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1942年5月9日，华中局决定饶漱石前往淮南处理二师的领导关系等问题，然后到路东地区巡视工作，预计三个月后方能返回军部。饶漱石离开期间，其代理的华中局书记及军政委的职务，由军分会书记陈毅代行。第二日，饶漱石等踏上前往淮南及路东地区，进行检查巡视的工作行程。直至四个月后的9月19日晚上，饶漱石一行才回到军部。

　　1942年7月，华中局与新四军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决定在辖区内和部队开展整风运动。大概是由于饶漱石“皖南事变”后在批项英时有些过火，因此在整风会议中，不少人对其工作作风等提出一些较为尖锐的意见。此外，一些有关“饶漱石的工作能力与陈毅相比存在着一定差距”的流言，也不时在军部和直属队私下里传播。

　　实事求是地说，此前饶漱石接任工作尚不足两个月，满打满算来到军部也仅年余，对全区工作及人员情况谈不上了然于胸。平心而论，饶漱石接手全面工作后未贸然行事，采取平稳过渡无疑是稳妥、正确的。而陈毅不仅对区内有关情况及新四军老部队了如指掌，而且与八路军南下部队的主要领导都很熟悉，所以工作起来相当顺手。在平常工作中，陈毅坦诚大度，与下级关系融洽。而饶漱石不苟言笑，十分严肃，好从政治原则上看问题。据说在新四军内部，饶素有“大眼”之称，意为严厉——甚至传有半公开的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饶主任找你去谈话，谈话就谈话，谈话就把主义挂！

　　饶漱石被诟病的最重要原因，是一年前对项英的过火批判！饶漱石在其所作的关于皖南事变问题的长篇报告中，不仅指责“东南局在项英领导下，在执行中央总的路线方面，犯了许多原则性的重大错误，同中央总的路线有着重大的分歧。”（注1）而且还给项英罗列出六大错误——比中央下达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还要多出两条！中央下达《决定》是在皖南失败的第二天，项英等尚未牺牲且有所保留。饶漱石在项英牺牲两个多月后依然过火批判，这让与项英有深厚感情的陈毅等新四军老战士们情何以堪！？更何况饶漱石的批判，有变相否定东南局和新四军几年来的成绩之嫌。

　　大概是出于团结的考虑，陈毅并没有将那些意见原封不动地反馈给饶漱石，而是经过书面整理后，同饶漱石进行交谈——依据史料记载：“12月21日 听赖传珠讲，有些人对饶漱石有意见。”“上午，与饶漱石谈问题。”（注2）可惜的是，陈毅的苦心并未被饶漱石理解，加上流言也传到饶漱石耳中，于是两人的关系生出罅隙。通常说来，裂痕一旦产生，不仅很难愈合，而且会越来越大！

　　根据新四军一些老同志的回忆，饶漱石生活简朴、烟酒不沾，平时话语不多，也不善于交往，除了读书看文件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通常这种性格的人，往往心胸狭隘且有些多疑，所以饶漱石误以为陈毅等是有意整他。于是转过年来，饶漱石利用各种机会，有意无意地散布一些对陈毅的不当言论——说陈毅无病装病、小病大养，喜欢做诗、下棋是“卖弄斯文和故弄玄虚”，是“为了抬高自己、打击别人”。

　　时至1943年6月，华中局与新四军进入整风审干阶段，陈毅因在中央苏区时期经历过严酷党内斗争故提醒各级领导注意把握原则，但主抓整风审干的饶漱石却并不认同。而且“殷鉴不远”，大家会不会将“斗争”的矛头再次对准他呢？根据有关文章及著述透露，饶漱石开始有所动作——利用其职务之便，连续找各辖区主要负责干部及新四军师级领导谈话，重点是了解和搜集陈毅的有关问题。据说饶漱石的这种非常规手段，使大家误以为饶漱石是奉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担心受到牵连而与陈毅保持距离。

　　1943年10月16日，饶漱石将各整风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主持成为专门批判陈毅的大会！甫一开始，他便率先发难：“诸位，今天是陈毅作自我批评。……。”接着转过身来对陈毅说：“陈毅，你虽是一军之长，……，可今日你是普通党员，态度要端正，对自己的错误要交代清楚，……。”（注3）

　　……。陈毅做完自我检查后，饶漱石随即在其发言中，……！并强调说：“整风运动是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这可是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态度问题。”（注4）“如果……，则是对整风运动的态度问题，……。”（注5）……。这就是新四军史上所称的“黄花塘事件”。

