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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3月华东局南下后，中共中央于21日批准由康生等九人组成山东分局，作为山东党的领导机关。随着青岛是年6月的解放，中共中央为加强山东解放区的领导，于11月先后批准增补张晔、赖可可及高克亭等十二人为分局委员，并决定山东分局接受党中央和华东局的双重领导。

　　由于康生长时间养病，因此华东局不得不于1950年7月，将时任山东分局第二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的向明，调到济南主持山东分局的日常工作。时至1954年，向明被认为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因此遭到批判并被撤销职务隔离审查。1955年，山东省委在全省范围内肃清向明影响并大抓所谓“小向明”，致使相当数量的同志受到株连——在山东历史上称之为“向明事件”。

　　那么，向明是如何被认定参与“高饶反党联盟”？“向明事件”在山东历史上又引起多大的震动？

　　向明虽是山东人，但抗战期间基本未在山东工作，所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山东干部。也就是说，他与黎玉等原山东领导交往不深。实事求是地说，若非如此，他也不可能得到饶漱石等某些华东局领导的信任。

　　向明，原名巨同璞，字景山。1909年出生，山东临朐人。有文章称，他于1929年夏参加共青团，同年8月转为员。但向明自己却明确地回忆：“后张静源介绍我加入共青团，入团时间是1931年4月。入团后我任枣园小学共青团支部书记，并在日本纱厂工人中做发展团的工作，建立团支部。同年8月，我由共青团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注1）

　　1932年5月，向明根据中共青岛市委指示，发动富士纱厂的工人举行罢工时暴露。5月下旬的一天深夜，反动派抓捕时侥幸逃脱，遭到反动派的通缉。8月间向明辗转来到济南，找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武平后，被任命为济南市委书记。不久，省委书记武平被捕，向明被当年10月党中央派来新省委书记任作民，任命为山东省委组织部长。1933年2月，由于叛徒的告密，向明被反动政府逮捕。

　　1937年抗战开始后，随着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浪潮越来越高，向明等人被政府释放。之后，向明根据任作民（其时尚未被释放）的指示，前去找任弼时同志。几经波折，才在临汾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说明来意后被告知，任弼时同志在前方八路军总部，要解决组织关系和请求营救任作民等同志事，均可到北方局解决。

　　来到北方局后，向明向党组织汇报了数年来在狱中的斗争情况，经组织上的数次谈话和审查后，由北方局组织部长林枫宣布恢复组织关系。随即向明被安排进短期党员训练班学习，后于当年11月，被安排到同蒲正太铁路工委任山西省委代表。1938年4月，调北方局同志处，担任秘书工作。

　　1938年10月，正值武汉危急、华中战场发生巨大变化的严峻时刻，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11月9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原局书记，随后向明等跟随来到设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的中原局机关，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2月被任命为豫鄂边区党委委员。1939年3月升任豫鄂边区党委书记。8月，任豫东特委中原局及豫鄂边区党委代表。11月任豫皖苏区新四军游击支队二总队政委。1940年6月，任豫皖苏区党委部长，不久升任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1941年1月，任苏中四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后任苏中区党委委员。

　　1941年1月上旬，“皖南事变”爆发！1月20日，中共发布命令：委任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3月下旬，由皖南突围而出的饶漱石，绕道浙江、上海回到盐城新四军军部。5月20日，中共中央为适应新的局势，决定将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并成立了华中分会。

　　1942年3月，离开华中去延安，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饶漱石代理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同陈毅等一起指挥淮北1942年冬季反“扫荡”，以及大小悟山冬季反“扫荡”、郯城战役、盐阜1943年春季反“扫荡”和苏中反“清乡”斗争。1943年11月，饶漱石通过“黄花塘事件”将陈毅逼走，陈毅去延安汇报工作后留下参加党的七大，饶漱石开始全面主持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工作。

　　从上述史实不难看出，向明与饶漱石的交集始于华中局，虽然主要是工作上的关系，但向明当过的秘书，饶漱石则是看好的人。1945年10月，时任新四军第八旅政委的向明跟随三师前往东北，路过山东临沂时被华东局留在山东——依据饶漱石于13日“与张云逸、曾山、赖传珠关于新四军调入山东各个师的安排及人事布局致电陈毅”（注2）推测，向明被留在山东，显然是饶漱石等人做出的安排。

