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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彭家大院、阮庄“竹林别墅”、“官邸”：中央政校本部、研究生部的前世今生

　　四、中央政校三个知名校友：马鹤凌、秦厚修夫妇；因“政治不正确”被开除、肄业的大文豪金庸

　　三、彭家大院、阮庄“竹林别墅”、“官邸”：中央政校本部、研究生部的前世今生

　　这个四合院，由大盐商富绅彭瑞川始建于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当地称为“彭家大院”、“彭瑞川庄院”,现代时尚称呼为“彭氏民居”。

　　整个院落坐东向西，由10个回廊式小四合院组成，大小房间77间，12个天井。前厅为单檐硬山式穿逗木结构建筑，面阔3间10米，进深5.8米，通高6.4米；中厅为单檐悬山穿逗式木结构建筑，面阔3间14米，进深10.5米，通高7.8米；后厅为单檐悬山式穿逗木结构建筑，面阔5间23米，进深10米，通高7.2米；四周用高达5-7米的砖石围墙或风火墙维护；屋面均施小青瓦，青石铺地。

　　整个庭院有科学的防雨、排水系统，因而历经两百年风雨，仍然保存较好，是目前重庆主城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代民居建筑之一。清末民初，彭氏家族衰落，大宅门变成存古学堂。

　　存古学堂，不是一个学堂、书院，而是全国性的一系列学堂、书院的“连锁”称谓。是晚清著名洋务大臣张之洞，在西学东侵危局下，采纳学贯东西的辜鸿铭的建议，提出《奏修订存古学堂章程折》，其中提出“存古学堂以养成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及与此同等学堂之经学、国文、中国历史教员为宗旨，并以预备储升入经科、文科大学之选。”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大举入侵，进而在8月13日爆发第二次淞沪会战，南京情势日益危急。11月17日，由国府主席林森率大小官员开始撤离南京，沿着长江内迁，三日后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国府于12月1日开始在重庆办公，重庆由此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历史重任，演义气壮山河的“愈炸愈强”大抗战史。

　　1940年9月6日，国府正式发布命令，宣布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一直是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宣布北平和重庆为陪都。因此，重庆在抗战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前 ，具有中华民国“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的“双都”身份。

　　在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逃难和持久战迁移过程中，中央政治学校于1938年内迁到重庆。

　　中央政校的全称是中国中央政治学校，前身是中国于1927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中央党务学校。先准备取名“宣传训练院”，负责北伐期间干部的教育训练，随即违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用于对先前按国共两党协定加入的中共党员进行“清党”的内卷、内战高级干部培训机构。

　　首任校长为蒋介石，定校训为“亲爱精诚”，与苏联支持孙中山在1924年创办的黄埔军校一致。

　　创校初期借用国立东南大学校舍，后迁至江苏省立法政大学校址，课程着重党务及社会运动、政治宣传，学制一年，是的高级党务干部速成学校。

　　1929年6月，中央党务学校更名为中央政治学校，初设政治、财政、地方自治、社会经济四个系，后增设新闻、教育和外交等系，学制四年。原党校第二期学生改为政校第一期。

　　1930年增设测验工作人员养成所，西康学生特别训练班及蒙藏班，1931年增设华侨班。各系都是本科,1932年改称大学部。当年8月，增设地政研究班，12月设计政学院。

　　1933年改蒙藏班为蒙藏学校,地政研究班改为地政学院。10月成立包头、康定、西宁三分校。1935年2月成立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部，招收该校及其他普通高校毕业生做研究员，通过考核可获硕士或博士学位；5月设肃州分校。

　　大抗战爆发后，中央政校也陷入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艰难岁月。学校师生于1937年秋痛别校舍，以国际战争难民的缘故和方式，迁到庐山，1938年春又转迁芷江，当年秋冬再迁往重庆。

　　经历过大搬家的人都知道，大搬家是辛苦事，每次搬迁都有很多鲜为人知的艰辛故事，由于抗战屡败屡战，节节撤退，中央政校的师生不得不在三年内大搬家三次。国难浩劫的苦痛，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搬迁到重庆，就相对安顿了，并且校园内外的环境极好：是一个温泉别墅群：重庆南温泉的小泉竹林别墅群。

