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清光绪三十年（1904）5月，从济南府通往京城的驿路上，山东巡抚周馥发出的一封奏折，快马加鞭递往京城。

　　周馥深知铁路的威力，他跟随李鸿章办理洋务多年，深受倚重。1886年，周馥看到“唐山运煤迟滞，不能以时接济兵船所需”，即禀请修通了胥各庄至阎庄的运煤铁路，铺设铁轨60里，这就是中国首条商办铁路——唐胥铁路。

　　光绪二十八年（1902），周馥接替已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此时的清廷，经历了庚子国变的巨大创痛，对世界大势有所体察，寄望实行新政以强国富民，一度遭受打压的洋务派官员重新受到重用。

　　周馥接任当年即大搞新政，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商人开办工厂，并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要求：访问胶州德租界。

　　此举石破天惊。当时的胶澳总督特鲁泊深感意外，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形容这是个“几乎无法令人相信的愿望”。虽无先例，在一番周密安排后，特鲁泊仍接待了这位清廷大员。

　　彼时，胶济铁路正在建设，周馥前往芝罘港（烟台）登上德国巡洋舰，沿山东海疆劈开浪花，在前海栈桥登陆青岛。

　　周馥的“破冰之旅”引起了国内外轰动，在特鲁泊为其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周馥一番言说记录在案：中国和德国生活在和平和友谊之中……即使青岛已被租借给德国，它仍属于山东地盘。

　　胶澳访问归来不久，便有了中国近代浓墨重彩的一幕：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和山东巡抚周馥，联名向清廷奏请在济南、周村和潍县三地自开“华洋公共通商之埠”，目的是“借堵洋人寻衅滋事之口，以期中外咸受其利益”。

　　周和袁都出身于淮系，在晚清政坛同气连枝，两人还有一层儿女亲家的特殊关系。那时的袁世凯，还是清廷内锐意改革的洋务派大臣。

　　除了自开商埠以抢抓胶济铁路红利，周馥还拨专款投资矿山开采，由此形成与德国人开办的山东矿务公司的竞争，直接导致了后者的破产。

　　这一次联名上奏，很快得到正式批复，允准山东自行开设三处商埠，济南就此拉开了一段划时代的历史：开放。

　　济南的近代工商业，肇始于同治九年（1870），时任山东巡抚丁宝祯兴办洋务，在济南城北建山东机器局，是山东最早的官办军火企业。

　　但前一年，已经有一位欧洲人踏上了山东的土地。德国地理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他雇佣了中国仆从和两辆马车，开始了对山东的田野考察，在其《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

　　济南府的土地的生产能力极强，非常肥沃。被划分成一块一块的田地，这里生产棉花和蚕丝，平原地区产的多是桑蚕丝，山区则是柞蚕丝。

　　博山的煤矿现在名气很大，我估计每年能出15000吨煤，对于中国的煤矿来说这一产量已经很高了。主要是因为博山煤矿位置优越，不怎么需要排水，所以才能有如此产量。但是这里的煤矿未来必然将落后于沂州府和蒲台的煤矿，虽然现在后两者还不行……蒲台的地理位置原本十分优越：离官道只有70里，离济南只有110里，而且更靠近黄河。

　　在这份日记中，李希霍芬对临沂（沂州府）、博山（淄博市博山区），蒲台（东营市广饶县）进行了详尽的调查，“找矿”是其核心目的。他提出：应将青岛作为“进入整个中国市场的一扇门户”，同时修一条穿越山东重要煤区的铁路，经府城济南，通向北京和河南。

　　李希霍芬的调查，后来深刻影响了德国的“中国策”，在1898年强占胶州湾后，德国力图把青岛这个渔村打造为“模范殖民地”，于是从本国请来一流的建筑设计师，按照19世纪末欧洲最先进的理念，对青岛进行全方位的城市规划，到周馥到访之时，一个现代化的青岛已初见样貌。

　　想必，踏入青岛的周馥，一定受到了感官和思想上的强烈冲击，济南开埠的想法，或许在那时就开始生成了。

　　和当时中国沿海城市“约开商埠”不同——那往往均伴随着轮船和枪炮的胁迫——济南商埠在行政、市政、司法等方面具有独立主权，并明确规定了涉及邮政、电报、电话等事宜均由中国人筹办。

