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在一块极为有限的小小天地中，以其刀笔和结构表现种种意趣气势，形成各种风格流派，是中国所独有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力量的美——

　　3月20日，首届中华印信文化精品展在曲阜开幕，古今篆刻珍品汇聚。“这届印信展既有古今对话，也有国际交流，既有各创研单位的艺术骨干，也有崭露头角的印坛新秀，真正诠释了传统与创新的交融，可谓‘篆刻无限景，都聚展陈中’。”展览主办方之一的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副主任范正红表示。

　　次日，与该展览配套的“印证诚信 共鉴文明”文化学术论坛、圆桌讨论会、全国印社座谈会在孔子讲堂举行。在这一系列研讨活动中，来自全国的数十位专家，阐述印信文化与诚信文明的历史内涵，对“新时代的诚信精神及其价值意蕴”进行深入研讨，为印信文化的普及推广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全面提升首届中华印信文化精品展的学术高度及影响力。

　　“这样高规格的展览和论坛，在曲阜举办是最合适的。这里与其他地方的气场不一样，是圣贤之地。诚信和这里有非常浓郁的血脉关系，印信和这个地方孕育、培养出来的文化磁场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也为篆刻家体现自己的家国情怀提供了平台”。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协顾问、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在陈振濂看来，在尼山围绕“印证诚信 共鉴文明”研讨，要从“大印学”的角度出发，围绕“学科交叉，文明互补”这两大理念支点往深远处延展，使中国篆刻成为世界性的存在。“在今天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里面，我们的印学和篆刻在‘东学西渐’时有什么样的作为。”陈振濂说，十年以前，整个古代的印章、篆刻史的研究尚在古人划定的范围。“现在我们提出的概念是世界印章史，中国篆刻史很重要，是核心，但世界印章史更重要，我们提出‘大印学’概念。”

　　陈振濂指出，“印”与“信”的关系，是物证与价值观的关系，是古物凭证与抽象理念的关系，是从形而下的物质到形而上的精神的关系。陈振濂首先展示了一些上古时期原始人留下的印痕，他说：“在没有私有制的原始人时期，人类就有了‘印记’的意识，如一片树叶、一串脚印、一个手印，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印痕’，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从‘印章’的原始痕迹‘印痕’，到今天形成‘印章’的概念，走过了整个文明史。整个文明发展史可以证明，‘信’通过‘印’来证明其存在。”

　　剖析开来，“印”作为物证是特别具体的，可以看、摸、把玩；“信”作为一种价值观，是抽象理念，只存在于每个人的思想中。从形而下的物质到形而上的精神，在传统文化中，印、信之间进行了一个勾连，这对我们研究印章是非常重要的认知前提，即没有印不足以言信。

　　转换角度，则是无信不足以证印。“印章篆刻得再好，从印章文明史的角度，如果没有‘信’这样一个思想支撑，这个印章不见得会有人来认可你的证明。”陈振濂说，印、信是互为循环的关系——无印未足以言信，无信不足以证信。

　　陈振濂用举例子的方式，讲述了印信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时期，印记主要起符号标识功能，例如上古时期陶器上的陶拍，以及私有制出现后烙烫牲畜的标记。

　　在首届中华印信文化精品展上，展示着数种陶拍。早在齐鲁之地7300年前的北辛文化时，先民使用陶拍在成型的陶器外壁拍打，清楚地留下印痕，这样不但可使裂缝弥合，陶坯质地紧密牢固，还能留下美丽的纹饰。这种拍印纹饰的方式与印信钤盖的方式基本相同，许多专家认为陶拍对于印信的产生有着启示作用。

　　随着经济发展，人们需要构建一种相互约束的渠道——以“印”来立存照，使社会更加守信。我国现存最早的印章实物发现于安阳殷墟，是商代晚期物品。

　　“用印来宣示所有权，保证私有财产的稳定与可靠，这时候孔夫子的‘礼’便隐隐约约出现了，人们开始有次序了。如果牵走别人的马，这个烙马印显示是别人的东西，你得送还过去，这个就是次序。物是这样，马也是这样，其他整个社会生活的细节里面，一定也建立着次序。”陈振濂说。

