了再谈婚事，便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

　　1935年4月，在老洪朋友胡嘉的介绍下，张困斋参加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正式加入革命组织。

　　是年北平“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困斋积极参加活动，并和部分银行职员组织成立“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发表宣言，印传单，反对投降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2月，“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困斋所参加的“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作为发起单位参加，并成为其所属的一个大队，包括金融界、银行、钱庄、保险业的职员，困斋是其中积极的组织者和宣传员。每当学习时事和讨论理论问题时，他认真严肃的态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也感动了参加讨论的成员，而平时对友交往中，他态度谦和，言词恳切，给人以亲切诚朴的印象。1935～1937年，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发动的多次示威游行中，困斋总是担任联络和纠察队长，在银钱业大队前面开路，领呼口号，一次在游行队伍解散时，被。

　　这些活动揭露了假抗日、真内战的反动真面目，鼓动和教育了群众。但是这些活动还是停留在小范围，而没有切实地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广泛性不够，存在着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为了团结更多的银钱界职工参加抗日救国运动，需要利用合法条件，以多种形式启发群众爱国抗日。1936年6月，由张承宗、邵君美、韩宏绰、梁廷锦、张困斋等20余人，发起成立“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在筹建阶段，困斋到一家家银行、钱庄找熟人谈话，宣传联谊会的宗旨，使大家乐于参加。10月4日，“银联”正式成立，有会员440人，还有爱国的银钱界上层人士参加，成为上海有广泛影响的进步群众团体。“银联”设立了学术、娱乐、体育、出版等部，仅娱乐一项就有京剧、话剧、音乐、歌咏、口琴等多种形式。1937年“八·一三”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银联”组织了“战时服务区”，困斋是负责人之一，负责举办战时救护常识训练班，带领百人歌咏队，到市区街头、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演唱，激励群众奋起抗日，还到难民收容所做宣传教育工作，教难童识字，唱抗日歌曲。

　　1937年10月17日，张困斋光荣地加入中国，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他宣誓：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在中国实现，我愿牺牲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此后，困斋更深入地到银行、钱庄基层，针对不同人的性格特点，做个别谈话，进行宣传教育。他那带有浓厚宁波乡音，同志们听来特别亲切。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介绍了梁廷锦、戴湘生、舒自清、叶景灏、何广仁、顾洛毅、袁绮祥、夏寿祺等同志加入中国。1939年，“银联”已有会员7000到10000人，其中党员上百人，银行和钱庄建立了党支部。

　　为了迎接将来更艰巨的工作，困斋每天坚持锻炼身体，拉弹簧、举哑铃、晒日光浴、洗冷水澡。

　　1939年2月，张困斋由党组织委派去无锡梅村，参加江南游击区工作。他化名秦国维，被分配到一支名为“江浙游击军”的部队，担任政训处的秘书。该部队的司令邓本殷是一个旧军官，部队成员十分复杂，有散兵游勇，有地方帮会，但也有中共地下党员，参谋长、政训处主任和一些政工人员中就有中共地下党员。张困斋兼任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在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工作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既要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又要对陌生的、成份复杂的战士做坚持抗战的宣传教育工作，把部队改造成一支党领导的真正的抗日武装力量。困斋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要承担这项任务，确实是一个严峻考验。但他努力克服种种困难，机智灵活地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工作。4月份参谋长调走，新来的参谋长思想反动，公开扬言要撤销政治指导员，改组政训处。困斋不避危险，艰难地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青年。他随时保持警惕，防止意外，更不轻举妄动，以免中敌圈套。正当该部队有被新参谋长拉走的危险时刻，由叶飞率领的新四军老六团开进无锡，并和梅光迪、何克希率领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会合，很快解除了邓本殷部队的武装，对官兵分别情况作了处理。

　　张困斋被分配在“江抗”部队，经阳澄湖东进。不久，“江抗”奉命西撤丹阳，苏南沪宁路东地区工作全部转入地下。困斋当时疟疾发作，中共东路工委派他到苏州阳澄湖边的太平桥地区，接任东路特委的机关刊物《江南》半月刊的主编。他和编辑组的三、四位同志白天在村里的土地庙办事，晚上分头住宿在农民家里。他们日夜操劳，编辑出版了《江南》第5至9期，每期20余页，16开本，内容有：特委负责同志的文章，提出当时的中心工作；时事分析，国内外重要新闻；工作通讯，论述；文艺随笔等。《江南》经常报道江南老百姓在敌伪残酷统治下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激励战士勇敢地打击敌人，坚持艰苦的抗日斗争。《江南》每期发行量不断增加，深受广大军民读者的喜爱。