　　山东为此成立商埠总局，统一协调管理商埠事务，总局下设工程局，掌管界址内工程建筑、工商行政、税务和治安管理，原任上海道台的袁树勋，被跨省调来参与商埠开办，袁树勋带来了上海公共租界的法律规章，作为济南商埠的参考样板。

　　据此，商埠区跳出济南府城，在西关外一片“东西长约五里，南北宽约二里”的区域，设定了四至范围，在这4000余亩土地范围内，商埠总局向中外商人开放经商贸易，特设有领事驻扎处、华洋贸易处、华商贸易处等服务机构。

　　这样，选址在圩城之外的商埠区，完全脱离了济南行政中心和军事城堡的功能，与老府城呈现“双中心”的空间结构，济南府“城”和“市”的功能东西分立，商埠区存粹以承载工商业发展为导向，为济南翻开了一页“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篇章。

　　因为要开放，商埠区摒弃了以王府为中心的传统城市规划格局，采用棋盘状布局，按经纬依次编号，东西称经，南北称纬，格局开放，道路宽敞，两侧还种植了法国梧桐。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10日，济南开埠典礼正式举行，此时周馥已调任两江总督，继任的几任山东巡抚，延续了与胶澳总督互访的惯例，直至清廷结束。

　　其实，不待正式开埠，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于当年先后通车，济南一跃成为华东地区的物资集散地和金融贸易中心，商埠区的火车站周边迅速成为了繁华地段，德、英、日、美“四大领事馆”先后入驻，意大利、奥地利设立领事代办处。

　　开放的风气，沿着胶济铁路东来，猛烈地冲刷着济南。以德国商人为主的外商蜂拥来到济南，开埠当年，一个德国人在经三纬二路建成了济南第一家电影院——“小广寒”，济南人从此喜欢上了看电影，商埠中心区一度密集分布着多家电影院。

　　因为商埠面向中外开放，中国商人也在迅速成长。1905年，刘福航和庄钰等人创办济南电灯公司，济南近代民营工业实现零突破。之后几年，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为迅速，到1907年，周庆冕等商人创办济合机器公司，喊出了一句振奋人心的话：“制造各种机器及一切铜铁各货，以开通风气、抵制洋货。”

　　济南涌现了一大批知名商号，瑞蚨祥、宏济堂、振业火柴厂，成丰面粉厂……他们在商埠区租赁土地开店设厂，经一路、经二路、经三路渐成繁华之地。至此，“济南遂不独为山东政治中心，更为山东工商业之要埠”。

　　另起炉灶的商埠区，俨然已是济南府的城市副中心，很快从建筑质量到供水供电，从娱乐休闲到城市交通，成为济南最有活力的区域，骑自行车是商埠区最时髦的出行方式。

　　商埠区规划的4000余亩土地很快就不够用了，从1918年到1926年，此间中国经历了清廷帝制终结，北洋政府更迭，商埠区的发展并未停滞，逐渐向西扩展至纬十路，向南扩展至经七路。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委任的济南市长阮肇昌发布《建设新济南整个计划》，将商埠扩展至胶济铁路以北，并将政府办公区移至北商埠，北商埠逐渐成为以大型轻工业为主的工业区。1939年，日伪政权控制下的济南当局，又将经七路以南约1公顷的土地规划为南郊新市区。至此，商埠区从西、北、南三方向上拓展，渐渐地与济南府城并肩而立。

　　不断扩展的商埠区，也不断引来最先进的工商业，给城市带来了新动能。中外商人们又带来了新思潮，给济南注入了开放、包容的新观念。当时的济南，其工商业发展水平和思想潮流，在内陆城市中首屈一指。

　　到1948年济南解放前，商埠区与圩城之间的广大区域，已经被完全填充起来了。开埠之前，济南府城的面积大约10—12平方千米，但开埠之后30年的时间内，城市增长了近2倍，达到23—26平方千米。

　　以今日眼光来看，由于商埠和老城分置，济南老城得以保留，为泉城留下了可以接续的历史文脉，而商埠区也成为黄河流域最早按照现代规划理念营建的城区，为其他内陆城市提供了范例。

　　与此同时，济南东西扁平的空间格局也由此奠定，这样的城市生长的逻辑，一直延续至今。

　　1950年，一份《济南市都市计划纲要》，开启了济南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新蓝图，这部不叫“总规”的纲要，勾绘了济南城市用地发展范围：西至玉符河，南至大涧沟、黑龙峪，东至刘志远庙到大张马庄一线，北至黄河。

