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历史上经历三次中央政府直辖(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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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18日晚,直辖十周年焰火晚会在朝天门两江交汇处举行。记者陆纲摄
1939年、1950年和1997年,58年间重庆经历了三次直辖,这在中国城市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基本可循的规律是:中央政府每一次对重庆进行直接管理,往往出现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是历史赋予重庆的重大使命,重庆也因此对中国历史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今天,回望重庆三次直辖的历史,从走过来的路程中汲取养分,将增强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心。
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以255号训令颁布:“查重庆市现经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应即行通行饬知。除明令公布外,合行令仰知照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此令。”就此,重庆开始了近代史上第一次直辖。这次直辖,确定了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战时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指挥中心地位,大后方的制造业中心。
那天,时年13岁、从扬州逃难来渝的纪杏鸾和妹妹,正从菜园坝燕喜洞前往海棠溪上学,要从储奇门码头乘轮渡过江,快到码头时,“空袭警报响了,跟着炸弹就掉下来。”那一刻,纪杏鸾还没见到血,一直下到江边码头,才见轮渡中弹,几十个没来得及逃的乘客被炸得血肉横飞。此时,第二次空袭警报又响了,纪拉起妹妹拼命往燕喜洞方向跑。整条街道乱成一锅粥,尸体、火光、烟尘、哭喊,就像末日降临……这场轰炸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炸死市民3991人,伤2323人,损毁建筑物4889栋,使20万人无家可归,创下了当时世界空袭屠杀史上的最高纪录。
事实上,非但普通百姓,即便政要精英,对重庆直辖也不甚了解,因为当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大轰炸上。那么,国民政府为什么会在大轰炸的第二天,宣布直辖呢?
市档案馆研究员唐润明及三峡博物馆副研究员张仲经过长期研究后认为,国民政府宣布重庆直辖,既未说明原因,也未阐明意义,且用词之少、内容之简,在战时命令中甚为少见,“我们认为这与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面临的特殊地位分不开,而选择于5月5日公布,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反击日寇的野蛮轰炸,粉碎日本军方关于国民政府迁都昆明或成都的谣言,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决不投降的意志!”
这次直辖距重庆建市只有10年。据悉,1929年重庆建市后,时任市长潘文华将军曾两次呈文国民政府,请求将重庆由“普通乙种市”改为“直辖甲种市”,但均被驳回。
“驳回的理由很简单,规格不够。”市档案局局长、文史专家卢大钺说,尽管直辖要求被驳回,但重庆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性越来越为各方重视。1935年3月12日,蒋介石第一次飞抵重庆。来渝目的是想一箭双雕,“其一,拥兵自重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军力强悍,老蒋一直无法干预川防。此番以追剿中央红军为名,老蒋正好将他的中央军10个师名正言顺楔入四川。其二,时值华北日军嚣张,中日难免一战,老蒋来渝亦有考察退路之意。”这是重庆直辖的一个契机。
而城市的历史即人的历史。重庆第一次直辖的底气,还得益于大量移民涌入。建市之初,全市人口约30万;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人口达到124.5万人,除新生和死亡的抵消外,外迁移民在90万左右。
“这90万人中,仅兵工人就有9万多,加上其他行业,工人总计不下20万,他们彻底改变了重庆的生产形态。”卢大钺说,还有文化学术人,以及民族资本家和各类管理人才,“他们带来了资金、技术,改变了重庆传统的生产方式,促进了城市进步。”
“反过来看,重庆人有包容的心胸,他们不排外。”当时重庆人叫移民为“下江人”,下江人能在重庆站住脚,大力发展生产,与重庆人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
根据重庆作为战时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在全球只确定了四个中心,即伦敦、莫斯科、华盛顿和重庆。
“重庆直辖后,迅速成为大后方的制造业中心,从经济上支撑了中国抗战大业,奠定了此后半个多世纪重庆发展的基础。”市三峡博物馆副研究员张仲评价说。
“在重庆的工业体系中,兵工业占据了中心地位。”据西南兵工局兵工史专家刘登仕介绍,“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全国拥有5000人以上的大兵工厂,全部集中在重庆,总计员工94493人,占全国兵工总人数的77%,他们撑起了我国抗战兵工三分之二的天!”