　　由于人多房少，需要改扩建。学校迁建及恢复教学事务，由时任国府教育长陈果夫负责。

　　陈果夫（1892年10月27日—1951年8月25日），名祖焘，字果夫，浙江吴兴东林镇（今浙江湖州东林镇）人，民国时期政治人物，是内。1926年当选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中央组织部代部长。1929年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成立中央政治干部学校。与弟陈立夫与蒋介石关系密切，负责内组织及党务，有“二陈”、“CC系”之称，及“蒋家天下陈家党”说法。

　　这个小泉别墅区，在清末民初是个寺庙，曾经香火鼎盛，到清末由盛转衰，逐渐颓败荒弃。1932年前后，前清秀才阮春泉花了80块大洋，成为这片温泉的地主，兴建九栋别墅和温泉池，自家居住之余，开办旅社浴室对外营业，时称“阮庄”。因四周遍植修竹，又称“竹林别墅”。

　　国府为迁中央政校，征用了“阮庄”的竹林别墅，作为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在渝期间官邸之一。

　　至于当时的“阮庄”业主及其后人，缺乏史料记载，暂不知所踪。当年类似的征用不计其数。这是当时巴蜀地区新老土著为抗战做出的巨多贡献之一。

　　国府还利用重庆南山花溪河畔的丛林，在彭家大院和竹林别墅附近，兴建在若干官邸。包括“校长官邸”、孔园-孔祥熙官邸、听泉楼-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官邸。

　　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专为校长蒋介石修建的“校长官邸”。这个官邸现位于“保利小泉别墅”区内，是蒋介石在渝期间四大官邸之一。

　　校长官邸坐南向北，是中西合璧式建筑。占地面积298平方米，建筑面积272平方米，大小厅室12间，通高7.4米；砖混木结构，单檐歇山式顶，小青瓦屋面。

　　当年蒋校长在中央政校开学、毕业等重要时间节点，会到学校视察和“训话”（演讲），平时在这里的时间不多。

　　在小泉校舍改扩建期间，中央政校逐渐恢复教学能力后，即面向社会招收学员，先开设了法政、经济、外交、新闻、地政五个系，会计院、地政院暂借彭家大院复课，其它部分入驻“竹林别墅”及其附近建筑。

　　1939年1月，小泉校区新建教学楼和宿舍楼落成，本科部全部迁入，研究部迁驻彭家大院。也就是说，中央政校的本部在小泉“阮庄”“竹林别墅”片区，由于建筑面积不够用，彭家大院曾作为两个学院和研究部师生的临时住宿和教学场所。后来小泉校区完成扩建后，中央政校总部和本科部都集中到了一起。彭家大院改用作中央政校研究部。

　　中央政治学校作为培养党政精英的专门学校，蒋介石很看重，他不但亲任校长，还每年都要来学校视察、训话多次。但他作为国府和的最高领导人，缺乏时间处理校务，校长一职是为强化个人权威而挂名，校务实际管理工作由教育长陈果夫、张道藩、程天放，及教务部、训导部、总务部和毕业生指导部负责人承担。

　　就学校职能而言，中央政治学校是中国在中华民国训政时期培育政治人才的主要基地，地位类似“中共中央党校”。是近乎黄埔军校同级别的存在，史称“武有黄埔，文有政校”。

　　与抗战时期特别重要的西南联大等高校迁建创办时的简陋、艰难比较，中央政校是抗战期间内迁规格最高、新校规模最大、校舍最新、最好的大学。这个温泉别墅群大学，是抗战时期桃花园般的神奇存在。

　　这一方面体现出国民政府重视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级政务人才的培养，也体现出重庆土著的官军民商，对抗战内迁高校和各大机构用地和建设的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还暴露出国府当局当年“直把杭州作汴州”，在战时首都攀比着大兴土木，特别是为蒋委员长和权贵们兴建了很多相对于抗战救亡艰苦环境而言可谓豪华、奢侈的别墅——蒋委员长和很多高官在重庆有多处官邸、别墅，其中将为蒋委员长就有“四大别墅”。其中也有防备日军轰炸、行刺等安全防卫因素。