　　1956年，在国务院城建部苏联专家巴拉金的帮助下，确立济南为山东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济南作为一个有轻、重工业基础的水陆交通城市、综合性城市。

　　从这样的定位出发，在1956年和1959年的两版城市总规中，济南确定的空间发展方向，仍是在古城和商埠的基础上，沿着泰山和黄河形成的南山北水走廊，向东发展。

　　由此，“一五”、“二五”乃至计划经济时代的众多工业项目：济南钢铁厂、济南重型机器厂新厂区、济南汽车制造厂（中国重汽前身）……都在东部落户；在商埠区以西，则布局了济南二机床等工业项目。这些布局也奠定了济南的工业基础：拥有41个工业大类中的38个，是全国工业门类最多的城市之一。

　　其后，1980版的城市总规，延续了东西带状组团式布局的规划思路，并引入绿色空间隔离的理念，提出规划东部章丘县明水镇和西部长清县城关镇作为远郊小城镇……济南市的东西跨度变得更长了。

　　东西生长的同时，城市建成区也在南北加宽：向南逼近千佛山，向北逼近黄河大堤，南北方向的发展余地基本到头。所以，1996年的总规，仍确定济南的空间发展方向是东西向带状发展，并明确了“先东后西”的建设时序。

　　不过，当这一版总规在2000年得到批复之后，中国的城市发展，迎来了大开大阖的新时代，房地产开发渐成热潮，产业园区四处开花，几乎所有的城市，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拉开发展框架。

　　2003年，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两院院士吴良镛受邀来到济南。经过了一番细致考察后，吴良镛认为，济南一直延续带状发展是不合理的。他为济南提了一个十字方针：“东拓、西进、南控、北跨、中疏”。

　　十字方针中，“东拓”和“西进”仍是对原有方向的改进，“北跨”才是重点，吴良镛以战略的眼光提出：北跨黄河，是济南的必然一步。

　　黄河之于济南，没有“西来一水绕城流”的美丽景观和浪漫意象，其河道平均高于城区4—9米，犹如悬在城市上方的一条巨型水槽，槽内浑黄的泥沙向东奔流……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沿河沿江城市，自黄河改道以来的100多年来，济南对黄河一直是严防死守，确保其安然过境。

　　但从地理地形上看，济南受南部山区和北部黄河岸堤南北夹峙，主城区已形成一个东西狭长南北短促的城市带，宛如一根“长油条”，在进入汽车时代后，这样的空间格局，早已不利于人员流动和货物流通。

　　等什么呢？等待城市的格局进一步优化，等待城市的实力进一步增强。而“北跨”方略本身，也需要一个凝聚社会共识的过程：跨越这样一条地上悬河，中国没有先例，全球也缺少参照，对城市安全的担忧、对生态友好的疑虑，都需要一一破解。

　　因此，2011版的济南市城市总规，虽然提出了进一步拉开大济南的发展框架，但对“北跨”并未做出特别指向，黄河北岸几个镇，只是作为次中心和地区中心来定位。

　　不过，等待亦是机会成本，在快速演变的城市竞争格局中，在全国城市大扩张、大重构的浪潮中，济南已是一个典型的“单中心+偏中心”城市，地形的限制，让新老城区难以在空间上分解。而城市规模带来的局限也很快凸显了出来，济南不进则退，颇为尴尬。

　　在2007年的统计公报中，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比较中，济南市的人口规模已经与其副省级城市的地位明显不符，市区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位居第13位，人均GDP居第10位。由于城市规模偏小，对人口和资本的聚集受到限制，吸引外资的能力偏弱，在规模扩张中步履蹒跚。

　　2009年，山东大学教授孔祥雨在其题为《关于强化济南省会城市功能地位的思考》的论文中指出：在有限的城市空间内，驻济的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需要用地，各类基础设施需要用地，居民住房需要用地，经济发展也需要用地，但经济发展需求，往往让位于其他需求，导致很多项目因无地可用而不能落地，产业不能扩张，工业经济规模不能有效地膨胀，制约了济南对资本和人口的聚集能力。

　　孔祥雨同时写到，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转型，一定会伴随着空间结构的转型，就济南市来说，没有空间结构的调整，就不会有经济结构的转变。特别是城市空间结构质量的好坏，对于济南经济转型的推动和今后的运行效率，有着巨大而长远的影响。