卢大钺统计,从1938年至1945年,重庆的兵工人以“上下一心,坚逾金石”的气概,冒着日机轰炸加班加点生产,共生产各种枪弹8.54亿发,步枪29.34万支,轻机枪1.17万挺,马克沁重机枪1.82万挺,火炮1.4万门,炮弹599万颗,甲雷43万个,手榴弹956万颗,各式掷弹筒6.79万具,掷榴弹154万颗,炸药包376万个,“这些武器装备,为抗战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
同时,全市掀起一股工业建设热潮,机械、钢铁、煤炭、橡胶、化工、电器等体系逐步形成,成为战时全国的制造业中心,“它从经济上支撑了中国大后方的抗战大业,加快了重庆的城市化和近代化进程。”
“我认为重庆的影响不仅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更在教育上。”张仲介绍说,“重庆在战时为未来中国培养了大批一流人才,这是她对中国发展的重要贡献。”
随着抗战初期大批高校和中央级研院所来渝,“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来到重庆,他们中有华罗庚、苏步青、竺可桢、马寅初、李四光、陈省身、周谷城、吕振羽、曹禺、马宗融、梁宗岱、洪深等,这些大师励精图治,让重庆的教育文化事业走在了全国前列。”
重庆战时还为未来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美国华裔的老一代科学家和目前中国的顶级专家学者,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的诺贝尔们,如新中国蜚声世界的兵工专家俞濯之、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三峡大坝设计者黄伯明等,他们青年时代都是在重庆求学的。许多青年学子在重庆完成了学业,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2007年6月18日晚,直辖十周年焰火晚会在朝天门两江交汇处举行。记者陆纲摄
重庆的第二次直辖,充满朝气和活力,人民沐浴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下。这次直辖给老百姓最深的印象是物价线公斤……而无论是成渝铁路的修建还是地标性建筑的耸立,都成了一代重庆人心中永远的纪念。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时年18岁的上海姑娘陈虹(后任市顾委办公室主任)、小伙子徐雄(后任市委副秘书长)到重庆后,第一印象并不佳,“我们是随西南服务团进驻的。老实说,当时重庆虽然也叫中央直辖市,但和上海没法比,可以说是电话不灵、电灯不明、到处泥泞……”
建国初期,中央政府为巩固政权,将全国划为六个大区,每个大区都有隶属中央的直辖市,如东北4个,即沈阳、旅大、长春和哈尔滨;华北是北京和天津;西北是西安;华东是上海、南京、青岛;中南是武汉、广州;整个西南,只有重庆。
但这时的重庆百业凋敝、敌特猖獗、物价飞涨,“困难如山啊!”市建委离休干部冯三义回忆说,“譬如,当时全市公交车只有14辆,要么烧柴油,要么烧煤炭,熄火后还要人推。这叫直辖市吗?”对重庆的困难,中央是有预见的。早在进军大西南之前,重庆的组织机构就在南京搭建了;1949年7月17日,中央决定成立以为的中共西南局;同年12月3日,重庆市军管会成立。
刚解放的重庆市情复杂。在百万人口中,散兵游勇有9000多人,潜伏敌特6000多人,流氓、扒手1万多,妓女1万多,加上亟待改造的人员,“这是接近10万人的庞大数字,新政权受到严重威胁。”为保卫新生政权,在西南局统一指挥下,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开展了大规模行动,逮捕各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6000余名,从严审判、枪毙320名,“重庆的社会秩序迅速好转。”
在巩固政权的同时,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中央直辖市,如果不把生产搞上去,就没有发言权。主政西南不到三年,重庆经济就超过抗战最鼎盛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市党史办文史专家艾新全说。
当时重庆人口虽然只有110万,但创造的生产总值占西南区7000万人口的三分之一强,占四川省的70%以上。生产恢复后,重庆的工业品源源供给西南五省区,并为抗美援朝生产了大量军工产品。
雄厚的经济实力,让重庆为和平解放西藏、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最初,党中央和把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中共西北局负责,“1950年1月初,在前往莫斯科途中,经再三考虑,任命在重庆的为解放西藏的总指挥,重庆也成为解放西藏的大本营。”文史专家杨耀健对这段历史作过认真研究。
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亲自修订了与西藏上层谈判的《十项条件》,经中央批准后,邓指示将《十项条件》全文译成藏文,要求进藏部队认线军进藏的全部物资,包括我军发起昌都战役的武器弹药,爬雪山的大衣鞋袜、进藏的物资装备等,几乎全是重庆提供的。”
让艾新全等专家略感遗憾的是,“重庆五十年代生产总值占西南区三分之一,这个数据我们至今还没达到,所以重庆还有努力的空间!”