　　会后，饶漱石向中央及和发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要求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说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注6）中央为了顾全大局，决定陈毅奔赴延安参加七大。

　　左起：曾山、陈毅、赖传珠、饶漱石1943年黄花塘新四军新军部。（图片取自网络）

　　1943年11月30日晚，陈毅离开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踏上奔赴延安的路程。十分关心来延安途中的陈毅，12月25日发电嘱咐：“陈毅同志到时，请告他可在沿途略作休息，以免过劳，大会要在四月后开。”（注7）1944年3月7日，一路奔波、辗转数月的陈毅，顺利抵达延安。与多年未见的、彭德怀、李富春等会面后感慨万千，随后写下了《延安宝塔个》、《虞美人·春夜》、《生查子》等诗词。

　　15日，中央电告饶漱石并转华中局及军分会各同志：“陈毅同志抵延，知悉华中工作发展情况，甚以为慰。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书史同志加以解释。”（注8）

　　1944年3月初，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和副师长叶飞根据形势的发展，经过集体研究后做出决定：集中所部五个多团的兵力，以攻点打援的战术，夺取车桥及其周围地区。5日凌晨，新四军一师突然发起攻击！战至7日，大获全胜：取得歼灭日军大佐以下官兵460余人(内含俘24人)、伪军480余人(内含俘168人) 的辉煌战绩。而新四军参战部队，仅伤亡200余人。3月8日，师长粟裕、副师长叶飞联名致电新四军军部与华中局，报告战役情况的同时提出乘势扩张战果的设想。

　　正当新四军一师及苏中区党委喜气洋洋地准备召开祝捷大会之时，没想到饶大将军却兜头浇了他们一盆凉水！在9日以“张饶赖”三人名义发来的电报中，对粟裕等发起车桥战役的目的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了批评和质疑：“……，此种英勇善战是很好的。……，似是不妥的。”“车桥敌的指挥系统是属华北，不是属苏中，对苏中敌‘清乡’恐影响不大。”“一般来说，在反攻以前我们不宜主动过分暴露自己的力量，应该隐蔽保存与发展自己的力量(丕显来时已说明此点)。”“如果过分刺激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大的报复，结果妨碍整风。”（注9）

　　“说实在话，我们当时对饶漱石的‘批评’是持相反意见的，……，决定以粟裕、叶飞和我三个人的名义，……，详细申述组织车桥战役的充分理由。”“正当我们感到困惑之时，延安的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新四军苏北部队收复车桥的消息，热情赞扬‘我粟师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党中央、同志的声音，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苏中军民的抗日斗志。在当时，说句笑话，也真的‘救’了我们这儿个人的‘命’。饶漱石从此闭口不提‘检查’的事了。”（注10）

　　此后饶漱石有所醒悟，在张云逸、赖传珠的协助下，开始积极主动发动攻势。进入1945年，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抗战的胜利曙光！饶漱石等指挥新四军在华中解放区实行战略反攻，解放县城30余座、歼敌5万余人，不仅收复了苏、浙、皖、豫、鄂五省抗日根据地的失地，并顺利实现了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解放区连成一片。至抗战胜利时，新四军已经发展到30余万人，另有100多万地方武装。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决定由山东分局与华中局合并成为华东局。由于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去军调处工作，华东局的日常工作由副书记陈毅主持。……。有关这段历史，前文已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此处无须加以赘述。

　　华东局机关进入上海之后，饶漱石被重新任命为华东局书记及上海市市委书记，明令一切有关财政、税收、金融、贸易、公安、外交、工业生产、职工运动、统战工作、思想改造等问题，不经他的允许市委均无权处理。被任命为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以及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依然对绕敬而远之，各干各的，基本相安无事。

　　1952年初，由于工作劳累等原因，饶漱石患了眼神经持续痉挛症。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粟裕打电报向中央建议，让饶漱石离职休息治病。中央收到电报后迅疾回电，决定饶漱石休息两个月，同时安排粟裕陪同他到北京医治。此后，饶漱石没有再返回华东局，而是留在中央工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我（饶漱石，笔者注）同主席谈话之后，自己发觉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一些想法都暴露了，心里十分懊悔，……。”（注12）