　　作为符号标识，印、信是合在一起的，印是宣示，信是社会共同约定俗成的规则。这个标识功能为什么不用其他方式，而是用符号呢？“这和中国古代印文化的产生、当时的社会需求息息相关，跟今天在书斋里篆刻不是一回事儿。”陈振濂解释。

　　印信文化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印记主要起证明功能。陈振濂解释，这时期印记从“一记一制”发展到“一记多制”，“标记固定，则有‘信’，重复、可复制循‘信’”，还催生了印刷术，促进文明飞速发展。

　　春秋时期，印章主要应用于器物，一些陶斗、陶缸、陶缶上会有抑印的文字，主要功能便是凭信，证明器物的出处——作者和作坊。首先这是一种责任担当，等于现在的质量保证，第二可以防伪，第三是表归属，即“物勒工名”。“从文明史的角度考虑就是证明这个是我家出产的，此时‘信’开始延伸新的文明样式，这个文明的样式便是‘一记多制’，后面发展到印刷和传拓。”陈振濂说。

　　“这种印记的证明功能，有两个重点可以把握，一个是固定，再就是重复，不厌其烦地重复。”陈振濂说。这一观点，在东汉时期的学术著述中得到印证：学者刘熙在《释名》一书中言，“印者，信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解释，“印，执政所持信也”。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以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视角，对中国历代的玺印、印信进行了生动解读。“把诚信和印章联系在一起，是从战国时期出现的，比如说齐国的古鉨印里面就有‘高幽信鉨’的称呼，当时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到了战国时期，玺印才成为一种文化和制度。”

　　此次印信展，有一套来自五莲牌孤城遗址中出土的四枚战国印，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备受观众青睐。“这处遗址在齐长城附近。从古印里，可以看出很多制度性的安排。这四件印非常大，几乎是一个手把持不过来的，有的印是对山区资源的控制，有的是控制海关，说明齐长城除了军事目的，还有经济目的，要通过关口得留下买路钱，要交税的。”方辉说。

　　方辉介绍，玺印文化还派生出一套中国独有的保密制度——封泥。先秦时期，人们运送物件，用绳子捆扎，在绳子的打结处粘上特制的泥块，按上玺印，用来防止别人拆开，叫“封泥”“泥封”“封缄”。后来，这一方法被用到文书的传递上。把竹简放在木匣里用绳子扎好，打结处粘上泥块，按上玺印，以作保密。

　　封泥不是印章，而是古人用印的遗迹。由于原印是阴文，钤在泥上便成了阳文，其边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宽边。战国直至汉魏时期多使用封泥，晋代纸张、绢帛开始盛行，取代了竹、木简的使用，封泥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秦汉时期，出现了带田字格的印，这个和瓦当有异曲同工之妙，尤其是铸造的印出现了分格，可以说是现在篆刻的雏形。在秦汉时期，律令当中对印的使用有严格规定，官府当中要盖印章，就是‘封泥’的制度。”方辉说。

　　封泥留存至今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具有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中国近代学者王国维曾说：“封泥之物，与古玺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较古玺印尤多，其足以考证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战国时期六国里面，齐国代表东方。齐国的官印，尤其是封泥可以说传世出土最多。近几年在秦都咸阳附近有很多的封泥出土。我们现在对先秦玺印研究的新材料目不暇接，一个封泥项目可以出到20多卷，是我们研究上古典章制度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方辉说。

　　封泥还极具艺术价值。清末以来，不少有名的篆刻家都从封泥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从而卓然成家。吴昌硕、赵古泥等篆刻风格大气磅礴、高古雄浑、庄重虚灵，无不与封泥的气质特点融合相连。封泥也是一部立体的印谱，可借鉴其边栏的多变和岁月的“造化”之功，形成特殊的古味与意趣。