　　1939年冬，太平桥地区的地方武装胡肇汉部叛变，并大肆捕杀我干部。中共东路特委机关撤离太平桥，《江南》暂时停刊。此时困斋的健康情况很差，浑身虚肿，痔疮疟疾并发，行路也很困难，无法随机关撤离，党组织决定把他调回上海。一个漆黑的深夜，困斋回到上海家中，他衣衫褴褛，长须披发，病魔缠身，但他休养期间仍坚持工作。

　　当时的上海正处在日本占领的黑暗年代，地下工作条件极为艰苦，党组织分配张困斋联系金融界钱兑业支部的工作。他主持编写了《战后上海的钱兑业》一文，刊印在地下党组织于1941年出版的《战后上海的金融》一书中。年底他又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埋头苦干，调查研究敌伪粮食市场，写出了专题报告。1945年他又和其他同志一起编制了《上海市工商金融名人录》。这些都为新四军进入上海提供资料。为了在日本报刊上收集信息和便于顺利通过日本兵岗哨，他自学日语，常发奋学习至深夜；为及时了解苏联卫国战争战况，同时又学俄语，刻苦认真地对着镜子练习卷舌音的发音；学会了俄日两种常用口语，他就到处奔走，为支援新四军采购物资。为节约开支，经常连几分钱的电车也舍不得乘，脚底走起了泡，还咬牙坚持着。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地下党为里应外合迎接新四军解放上海作准备。张困斋兴奋地印制传单、写标语，还准备把“欢迎刘长胜当市长”的传单亲自在大新公司楼上散发。但是形势突变，中共中央于21日两次急电，命令上海起义紧急中止，继续执行“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斗争方针。当时，中共上海市委要在上海设立秘密机关和联络点，困斋就专门负责设立秘密机关，在乍浦路123号开设“联合西服号”，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916号开设“丰记米号”，并担任经理，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张承宗、、李琦涛、浦作等人常来店中活动。不久，原来先后由刘长胜和张承宗直接领导的市委秘密电台，也由困斋领导。秘密电台的报务员是秦鸿钧。这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上海市委与中央通讯联系的机要工作，责任重大，任务十分繁重。困斋为了熟悉业务，自己也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准备必要时担负起电台工作。

　　1948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战线逼近长江，中央与上海市委来往电文日益增多，秦鸿钧和张困斋的工作也随之加重。困斋的身体渐渐不支，经常气喘难寝，根本没有时间就医。每当夜阑人静，从他卧室里传来阵阵剧咳，直到天明，但他次日照常工作。市委领导问困斋，收发报时间延长，容易被敌人察觉，是否要启用别的电台，他坚决说：“不要不要，我们能够完全任务。”他向秦鸿钧传达，秦回答：“用别的电台，他们不也是有危险吗？”两人紧握双手，决心用实际行动来迎接盼望已久的上海解放。

　　1949年3月17日深夜，特务用仪器测定了秘密电台的位置，包围了打浦桥新新里秦鸿钧的家。秦发出最后一串电波后，将机器藏匿，翻身从阁楼爬上屋顶，想趁天黑突围，可惜正值阴雨，屋顶瓦片上又长了青苔，脚底一滑跌了下来，被蜂拥而上的特务捕获。3月19日下午，困斋按约定时间正想敲秦家大门时，发现情况不对，立即转身离开，走到弄堂口，被两边特务挟住不得脱身，也遭逮捕。他在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受尽折磨。老虎櫈把他的腿折断，灌辣椒水使他咳嗽吐血不止，拔手指甲使他连心疼痛，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保守秘密，为了让同志们安全转移赢得时间，保护党的领导机关不受损失，保证地下党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工作不受影响，他宁愿自己承受痛苦和牺牲，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党的事业的胜利，充分表现了一个员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5月7日晚，特务将张困斋、秦鸿钧、李白等12位同志押赴浦东戚家庙残酷杀害。临刑前勇士们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这时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已逼近上海，敌人将烈士遗体推入壕内草草掩埋。仅仅18天之后，上海解放了。张困斋11岁起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终于实现了，而他却牺牲在曙光升起的黎明前。

　　8月28日，上海市委在交通大学礼堂隆重举行张困斋、秦鸿钧、李白、三烈士追悼会，中共上海市委在挽联上写着：“你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你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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