　　孔教授的建言并不孤立，对济南城市规模的诟病和吐槽，在山东乃至全国，曾经形成了广泛的声浪。在或尖锐或辛辣的批评声中，也有对济南迅速改变城市空间结构的殷殷期望。

　　在黄河以北，济南行政区划内的济阳和商河两县，一直是济南经济版图中的盲区，黄河限制了济南的生长，也阻断了他们借力济南发展的机遇。两县与济南主城区的发展水平，呈现断崖式的落差，其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长期在济南县域经济排名中垫底。

　　而想借力济南的不止上述两县，位于黄河以北的聊城、德州和滨州，也有同样的焦虑，能否接受省会的辐射带动，取决于济南北跨战略的实施进度和强度。

　　在此前后，济南市和山东省诸多研究机构，也针对济南北跨黄河展开了调研，他们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等拥河、拥江发展的城市为研究对象，就北跨的时点和节奏，做了大量前期论证。济南市城市规划设计院，也就“北跨”展开了前期的国土空间规划。

　　综合各方面诉求和全国的城市发展形势，强省会战略逐渐成为共识，以中心城市带动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山东的“强省会”战略，终于成为济南市拓展空间的政策支点。

　　2017年6月，山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首次将“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写入党代会报告，“强省会”战略全面实操，提出要集全省之力建设一个强省会。

　　何为首位度？这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杰斐逊（M．Jefferson）提出的学术概念，指的是一个国家人口规模第一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比值，用以描述一个国家首位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发挥影响力的程度。

　　首位度是一个相对概念，并不存在合理的数值，而当“首位度”引入中国，其含义发生了很大延展，经常与“龙头带动作用”“辐射作用”“核心增长极”一同出现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其在省域内的辐射作用，相当于“中心性”。

　　从规模经济的角度来说，省域中心城市需要集聚资源做大做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产生溢出效应，对周边城市起到辐射带动作用。近十多年来，中国绝大多数省份不约而同地推行了强省会战略。

　　横向比较来看，山东实施强省会战略并不算早，甚至是有些亡羊补牢的意味，但其推行力度和节奏，却令其他省份刮目相看。

　　2016年12月，县级市章丘被划入济南，设立章丘区；2018年6月，济阳撤县成为济阳区；2019年，国务院批准济南和莱芜合并，原莱芜市莱城区设为莱芜区，原莱芜市钢城区设为钢城区，济南一举获得了两个新区，行政区划面积急剧扩充，形成了目前10区2县的格局。

　　济南兼并莱芜，受到了广泛的热议，其意义不只是获得了两个行政区，还意味着济南越过了泰山，行政版图由原来横向狭长的带状，加上了竖向的一捺，坊间戏称：济南成人了。

　　与此同时，济南在2020年全面放开落户门槛，提出了“冲击千万城市人口的目标”，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用于民生和社会事业占比达79.8%，努力地吸引人口流入。

　　2020年，在聚焦城市首位度全力冲刺之时，济南又到了第六版城市总规修编的时候，济南又请来了一位吴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城乡规划学家吴志强。吴志强院士领衔的规划团队，在经过了一番细致调研论证后，确立了新的十字战略：“东强、西兴、南美、北起、中优。”

　　济南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邵莉认为，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内涵的变化，原“十字方针”连接的都是动词，是老的主城区向四周采取的行动，新“十字战略”既是质量提升行动，也是愿景目标，强调新旧动能转换、产业升级和辐射带动能力的增强。

　　以“东拓”变为“东强”为例，在提出“东拓”时，济南还需要继续向东部开拓空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随着济南市政府迁入东部，城市框架已经拉开，三个国家级开发区、自贸区济南片区都位于此，CBD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齐鲁科创大走廊也在加快打造……

　　如今在编的济南市第六版国土空间规划，即将提交国务院批复。在其草案中，济南要构建“一主一副，两城三轴多圈”的市域城镇格局，而那一副，就是将黄河北岸打造成为城市副中心。

　　在新十字方针中，“东强”仍是重中之重，其范围包括东部主城区和副城。尤其是济莱高铁在2022年年底通车后，莱芜和钢城接入全国高铁网，纳入济南一体化发展的轨道，这两个城区也将作为济南市主城区之外的两个副城，承担起济南东强的愿景。