　　1954年2月，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代表中央对高饶分裂党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和警告。之后，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标志着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彻底失败。党中央为了挽救高饶二人，分别召开了高饶问题座谈会，对他们二人进行帮助。对饶漱石尤其宽待，保留党籍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长职务，其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律不换，一切生活待遇不变。……1955年3月31日的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向明接手山东分局领导工作之际，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又恰逢朝鲜战争爆发——山东成为支援抗美援朝斗争的重要基地之一。在此期间，同时忙于结束土地改革、反革命、支援抗美援朝等三大任务，工作异常繁重。向明同志日夜操劳，经常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有时连吃饭的时间也在工作。向明患有严重的胃病，当痛的厉害时，不得不借助桌子角等顶在胃部，继续坚持工作。

　　那时候，山东的工农业生产水平很低，灾荒严重、通货膨胀，在财政经济方面存在巨大困难。向明同志及中共山东分局，坚决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方针和七届三中全会精神，领导全省人民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向明等分局领导通过精简上层、充实下层、加强工矿、财贸等工作的原则，采取抽调大批干部充实基层和企业单位，组织贷款，发放生产补助粮，动员灾区人民生产自救等一系列措施。时至1952年底，山东省工农业总产值有了很大的增长——比1949年增长87.2%（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1.2倍），改善了财政经济状况，胜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为山东省按照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转入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对而言，向明毕竟资历较浅，之前仅主持过一个地区的工作。虽然少了康生的掣肘，但山东干部队伍中还有不少资格老的同志，如郭子化、张晔及马馥堂等，都是大革命时期甚至建党初期的党员。而且饶漱石等在山东二次土改遗留的后遗症等，在当时的大环境影响下，并非朝夕之功所能纠正。1951年3月13日，突然爆发“黄祖炎被刺事件”！黄祖炎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不仅是1927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而且红军时期还曾担任过毛主席的秘书。他的遇害牺牲，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震怒，此后山东分局依据中央指示及相关情况，加大了对反革命的力度。

　　1952年初，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全国开展“三反”和“五反”运动。不久，全国各地不同程度的打出老虎（贪污1000元以上），有的打出大老虎（贪污1万元以上），山东尚未打出老虎，一时间议论纷纷。1952年3月，山东分局为了加强运动的领导，临时成立了两个办公室：一个“三反办公室”，一个“五反办公室”。为了打开局面，很快宣布，逮捕了两个罪行严重的贪污分子。之后，又迅速处分了一批因受贿舞弊而给国家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领导干部，推动了三五反运动的发展。

　　年底，再次“祸起萧墙”——1952年12月至1953年1月5日，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开展所谓的反“分散主义”斗争。……。在当年8月召开的分局扩大会议上，给上述几人正式做出“分散主义”的结论，并给予相应的错误处理。由于种种原因，此事儿讳莫如深——这几人到底遭受何种组织处理，在山东党史中未见有明确记载。

　　由于山东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南征北战的必经之地，尤其民国以来更是战火连绵，山东老百姓一直过着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生活。全国解放后刚获得修生养息，又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各方面对山东的需求又接连不断。向明虽遇事亲躬、雷厉风行，小心翼翼、兢兢业业地开展各项工作，但由于受其时的大环境及自身对中央政策领悟的限制，工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差错及失误在所难免。实事求是地说，开展的所谓“地方分散主义”斗争，显然与山东的客观实际并不相符。

　　据跟随其身边多年的工作人员回忆，向明原本是个亲切和蔼的领导，但在主持分局工作一年多后，他的工作作风及性情与之前大为迥异——据有的老同志回忆，有时谈不上几句话，就大动肝火，甚至盛气凌人。如此一来，难免给周边的同志，造成“位高而骄”、“官大脾气长”的印象。但笔者以为，恐怕主要是与客观形势的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时，随着军内开始评定军衔，地方也开始准备评定干部级别。由于级别评定的高低与职务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有些人就开始动“歪脑筋”，向明对这些不正常现象既发过火亦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凡此种种，时间一长，必然会得罪人。

　　前排（右至左）：向明、华岗；中间（右至左）：高克亭、张仁初；后排（右至左）：彭嘉庆、赵笃生。（图片取自网络）

　　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中央正式对高饶分裂党的行为展开批判。4月，华东局在陈毅的主持下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饶漱石的反党活动。……分局书记向明，被中央认定为参与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活动，并波及到了分局委员等。其后，又以肃清“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和“肃清向明影响”以及挖掘“漏网的向明残余”等，……！

　　从本文上述的有关回忆可知，饶漱石与向明基本维系的是上下级关系，并无密切的接触与交往更谈不上关系密切。那向明如何被牵连进“高饶反党联盟”呢？从文献史料记载来看，与向明的一些不智之举，有着相当地关联。