　　陈振濂介绍，印信发展的第三时期，便是信物功能，例如皇帝印、职官印等。印成为社会阶层登记、划分之凭信。“次序越严整，就越需要印章的使用，因为要靠这个表明身份。”陈振濂分析。

　　印既是信用的凭证，到了一定历史时期也成为权柄的象征，用固定的印记来代表个人信用或职权。秦以后，玺印常常与国运相联系，立国的新主常常将制作天子玉玺视为第一要务。

　　秦汉之际，印上有钮，绶带穿钮而过佩戴于身，因此印的计量单位是“钮”。它既是信物，亦是饰物，有“佩之以绶”之规，就演变出无穷无尽的印绶美学。秦汉之印是姓名印或官职印，极其严肃。佩印是人格的彰显，言而无信的人是佩不得印的。

　　印信的证明作用，在“信义之邦”——齐鲁印信的风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中，除了跨越两汉而来的关内侯金印、刘疵玛瑙印等国家一级文物外，还有出自莱州的“右盐主官”系钤盖官盐的印信，印面有25.5cm×23.5cm之巨，若论体量堪称古印第一；来自济宁市博物馆的“范式之印”，出土于济宁嘉祥县的范式墓。范式便是守信的典范人物，据说他和朋友张劭约定好两年后去对方家中拜访，约定时间一到，范式如约而至，张劭具鸡黍相迎，二人浮一大白，“鸡黍之交”的诚信故事由此广为流传。

　　随着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文字不断渐进，汉以前作为书写载体的竹木简被魏晋纸张的发明所替代；各个时代、民族、区域的文化、审美因素和制作手段的不同，使印章有着应时、应需而产生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印信展中，可以看到先秦诸侯的玺印、秦印、汉印、魏晋印及唐、宋、元印，大小、材质不一，印风鱼龙变化，各臻其妙，呈现了百花齐放、移步换形的艺术内涵。

　　“从古人的印章到现在我们的公章、私章，各色各类的，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用得非常广泛，应该说是如影随形。现在更是离不开各种证书，从小到大，从校园到职场，证件必须得有章，有的还要钢印，这是一种证明，也是信用的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人对印章有着情结和寄托。”在圆桌讨论会上，曲阜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南京大学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周凯说，印章是诚信的基石，也是中华文化独有的标识，可以将其列为“文房五宝”。

　　正如学者所言，在一块极为有限的小小天地中，以其刀笔和结构表现种种意趣气势，形成各种风格流派，是中国所独有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力量的美。

　　纵观元明清时代的印章拥有者，可以看出印章其实透露了主人的人生想法和艺术追求，尤其是印章上面的字体选择和篆刻内容，常常表达了主人的思想情感。本次展出的一套四件蒲松龄印章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尤以“柳泉”为典型。

　　蒲松龄老先生终生挚爱村东柳泉，曾说“予蓬莱不易也”。这种爱，也化到这枚小小的印章中，将绘画和篆刻完美结合，既是一方布局精严、刀法灵动的篆刻作品，又是一幅有笔有墨的山水画。印面有泉、山、垂柳、书生，运用了斜角呼应的对比关系，山崖在右上角，山泉一泻而下，小桥上的书生面对泉水似有吟咏之状。坡岸上柳丝飘拂，既接山泉下泻之势，又有向书生招手之姿。这一山，一泉，一垂柳，一书生，大小高下，比例适中，境界空旷，巧妙地体现了“柳泉居士”的意境。

　　印章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从实用的功能转变为审美的功能。陈振濂从文化史的角度去观照，大大拓展了印章内容表现的丰富度，拓宽了印信文化研究的视角。“印信文化的研究是对传统文化‘两创’的探索研究，印信文化也能够成为不同国家和文化交流的软性艺术语言。”陈振濂说。（大众日报记者 卢昱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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