　　一切的一切，都意味着济南要改变东西带状发展的旧格局，建立一个多中心体系的网络化、组团式的新格局。

　　而最受瞩目的则是“北跨”变为“北起”，济南要由拥湖发展，成为拥河发展，城市空间全方面北跨，由大明湖时代，迈向黄河时代。

　　吴良镛院士提出济南“北跨”方略的同时，还画出了一条南北轴线：“山泉湖河城”泉城特色风貌轴。

　　这条轴线由泰山山麓往北延伸，向北经过千佛山、趵突泉、大明湖，终止于黄河。这是一个可以看到鹊山和华不注山的北向纵轴；如果这条轴线向南延伸，还是一个中华传统的文化枢轴——曲阜也在这条线上。

　　如今，这条轴线跨过黄河，掠过一大片新土地——规划面积798平方公里的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在这条轴线和蜿蜒的黄河交错后，形成了一大片城市新区。济南人乃至山东人，将目光投注到这片土地上，这是中国继雄安新区起步区之后，设立的第二个起步区。

　　2017年5月2日，山东省设立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筹），一个“筹”字，预示着这个机构，还将承担更大的使命。

　　这片土地，在黄河小浪底工程建成之前，曾是黄河北部的淹没区，多年以来，是一个以农业和乡镇工业为主的区域，是济南乃至山东的发展洼地。以建设先行区（起步区）为核心，这里将被打造成北岸新城，成为济南的城市副中心。

　　从济南市区前往起步区，正在建设的济南黄河公路大桥改扩建项目，还是一番繁忙的施工作业场景，这是一个超级交通综合体，上层为双向八车道公路，下层为双线年建成通车。

　　此外，黄河济泺路隧道、黄河凤凰大桥、黄河大道一期（青银高速南段）已经建成通车，而济南黄岗路穿黄隧道正在加快建设。济南现有过黄通道15处，规划新增12处，未来，无论是高架上跨还是隧道下穿，全市共有27处过河通道，平均间隔3公里，就会有一个过河方案。

　　在起步区规划馆，一系列国务院的，成为起步区诞生的原点：2018年的“国函1号文”批复了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强调济南作为山东全省新旧动能转换的三核之一，要加快实施北跨东延、携河发展，为试验区“做试验”、“蹚路子”。“北起”有了更深层次的内涵。

　　于是，作为“携河发展”的探路尖兵，起步区在2021年4月得到国务院正式批复，“先行区”升级为“起步区”，济南黄河北岸这方区域，在事关中国体制改革和经济转型的维度上，获得了特别的安排。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广袤的黄河流域，这里画了一个圈成为“特区”，集中探索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之路，充分贯彻和履行国家战略的意志。

　　作为这个意志的体现，财政部当年发文明确指出，完善中央财政支持起步区的政策，推动起步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

　　2021年8月19日，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党工委、管委会作为山东省委、省政府派出机构，正式挂牌运行。这是个非常特殊的派出机构，党工委书记由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兼任，管委会主任由济南市委常委、副市长来兼任，内设机构和直属单位目前只有8个，极简的“大部制”，超级的“扁平化”，对接山东省所有的政府职能部门。

　　今年3月初，我来到起步区管委会，起步区管委会大楼东侧，还是一片绿油油的麦子田，麦苗正在拔节生长。

　　接待我的管委会党群工作部宣传网信办副主任杨光，两个周前刚从济宁市借调而来，杨光告诉我，管委会的工作日新月异，要处理千头万绪的事务，每个人都接着好几摊事儿，必须充满八面来风的干劲儿。

　　这个年轻的政府机构，正在面向全球开展人员招聘，它要全面释放体制机制活力，深入推进行政审批“新区特办”。

　　出起步区管委会往北，是一个巨大的工地，目力所及，都是林立的塔吊和在建的楼宇，累计开工的市政道路达150公里，按照“五年成形，十年成势，十五年成城”目标，这里呈现的是一个蓝绿相间、高度智能化的新城市。

　　济南市城市规划设计院院长邵莉提醒我，从昔日的“北跨”到如今的“北起”，起步区的内涵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已不是为了解决济南发展空间局限的跨越，而是为国家战略探索新道路的新区。

　　起步区定位“新示范、新引擎、新平台、新城区”的“四新”大目标，吸引以新动能为主导的创新资源要素集聚，这体现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体现在新旧动能转换上，也体现在开放创新上。