1949年的最后一天,在主持的西南局常委会上,搁置半个世纪的成渝铁路被提上议程。清政府和国民政府修不好的成渝铁路,能不能修好?
时值建国初,百废待举。全国至少有两条铁路亟待开工,一是刚成立的海军提出修从山东蓝村到烟台和浙江萧山的铁路,以备海防;二是宝兰、兰新铁路,以巩固西北边防,这都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当赴京向请示时,答:你能说服我,我就鼎力相助;若说不服,那就暂时搁置。
面对雄才大略的,睿智的用了三招,“第一招,说,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作为西南首省,不修铁路不利于政令畅通。此其一。”
“其二,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铁路,不仅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还可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此其二。第三,中国人还从未自行设计施工建铁路,如成渝铁路修成,既可提高我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有百益而无一害焉。”
杨耀健说,这三招让下定决心:“修成渝铁路!”1950年6月15日,铁路开工;1952年7月1日,全长505公里的“新中国第一路”建成通车了,成渝两地欢声雷动。
第一座:市人民大礼堂。工程于1951年9月动土,由西南军政委员会组织修建,造价600万元,1954年3月竣工,至今仍是我市最重要的大型集会场所,并成为全国著名人文景观。
第二座:大田湾体育场。1951年4月底宣告落成,成为我市大型集会和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重庆建国后第一个城标性建筑,“后来的体育馆等设施是在贺龙主持下于1956年全面建成的。几十年来,它给多少重庆人留下多少欢乐的记忆啊!”
第三座: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家住七星岗的工程师李清华说,“这不但因为文化宫大门那几个字是提的,更在于,它在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期里,给我们传播了文化的种子,譬如它的露天电影,几十年来,有多少万青少年接受过它的教益啊!”文化宫于1952年8月建成,至今已55年。
1994年10月,同志视察重庆,并作“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的题词。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当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从此,重庆迎来巨大发展机会,迈开大步向前走。
这10年,重庆的巨变,世人瞩目。市长王鸿举曾说得很形象:“重庆每三个月就需更新一次地图。”美国《纽约时报》曾用“巨人般的建筑”来描述重庆,并认为它将是中国未来都市的范本:10年前,位于渝中半岛中心的标志性建筑解放碑,在周围一片低矮的平房中还显得鹤立鸡群,但今天,大批高楼拔地而起,随便进一家商店,坐电梯上楼,都能轻易俯瞰解放碑的碑尖——10年前,解放碑还只能仰望。
10年直辖,除城建、交通、工业、农业的快速发展和国内生产总值年近3500亿、财政收入500亿、一小时经济圈等数据名词外,让普通市民感受最深的,是钱袋子变得充实起来。据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重庆直辖初的1997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323元,通过10年的改革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万元大关,达11570元,是直辖当年的2.2倍。截至去年末,我市居民人均拥有存款1.99万元,贷款1.58万元,两项指标均居西南地区第一位,是1997年的5倍;2007年,城市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预计可达3440亿元。
经济的发展给重庆人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好处,也改变了重庆人的消费方式。1997年,人们还在为请客吃饭在家里还是上馆子而精打细算,今天,更多的重庆人正在考虑投资股票、购买商品房或汽车。
今年两会期间,总书记胡为新重庆定向导航: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