　　其时，原鲁中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罗舜初率鲁中主力部队奔赴东北，华东局于11月决定由向明担任鲁中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向明虽为地地道道的山东人，但他长期在华中解放区工作，所以对鲁中情况并不熟悉。按说，由时任鲁中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第一副政委的高克亭接任这个职务更为合适——高克亭不仅资历比他老，当年又是中央选调到山东的干部，而且在鲁中区工作多年。

　　华东局做出这样的安排，显然是为了平衡——据高克亭回忆：“我记得黎玉同志宣布鲁中区党委、军区新班子时曾讲到向明是个老同志，做过少奇同志的秘书，很有水平，任区党委书记是称职的。当时的区党委组织部长董琰同志和向明同志曾是狱中难友，他也介绍了向明同志为人正直忠厚。我和向明同志虽然是新相识，但相处之后很合得来。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很尊重本地同志的意见。因此给我的印象是个比较成熟老练的同志。”（注3）

　　向明虽然深得饶漱石的信任——例如1948年2月被调往灾难深重的胶东区任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但他就任鲁中区书记后深入基层，发现土改中的偏差立即予以纠正，陈毅对他的做法给予肯定。后来胶东区土改中的打杀风，也是在他的领导下逐步扭转过来的。1949年6月青岛解放后，向明负责接管青岛市，先是任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之后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兼市长。李富春代表中央到青岛视察工作时曾说过：青岛是华北最后解放的城市，也是进行接管工作最完整、最系统的城市。

　　1950年7月2日，向明突然接到华东局的调令——因原先主持工作的傅秋涛调工作，故要他去济南主持山东分局的日常工作。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向明任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后任代理书记），主持山东分局工作。同时任命向明为山东军区副政委、山东省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等职。

　　正如前文所述，时任山东分局书记康生原来是想去上海工作，但却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他之所以向中央提出去上海工作，当然是有其理由和道理的：

　　康生原名张宗可，字少卿。1924年赴上海大学学习，改名为张溶。1925年加入中国后，从事党的工作与领导工人运动，并参加了“五卅”运动罢工委员会的工作。1926年任上海大学特支书记。是年冬至1928年，先后任中共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是1926年至1927年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1928年下半年，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先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职工部部长。是年4月顾顺章叛变之后，参与上海中央特科领导工作。“九·一八事变”后，被指定参加临时中央的工作，主管工会、交通等。1933年，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于7月前往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从康生参加革命后的经历不难看出，他在上海待了近十年，可以说十分熟悉。由此不难推测，康生肯定是想故地重游——到上海去一展身手。据闻他曾说过：“过去长期在上海工作，比较熟，哪怕在上海当一个区委书记，也比在山东好。”从表面上看，他至少比饶漱石和陈毅等，更熟悉上海的人情世故与大环境。

　　笔者依据史料推测，中央很可能担心的是康生的“左”！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过“左”恐怕会吓跑资本家、实业家以及金融资本，显然不利于和平过渡与改造。其时康生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前任副书记是因他临时调到华东局工作，此次如果到上海工作不能被再次安排为副职。综合考虑，中央当然不会安排他去上海主持工作。

　　大约康生对中央没有安排他去上海工作，心中颇有不满，加上他提出的要张鼎丞或魏文伯同志留在山东又被饶漱石拒绝，因此当年秋他便泡病号——变相“怠工”，跑到青岛去“养病”。华东局不得不将分局第一副书记傅秋涛从南方调回，代其主持山东分局的日常工作。1950年下半年，中央确定调傅秋涛任武装动员部长，于是华东局只好将第二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的向明，调回济南主持分局日常工作。

　　如前文所述，就在向明正式开始主持山东分局工作不久，饶漱石突然致电中央和康生，建议康生离开青岛到杭州去疗养。饶漱石出于何种考虑不详，但这一举动，相当于使康生脱离山东工作。很容易使康生既怀疑饶漱石的用意，又会对向明的调任产生联想——不难想象，如果康生去杭州长期疗养，华东局显然只需将有关情况按时向其通报，而山东分局的向明也就不必事事向其请示汇报了。