　　对标雄安不止是“宣言”，起步区设定的38项预期性、约束性指标，确实是以雄安新区的建设标准看齐，这可以认为是中国城市营建的最高标准。

　　当规划、定位以及参照标准一一确定后，随即而来的就是大招引，起步区缺人、缺钱、缺项目……什么都缺，最不缺的就是开放的拥抱世界的决心。

　　在2022年11月上海进博会期间，起步区面向全球发布首批合作机会清单，机会清单涵盖25个重大合作机会，总投资约1222.7亿元，涉及绿色建造、新能源、智能制造、生态环保、金融5个专项领域。

　　近日，在对济南的整体谋划上，中共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刘强首次提出了“强、新、优、富、美、高”的奋斗目标。可见，强省会战略仍然是山东省的发展重点，在济南进入特大城市序列之后，如何进一步“强省会”，也有了新的内涵。

　　而起步区的“北起”，就是新一轮“强省会”的抓手之一。兼任起步区党工委书记的刘强在多个场合说道：起步区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交给济南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大工作。

　　刘强说，起步区可以复制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四区”经验，是改革创新的试验田。

　　瞄准打造黄河流域对外开放重要门户，刘强强调说，要牢固树立共建共享共赢理念，面向黄河流域、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和“一带一路”国家、RCEP成员国和欧美国家，广泛吸纳国内外优质要素资源，高水平建设济南综合保税区、济南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国际招商产业园等平台载体，大力发展总部型经济、流量型经济、开放型经济，对标国际一流评价指标体系打造“类海外”环境，形成开放合作“强磁场”。

　　刘强同时还表示，将用好战略红利，持续深化管委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全面推行“新区特办”改革，探索开展个性化、定制化审批服务，激发创新发展活力，全力打造黄河流域改革创新示范高地。

　　起步区的规划版图，像是一只展翅的蝴蝶，宽阔的黄河仿佛是蝴蝶的身躯，起步区直管区和临空经济区，分布在黄河两边，分别是蝴蝶的两个展翅。

　　黄河在自西向东流过主城区之后折向东北，在济南境内全长183公里，塑造了济南独特的自然地理风貌，也保障了全市80%以上的生产生活用水。

　　但济南并不富水，而是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的形势，面临着防洪减灾的繁重任务。这便决定了，起步区必须是生态的，必须是绿色的，也必须是智慧的，必须探索一条“量水而行、节水为重”的发展方式。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人冯桂珍笑了笑对我说，这个有待你们记者朋友的妙笔。

　　可我的想象力是贫乏的，“长油条”会演绎为什么？我想最应该交给济南市民和网友去创造，这也是一个有待达成共识的公共话题。

　　不过，“蝴蝶”的翅膀正在飞速扇动，掀起一阵“新动能”的飓风，那些翅膀里的“正在进行时”，当然要去看看。

　　3月初的另一天，当我从黄河凤凰大桥穿过，从黄河东岸来到西岸时，眼前是一片开阔的土地。年轻的网约车司机还没有起步区的概念，他很不情愿被派到这一单，向我吐槽说，跑去济阳那么偏的地儿，回市里拉不着人。

　　也许用不了多久，他的抱怨就会逆转。我的目的地是崔寨街道办事处——起步区的一个中心街道——它是起步区“建设发展的动力引擎”，项目建设的“主阵地、主战场”。

　　崔寨原是济阳县下辖的镇，面积8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万亩，东依黄河。2022年1月18日，世界最大跨度、最大宽度的三塔自锚式悬索桥——济南黄河凤凰大桥建成通车，将崔寨和对岸的济南市高新区连接了起来。

　　作为济南市黄河北岸的近郊镇，2017年，崔寨的地区生产总值为48亿元，财政收入1亿元，物流业和建材产业是这里的支柱产业。正是在这一年，崔寨镇变为街道办事处，由先行区代管，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

　　崔寨街道办事处主任李程鑫，刚刚结束了一个会议，坐在我面前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崔寨正处在一个建设向治理转变的关键期，随着大项目落地，城市治理任务越来越重了。

　　都是些什么大项目呢？说出来个个令人咋舌，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生产线、京东数字经济产业园、国电投氢能项目、绿地国际博览城、黄河体育中心……这些超级大项目都落户在了崔寨，一个个庞大的项目工地，已经重塑了黄河西岸的天际线。

　　更令人瞩目的，还有占地1100亩的中科新经济科创园，这里落地了中国科学院的三个所：计算技术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先进动力研究所，这三个所是中科院、山东省以及济南市三方合作的结果，崔寨街道和3个院所建立了日常联络的服务机制，全力服务于行政审批手续办理和生活配套服务。