　　也正是由于显著的政治派性，和相对养尊处优、缺乏艰苦抗战奋斗磨砺的原因，加上国共政局变化导致的官宣选择性原因，中央政校没有涌现出西南联大那样的大师群体，和新中国建国创业群英。

　　四、中央政校三个知名校友：马鹤凌、秦厚修夫妇；因“政治不正确”被开除、肄业的大文豪金庸

　　不过，中央政校也确实为抗战建国，及日后的大中国培养了一些著名人物，例如的父母马鹤凌、秦厚修夫妇，全球华人家喻户晓的大智度超级文豪金庸先生等。

　　其中，马鹤凌、秦厚修是1941年同期入学的中央政大第十一期，两人是湖南同乡。马鹤凌籍贯是湖南省湘潭县天马乡，秦厚修是祖籍湖南长沙宁乡县。

　　更重要的是，两人在校期间因乡亲关系熟悉、恋爱，并于1944年8月毕业时在重庆结婚。

　　因此，对马鹤凌、秦厚修夫妇和兄弟姊妹而言，中央政校、南温泉、重庆是很浪漫、感念、缅怀的地方。

　　政大毕业前夕，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人”的号召从军抗战。1948年马鹤凌夫妇随军到台湾。1949年夫妻俩到香港接母亲，并在港小住了一段时间，喜获这个独子。也因此与“两岸三地”都有殊缘。

　　马鹤凌1951年举家迁台，曾当过蒋介石侍卫官，在蒋经国“救国团”任职。先后任阴明山党部书记，台北市党部第2、3组组长，公路党部设计委员，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秘书，知识青年党部书记长，台湾当局“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第四组主任等职位。1981年5月至1986年4月任台北市党部副主任委员。1986年任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副主任，于1992年退休，在台湾政界任职40余年同事、学生遍布台湾。

　　马鹤凌崇尚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主义和“”，践行“和平奋斗救中国”遗嘱，主张“化独渐统”，退休后长期从事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多次到大陆参观访问。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组织“中华四海同心会”，任主任委员。

　　还联系海内外志士学人，筹建了世界华人和平建设大会，任创会主席；先后在台北、美国芝加哥、旧金山等地召开了五届世界和平大会。其主旨是“谋求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真正幸福”。

　　使人啼笑皆非的是，和很多学校、教派、门派、党派相似，中央政校的最知名、最显赫校友，还不是马鹤凌夫妇这样的体制内的三好学生、标兵、模范，而“反体制”的另类，甚至还是被学校开除的肄业生、“逆徒”、“废柴”、“败类”，他的大名“地球人都知道”，名叫金庸。

　　给全球华人带来巨多欢乐、巨量商机、国学复兴超级推手、大文豪的金庸先生，1944年春考入中央政校，学的是外交专业。

　　金庸在中央政校是学霸，有资料说还是成绩第一，本来大有希望成为国府体制内的外交官、达官贵人，但因当年血气方刚，墨侠义勇，为团结抗战这个当时官方和民间的最主流宣传、最高大尚执念，挺身而出为被职业学生欺凌的“异党分子”仗义执言、打抱不平，遭到诽谤、校方训斥；又为捍卫真相、公道、荣誉，而被定性为“目无领导”，“政治不正确”， 1945年春夏间就被校方以“违反纪律”名义开除了，成为肄业生，陷入抗战流离失所后的又一次人生至暗时刻。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946年金庸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研习国际法，然后到香港打拼，发挥出文学天赋、国学底蕴、商人头脑，成为报人，因抓住机遇突击武侠连载，报纸畅销，洛阳纸贵，进而修炼成为一代文豪、儒商、文化大师，演绎出“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有华人处就有金庸武侠，成为中外文学史上综合功力、境界的昆仑群峰级别的存在。

　　2007年5月21日，台湾政治大学（前身为中央政治学校）建校80周年，时任校长吴思华对当年校方的不当作为深表遗憾，邀请金庸回母校参加校庆活动，并授予名誉文学博士。金庸不计前嫌，一笑置之，还发表了演讲，实修并开示一代弥乐菩萨的睿智和大度。（笔者综合研判断定，金庸修行到弥乐菩萨高阶境界，距离弥乐佛功德境界很近了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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