　　可康生是什么品性的人，大概饶漱石还不甚清楚。据曾给他当过秘书的凌云回忆：“我以为，经1948年以后我所接触的事实看，康生整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左’，搞什么‘逼供信’；也不能简单解释成为了抓权，排斥异己，结党营私。我认为康生的整人与他和曹轶欧这家‘夫妻店’的利害紧密关联着。在他们俩看来，周围的人都不可信，总有人想整他们，不是‘坏人’，就是‘特务’：而他们自己总像是在紧张地保护着什么隐私，生怕被人发现或抓住他们见不得人的什么秘密。”（注4）

　　大概是没有了“掣肘”，向明在山东干得风生水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正如老子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向明毕竟资历较浅，且一路走来也比较顺，越过许多老资格的同志登上高位，更重要的是他未身受过党内斗争的残酷。1953年，中共党内发生高饶分裂党的事件。本来中央对高岗、饶漱石采取“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但奈何高、饶在事实面前拒不认账，最终被开除出党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在这次运动中，向明不仅受到株连，而且心身遭受巨大的磨难。

　　由于当年中央对“高饶事件”相对处理的较为低调，对高饶二人分裂党的具体行为的批判基本限制在党内，故普通百姓对该案仅知皮毛。那么，饶漱石到底是如何同高岗结成联盟的？向明又是如何被牵连进“高饶反党联盟”的呢？这需要从饶漱石的参加革命的经历与发迹讲起，否则“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熟悉中共历史的大都清楚，饶漱石能够攀上华中局一把手的高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的欣赏与支持。令人讶然的是，饶漱石被调入北京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却与高岗等遥相呼应，将矛头指向与周恩来！以至于最终形成“高饶反党联盟”。

　　之所以被称为“联盟”，大概是因为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因此改革开放后，有些为饶漱石喊冤叫屈的文章，采用罔顾事实“断章取义”的手法，意欲将饶漱石在“皖南事变”和“黄花塘事件”的作为，歪曲为是按照的意志整治项英与陈毅，进而企图将后来高饶二人分裂党的行为统统推到身上。这种将党内思想与路线斗争庸俗化的做法非但令人不齿，而且严重背离历史的真相。

　　通常说来，只有关系密切的人，才有可能单独执行难与人言的事。那么，饶漱石是信得过的“红人”吗？否则怎会在“皖南事变”和“黄花塘事件”中按照的旨意行事吗？我们通过饶漱石的人生轨迹，了解一下真实的历史。

　　根据明确的文献资料显示，饶漱石于1923年11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有文章称，饶漱石1929年去东北后曾代理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曾一度为他的部下。但这却与真实的历史大相径庭——根据史料记载，是年“6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注5）而饶漱石则于“7月 任满州省团省委书记，……。”（注6）8月22日因叛徒告密，被捕，9月中旬出狱。

　　根据文献资料显示，饶漱石于1930年“3月末 经中共中央批准，代理满洲省委书记。”（注7）而已于“3月下旬 在中共中央接连来信催促下，离开满洲回上海。”（注8）“6月任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从上海出发，途径大连、哈尔滨去苏联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注9）由此可见，说饶漱石当过的上级，是不折不扣地谎言。

　　1931年12月，饶漱石作为后备干部，被派往共产国际重点培养。1932年3月，回国到上海做工会工作。1933年6月，饶漱石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8月兼任河北临时省委代理书记。11月中旬，被中央调回上海。1934年5月“化名小姚、阿四，参与全总白区执行局得领导工作。”（注10）1935年至1938年，饶漱石被派往苏联，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外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1939年10月，饶漱石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国参加抗战，于1940年1月从美国返回国内，2月抵达延安。2月28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侨委员会书记。4月16日，中央决定派饶漱石前往江浙，参加东南局工作。6、7月间进抵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协助书记项英分管江浙沪白区工作。

　　通过以上饶漱石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可以看出，直到1940年2月来到延安之前，他从未与谋过面。而且在被派往皖南新四军军部之前，也无单独接见饶漱石的任何记载，试问，饶漱石如何能领取的“旨意”？！所以，关于饶漱石替整肃项英和陈毅的说法，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胡编滥造！