　　崔寨正发生着沧海桑田的变化，街道办几年来的中心工作就是大征地、大拆迁，为这些大项目腾出土地空间，保证它们如期开工建设。例如，对比亚迪工厂的落地，崔寨提前全部实现了净地村庄征拆，昔日的青宁村，已经被巨型的厂房所代替。

　　2017年之前，崔寨不完全是一张白纸，已经有了涂鸦。如今，这些涂鸦被清理干净，纸张重新“揉平”，让中科院以及众多外来人作画，落地这些超级“新动能”。

　　大拆迁之后是大建设，2022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比亚迪工厂的建设工人达13000人，工人来自于五湖四海，流动性非常大，间或出现的几例疑似病例，曾经给崔寨街道办事处带来了巨大的疫情防控压力。

　　比亚迪将给崔寨带来什么？还无法具体想象。如今，比亚迪工厂的建设还在进行中，越来越多的零部件配套厂商正在向崔寨集中，并辐射到周边地区。

　　比亚迪厂区周边的各种小吃摊档，倒是已经密密麻麻，比亚迪的产业工人，给附近的商贩们带来了生意，而这也给崔寨的城市管理带来了新难题。

　　眼下，崔寨原有的园区和村庄拆迁之后，居民绝大部分还没有回迁。正在加紧建设的安置五区就在比亚迪附近，将在今年8月份实现首批回迁，回迁人数达上万人。而当这些产业园区的员工宿舍、人才公寓全部投用以后，崔寨很快就会人声鼎沸。

　　有了人口聚集，就要解决家属就医、孩子上学，起步区今年将开工新建中小学校6所，续建中小学校12所，确保山大二院(一期)竣工交付。李程鑫预估，3年之内，崔寨的人口规模将会激增至10—12万人，城市管理的压力会几何式的增长。

　　而这些尚未回迁的崔寨人，严格意义上说还没有变成市民。虽然物理形态的村庄已经拆掉了，但是行政建制意义上的村集体还在，村集体要转变为城市社区居委会，村民要转变为居民，也将是一项系统工程。

　　实际上，城市向周边郊县扩张，几乎都伴随着这样的进程，但崔寨从一个仅有乡镇工业的乡镇，快速转变为一个靠创新驱动的城市新区，这个转变跨度太大。外来的高端人才、产业工人，还有本地由农民转变而来的新市民，三类人群即将共同集聚并生活在崔寨，这对城市治理体系提出很高的要求。

　　来自中科院的科研人员，需要公园绿地、咖啡馆、电影院，有品质的城市公共服务和商业配套才能留住他们。另一侧，回迁的新市民恐怕还得照顾一下，他们要求回迁小区得有个地方晒被子，早起的豆腐脑油条得有地儿吃。

　　要同时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崔寨需要尽快完成城市化和社区化的蜕变，这要求从崔寨镇过渡而来的乡镇干部，迅速地转变观念，适应管理服务方式的变革。

　　显然，崔寨的干部面临本领恐慌。李程鑫主任坦言，这是我们压力最大的地方。例如，到国电投氢能项目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就要把氢能的安全隐患是什么搞得懂，搞不懂，何谈安全检查。

　　所以，李程鑫大会小会都在讲转变，现有的公务员队伍，需要思想意识和能力上的根本提升。

　　令人欣喜的是：起步区的新动能似乎已在崔寨冒出了嫩芽。中科院先进动力研究所的20兆瓦的燃气轮机，在崔寨的点火试验台落成后，很快获得了验证成功，实现了首台下线，并走向市场实现了销售。

　　这对起步区来说，也是一个重大时刻。这个济南的城市副中心，已确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为主体，以高端服务业为支撑的“3+1”产业发展方向，引进了比亚迪、京东、国电投等一批链主企业，着力打造独具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对于崔寨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新时代，以往几十年里，这里的子弟上学和参军，都是为了走出去，最起码要到黄河南岸去。如今，发生在崔寨的大重构，已经烘热了这一方土地，他们不约而同地要回到家乡来，抓住机会，分享这里的日新月异。

　　它的市域总面积10244平方公里，2022年GDP总量1.2万亿。在最新的统计数据中，济南常住人口920万人，服务人口超过1000万，迈入了特大城市的门槛。

　　再次站在济南市地图前，凝视这方区域：济南地处鲁中南低山丘陵与鲁西北冲积平原交接地带，南依泰山，北临黄河，在高山与大河形成的地理走廊中，这座城自古便是咽喉要道、机关重镇。在中国东西南北的区域均衡发展中，济南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