　　根据明确地史料记载，1954年2月中旬，中央分别召开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岗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对证和揭发高岗、饶漱石搞阴谋活动的事实。但向明在揭批高、饶的反党罪行时有些敷然，因而被认为是态度暧昧、发言空泛，没有如会议对他预期的那样揭发出饶漱石的问题。据说在听取会议汇报中间，曾说过“向明我支持他，他不支持我”的话语。大约一个月后，中央决定派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和中纪委副书记钱瑛，到山东检查向明同高岗、饶漱石的关系以及向明在山东的工作表现情况，由此拉开了“向明事件”的序幕。

　　据时任山东分局副书记兼统战部长任质斌后来所写的《“向明事件”的基本情况和经验教训》一文记叙：“据陈毅当时告诉我们，毛主席对山东的问题看得很严重，曾对陈毅说：‘我每次坐火车从济南路过时，都不敢下车呢。’”（注14）不难体会，这句话的分量非常之重！为甚会说这句话？任质斌等老同志百思不得其解，因而产生了误会：“在这三十多年得漫长时间里，山东党的领导已经换过许多次，却一直没有听说曾经发现过向明时代得党政机关或党政负责人有图谋不轨的材料。”（注15）

　　笔者以为，如果真的有此疑虑，采取组织措施便可轻而易举地解决，所以断不会是怀疑向明图谋不轨。那么，为什么会说出那句话呢？笔者经过研究查证得出基本结论是，恐怕与前述之黄祖炎的被刺牺牲有莫大的关系！

　　黄祖炎出生于江西省南康县龙回镇的一个陶业工人家庭，兄弟四人先后参加红军。战争年代两个兄弟战死在沙场，黄祖炎牺牲后，仅剩下其四弟、时任二十四军七十师副师长的黄祖煌，可谓一门忠烈。黄祖炎先后两度担任过的秘书，其中一次是在1933年最困难的时候出任他的秘书，因此两人的感情极深。1938年春黄祖炎离开延安奔赴抗日前线时，亲自前往送行。1952年10月下旬，视察济南期间，于27日上午在的陪同下，专门去四里山探望黄祖炎的墓。来到墓前，深鞠一躬默默致哀，深情地说道：“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

　　依据《中央关于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被刺杀事件的通报》，黄祖炎是于1951年的3月13日，在山东军区召开的文化工作座谈会举行的文艺晚会上，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用左轮手枪射杀。“王聚民为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一九四一年混入我党，家庭为恶霸，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动。”（注16）据事后调查，该犯与黄祖炎并无私人恩怨，黄是那天晚上出席晚会的最高首长。

　　王聚民系山东文登县人，中学肄业，入伍前系小学教员。混入部队后，曾任过正副指导员、教育干事、县大队副政委、直工科副科长、宣教科副科长等职。依据他之前说过的“军人打了天下，群众运动搞乱了军人。”“以前受封建压迫，现在受员压迫。”“父亲死了，我也活不成。”等话语可知，是因土改其父之死，对我党进行阶级报复。

　　通过以上史实不难推断，所说的“我每次坐火车从济南路过时，都不敢下车呢。”这句话，显然指的是此次济南视察之后。因此不可能是“怀疑向明图谋不轨”，而是因二次土改的打杀造成的严重“赤白对立”！“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山东八路军中的干部有不少地富出身的子弟，黄祖炎被刺杀事件发生后，就连这样的战将都对军区保卫部的副部长说：“看来我的目标较大，你能不能把暗的给我防住？只要把暗的防住就行。明的我不怕，来个10个8个不在话下。”

　　那么，向明到底如何被确定参加“高饶反党联盟”？山东的那一大批干部又是如何被株连的？他们最后的结局又会怎样呢？

　　注2：见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第396页。

　　注3、4、5：均见李志军（吉林）著《“黄花塘事件”始末》一文。网址：“黄花塘事件”始末 - 豆丁网 。

　　注6：见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第418页。

　　注9、10：见“白马茶馆”《受饶漱石批评后粟裕叶飞等回复组织车桥战役之理由电文》。

　　注11、12：见饶漱石《关于我的错误的进一步自我检讨》，“第三，关于我来北京休养的问题”之（三）。

　　注13：见《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1949年10月—1978年1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153页。

　　注14：见宋霖主编《任质斌传》，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第609页。

　　注15：见宋霖主编《任质斌传》，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一版，第6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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