　　那么，饶漱石是被谁派到东南局和新四军去的呢？中央为什么要派他去呢？饶漱石在“皖南事变”中，又起到了那些作用了呢？

　　新四军是红军长征后，由留在南方八个省的红军游击队组建而成的。项英以其历史地位及威望，在整编为新四军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并在新四军中形成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由于项英对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情况缺乏了解，抗战初期对党的统一战线有错误的认识，且在新四军发展方向与中央有所分歧，故党中央派遣曾山等到新四军参与领导。但项英毕竟资格老、威望高，加上军长叶挺系党外人士，因此在决策中往往说一不二。

　　1940年5月4日，中共中央根据时局变化及新四军实际情况及存在问题，给东南局发来统战政策指示电。“项英接到党中央对东南局和新四军统战政策的指示后，认为是讲他犯了路线错误，思想不同，感到委屈，于5月9日致电中央：请求中央立即派一位政治委员到新四军及东南局负领导之责；”（注11）此后几日项英连电中央，要求撤销他的职务，并说他在两年前就曾向中央提出过。

　　中央接到项英的电报后，于5月23日致电项英及东南局：首先肯定了项英领导的东南局及新四军在三年抗战中取得的成绩，并明确表示要项英继续担负东南局及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之责，对政治及策略上的不同意见望告中央。并号召东南局及新四军在项英领导下执行中央路线，团结奋斗争取胜利！大概是考虑到项英之所以较为听从王明的，很大程度上是他背后的共产国际光环，而饶漱石有着多年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经历，因此周恩来提议安排他到东南局，进一步加强中央对新四军的领导。

　　饶漱石来到东南局工作不久，新四军就面临新的复杂的形势：10月19日，政府强令位于长江南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地区。同时密令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攻击北上的新四军。在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项英一直对北上的策略、时机和路线日，中央发来十分严厉的电报：“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注12）

　　接到此电后，项英等感受到极大的震动！随即于28日，项英主持召开军分会扩大会议，并请军长叶挺也来参加，会议确定于来年1月4日夜启程北上。由于饶漱石此前去了位于繁昌的新四军第三支队，所以没有参加此次会议。饶漱石于1月3日随三支队回到云岭后，4日即跟随军部直属队一同转移。6日下午，新四军在向星潭地域前进的途中，遭遇军部队。7日拂晓，遭到大部队的围攻，部队数次都没能突破军的阻击。当天下午，军部回到百户坑，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研究。由于叶挺与项英等人的意见分歧巨大，项英又始终拿不定主意，会议拖到深夜也没讨论出个所以然来！

　　8日凌晨，没有接到会议通知的饶漱石十分气愤地冲进会场，面对面地质问项英：“我要知道你们的计划，我相信你们的行动对我没有什么秘密。我是军分会的一个委员，我要参加你们的讨论，我也许有些意见可以贡献，因为你们的行动已经超过常识了。”接近凌晨三点，项英终于做出了回撤的决定！这个错误决定，不仅打乱了整个部署，也严重挫伤了部队的士气，最终造成无法挽回的恶果。

　　9日，中原局突然收到饶漱石与叶挺发来的火急电文：“今晨北进，又受包围，现在集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项英、国平、子昆、一氓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注13）阅后，当即给饶漱石与叶挺回电：“项、袁、周、李不告而去，脱离部队，甚为不当，即在以前他们亦有许多处置不当，违反中央的指示，致造成目前困难局面。望你们极力支持，挽救危局，全力突围走苏南，并直令二支队接应。”（注14）

　　随后急电中央：“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注15）与朱德复电：“九日电悉。你说项、袁等已离开部队，‘我们尚未接到此项消息，他们何时离开的，现到何处，希夷、小姚情形如何，军队情形如何，望即告我们。得叶、项微辰电，他们支夜开动，微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注16）

　　为了应对突然出现的项、袁离队出走，紧急致电叶挺、饶漱石并转告皖南新四军各部负责人：“东南局合并于中原局，江南所有战争区域之党与部队工作统一归中原局领导”，“项英同志及袁、周二同志闻已离开部队，致使江南党得领导顿失中心，望你们转告全体党员完全服从叶军长及东南局及军分会委员饶漱石同志之指挥，以打破顽固派之包围，胜利的转移到苏南北渡。”（注17）