　　济南要和泰山和谐相处，从世纪初十字方针中的“南控”，到如今的“南美”，济南通过区划兼并跨越高山，将莱芜和钢城设置为副城，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以同城化发展为主攻方向，与山东南部区域协同构建新的产业圈、生活圈。

　　济南更要和黄河携手共生，从“北跨”到“北起”，跨河规划而成的起步区，将必须是生态优先、安全韧性的黄河流域典范城区。它必须是节水型城市、生态型城市，勾勒出富有节奏韵律的沿黄天际线，形成百里的黄河生态风貌带。

　　筑牢南部泰山北麓生态屏障，保育黄河生态文化带，济南将建构起一个“山河交融、中心引领、副城支撑、双星协同”的全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2021年，济南与周边六个兄弟城市审议通过了《省会经济圈一体化发展“369”行动方案》，明确将发挥好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力，将周边地市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合力，推动济南都市圈与青岛都市圈高水平合作，引领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对济南如此多的厚望之下，或许我们应该回到济南建城的原点，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是济南？

　　济南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经历了商代城子崖—汉代平陵城（济南国）—唐代齐州—宋代济南府—清末开埠的历史演变进程，每一个变化都对应着“城墙外推，城区扩大”的过程。

　　今天的济南，仍依循着这样的脉络在演进——这也是所有城市的轨迹——它所承载的使命促使它要生长，促使它必须突破高山大河形成的地理约束，跳出原有格局，在更大的空间结构内寻求突破。

　　近代以来，在自开商埠的城市变奏中，在老城区与新市区的战略腾挪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了相似的历史回声。120年前，济南自开商埠，商埠区跳出了济南府，在近代以来的列强窥伺中，以平等的姿态接纳西方人和外来商人，引风气之先，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工商业要埠。

　　这一次，起步区又一次跳出了济南，在黄河北岸营建一个崭新的城区，它被寄予的期待，仍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在中国实施创新引领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以新的动能来驱动经济马车。

　　我们有理由给予其信心。比之于上海，浦东开发不只是开发了一个新区，也使得原上海市得到大幅提升，再造了一个新上海；再比之于省内的青岛，西海岸新区跨越了胶州湾，也成为青岛副中心，他们都实现了“1+12”的效果。

　　以更大的视野来看，济南作为黄河的龙头，理当为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个全国战略做出表率，它是干流沿线唯一的副省级城市，从沿黄城市变成拥河发展——将黄河揽入怀中，是济南对“城与河”、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次全新探索。

　　黄河从青藏高原发端，蜿蜒流经中国北方9省区，有8个省的省会（首府）位于黄河干流或支流沿岸，而沿黄沿河地带又是这些省区人口最密集、产业最集中的地区。因此，济南的跨河发展，对其他兄弟省份有着极强的镜鉴意义，具有全局的示范效应。

　　而回味济南的城市史，尤其要感谢一位“异乡人”，他是来自江西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曾巩任齐州知州，他筑堤分明湖，修闸解水患，架桥连阡陌，建亭望城郭，奠定了济南“山泉湖河城”的布局，滋养了千年以来济南的老百姓。

　　一个春风拂面的傍晚，我和朋友信步走到黑虎泉，游赏那喷涌而出的泉水。泉水汩汩作响，人群来来往往，只见远近的男女老幼们，携带着各色水桶和瓶瓶罐罐，来到这里接取泉水；期间有人会双手掬水啜饮，那泉水的甘冽和清凉，一定带来沁人心脾的畅快。

　　每当夜色来临，在黑虎泉附近的护城河，众多济南市民会前来游玩降温，坐在河边亲泉赏景

　　“黑虎接泉”，这是济南人独有的民俗，也是泉水之于泉城人的馈赠，这样的馈赠独一无二。如今，济南正以“泉·城文化景观”筹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着力保护老府城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商埠区“一园十二坊”的传统风貌，那里有着无穷的故事可待挖掘，是这座城市独特的历史印记。

　　这是济南的幸运。当无数城市在壮大过程中，惋惜自己丢失了魂魄和神韵的时候，济南却独留下了一百多泓清泉，留下了泉与城交融共生的珍稀品质。

　　如此看来，我们曾经诟病于它的迟钝，不满于它的步履蹒跚，都可以释怀了，在历史长周期的审视中，济南始终如一的泉城韵致，足令我们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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