　　10日，“致电、朱德、王稼祥，首先转告叶挺、饶漱石九日来电内容，说：接希夷、小姚九日来电，说项、袁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别，行动方向不明。部队受敌包围激战，决定九日晚分批向北突围。”（注18）同日，中共中央接到电报：“项英等离队突围不成，回到军部。项英并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与袁国平等离队经过，表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注19）

　　十分吊诡的是，对于饶漱石、叶挺愤而及时向上级反映“项、袁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别”，却招致某些文章的恶毒攻击——先是振振有辞地将项英等人的“不告而别”美其名曰为“分散突围”，后又讽刺饶漱石“连‘分散突围’都不懂也不会”！这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哪有抛下部队和军事首长暗自逃命的“分散突围”？！

　　还是来领略一天半后返回军部的项英，是如何向中央报告的：“当项英得知叶、饶已将他们离队出走的情况报告中央后，便立即起草电稿向党中央报告。原电是：

　　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在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来商计，他在前线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很坏。……。

　　你们转来叶、姚电悉，叶、姚是完全正确的，望你们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注21）随后又发一电给即转叶挺、饶漱石并全体同志：“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注22）

　　11日，情绪激动的饶漱石“以个人名义单独致电党中央反应新四军的问题及与项英的分歧：‘我抵此后，关于发展问题曾与项发生空前争论，但为干部团结计，故自我采忍耐之态度”，“我军在一个月前由皖渡江完全可能，只是项之犹豫迟疑所阻’，‘我虽为东南局及军分会委员之一，但项对此次军事计划及一切会议，完全不要我参加，一直到不告而别，实令人寒心’，最后，他向党中央表示决心：‘我为革命牺牲，正我初衷。但在这次万一不幸，死不瞑目，并愧不能负中央所予重任。”（注23）

　　12日夜，各部按照叶挺军长分散突围的命令，全线余人的新四军皖南部队，仅突围出去约2000人。军长叶挺为营救被困在山上的部队，按照饶漱石的建议下山与敌谈判被扣入狱。突围过程中，袁国平受伤后为不拖累战友自杀；项英与周子昆则因随身携带着作为新四军经费的金条，被叛徒刘厚总杀害。饶漱石下山突围被抓住后，通过贿赂抓他的士兵得以逃脱。随后历尽艰险，绕道浙江来到上海，这才回到盐城新四军军部，被任命为华中局副书记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皖南事变”后，提出：“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分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的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注24）15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左权，、陈毅等：“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大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注25）

　　1月20日，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当局的阴谋，抗议其武装袭击新四军的暴行。同日，中共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为迅速发展壮大新四军，中共又于2月26日发布命令，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部队也划入新四军的建制，全军扩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

　　5月，根据中央指示，中原局与东南分局合并为中央华中局。由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饶漱石、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等为委员。下辖苏中、盐阜、淮海、皖东北、皖东津浦路东、皖东津浦路西、豫皖苏、鄂豫边、江南九个区党委。此后在中共中央的正确下，、陈毅等指挥新四军各部队在1941年至1943年间，粉碎了日伪军近百次大规模“扫荡”，取得歼敌八万余人的战绩。

　　194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电告华中局：决定返回延安参加七大，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委。离开之前，主持召开了华中局扩大会议，召集各区党委书记和各部队负责人参加。会议由作华中局工作总结报告，陈毅作军事建设报告，黄克诚作政治工作报告。于是年3月启程，先是入鲁代表中央处理山东问题，数月后踏上返回延安的路程。经过一路辗转，于12月30日安全回到延安。此后，留在延安参与中央领导工作，饶漱石正式接任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委。

　　这样的安排是含有深意的：中央派来的饶漱石担任书记同新四军资深的军长陈毅搭班子，一个管党、一个领军，配合的好能起到相辅相成的良好作用。饶漱石严肃认真、不苟言笑，原则性很强，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而陈毅豪爽大方，不拘小节，有丰富的创建根据地和军事指挥经验。显而易见，两人在工作和性格上恰好互补，配合的好就会相得益彰。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于对某些问题处理的看法不同，两人在工作中慢慢产生了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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