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1938年8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自汉口飞到重庆。刚下飞机，身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于一身的他，就对守候多时的记者发表谈话称：

　　中央政府集中重庆办公，主要工作有两项，一为发展后方经济建设，一为战时行政效率之增进。

　　因日寇步步进逼，“战时首都”武汉危在旦夕，国民政府驻汉各行政机构，此前一天已全部迁抵重庆。本来设于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行，抗战全面爆发后，经南京、武汉一路内撤，8月7日也在渝重新挂牌办公。而国有四大行的余下三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则先后将总部或部分管理机构移驻重庆。

　　国难当头，风云际会。长期僻处西南一隅的雾都，身不由己地成了漫天烽火中的“陪都”与“财都”。

　　自1891年正式开埠通商，40余年来，重庆的航运贸易与工商百业，均有可观发展。加上“西南王”刘湘以此为大本营，主政四川超过10年，为便于筹措军政开支，颇重视“放水养鱼”，故抗战前的重庆金融业，已具备一定基础。

　　据当时四川省政府统计处官方数据，到1937年6月，四川省各类金融机构的总行及分支行号，共有124家，重庆占其半数；总部在省内注册的15家银行，有9家设于重庆。

　　此外，银行、钱庄、银号新旧并存，又与各路军阀、官僚、买办、豪绅有扯不断的关系，有些甚至只是少数军政界权贵予取予求的“钱袋子”，乃重庆及四川全省金融业的一大特色。

　　但若论财大气粗，重庆的“土豪”们，就很难跟沿海较发达城市同行，尤其是中央控制的国有银行一较高下了。“七七事变”之前，有据可查的重庆金融业资本总额(不计四大行在渝分支行)约为1600万元，其中纳入统计的7家银行共1400万元，23家钱庄银号共200万余元。号称“四川四小行”的美丰、聚兴诚、川盐、川康，每家资本不过200万~300万元。

　　而早在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借金融风波之机，强制“改组”官商合办的中国、交通两行，变相“收归国有”时，向两行一次性注入的官股资金(实为政府公债券)，即分别达2000万元和1000万元。此得意之役，正是得到蒋委员长首肯，由“孔财神”亲自牵头发动的。

　　话说当日飞到重庆“履职”的孔祥熙，也确实是马不停蹄，日理万机。那边厢，他经蒋介石授权，以行政院长身份遥控指挥手下亲信，通过中间人牵线，与日本外相的代表在沪、港等地频频秘密接触，尝试和谈。这边厢，他指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英资汇丰银行相约，暗中共同维持上海的黑市汇价，以防外汇价急跌冲击国内物价及外贸业务，影响民心士气。

　　8月24日，他又让财政部安排在重庆召开全国银行会议，会议主旨为“统一战时金融机构，巩固法币政策，投资西南国营事业，发展边省建设”。

　　大约为了表示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支持，这位据称是孔子后人的基督徒，甚至还忙里偷闲，8月13日在中共主办的汉口《新华日报》(10月份武汉沦陷前夕迁至重庆出版)上发文勉励民众：

　　“一、操守要廉洁，行为要勇敢。二、办事要敏捷。三、对外言论须格外谨慎。四、屏绝应酬。五、节衣缩食。六、待人接物须本亲爱精诚之旨。”

　　1941年7月7日，孔祥熙在机关报重庆《中央日报》上刊发《抗战四年来之财政金融》一文，称：“惟财政金融，关系最后胜负之关键至巨；今后战争之成败，军事只占三分，经济应占七分，故今后经济战争，尤为重要。”

　　自1938年以来，重庆的战时金融业迎来了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四大国有银行自然应记“头功”。尽管四大行业务活动范围较战前大大缩小，因有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强制措施强力支持，其分支机构数量，反而比战前有增无减。如战前四大行在内地设立分支行共42家，战时增设可137家，是原来的3倍多。这些新生力量，又以“陪都”重庆周边地区居多，达67家。

　　截止到1941年底，总行设在重庆的银行增至18家，为战前的一倍，资本总额达2.28亿元，为战前的16倍以上——即使考虑到货币贬值及战前银行数据不全等因素，其增长亦相当可观。

　　且不说四大行(总资本1.7亿元)之强势加盟，官办的四川省银行(总行在重庆)一家，也累计增资3800万元，“四川四小行”美丰、聚兴诚、川盐、川康同样大肆扩充：领头羊美丰银行的资本金，从战前的300万元增至1000万元，聚兴诚等三家的资本规模，至少都翻了一番。

　　在此期间，重庆的钱庄银号增至53家，是战前的一倍有余，资本总额更高达2600万元，为战前约13倍。

　　孔祥熙在抗战四周年总结中预言“复兴之基础已定，胜利之曙光在望”，旨在激励民心士气。不料五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铁蹄横扫东南亚，气焰极盛，中国抗战进入了更漫长而艰苦岁月。

　　但战局的急剧变化，迫使集中在沪、港及其他沿海、沿江城市的一些英美银行内迁，大后方工商企业生产高涨，也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重庆金融业在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之间，再度迎来短暂的“小阳春”。

　　仅1943年1至6月，重庆新成立银行总行21家，分支行28家，这些新银行，大多由原来的钱庄、银号改组而成。而1942年一年里，四川省内民营商业银行(总行多在重庆)，有7家继续增资，总额达7200万元，比其原有资本增加2.5倍。

　　战时重庆金融业的急速膨胀，原因比较复杂。国民政府西迁、沿海沿江沦陷区金融机构内撤，以及通货膨胀、大量发行公债、商业投机等战时经济拉动之外，还有如下诸多“利好”：

　　战前，西部内地相当落后，新式工厂数量仅占全国8%，发电量仅占全国2%。到1942年，后方工厂总数比战前猛增15倍，资本总额增加70多倍，动力设备增加5倍。同时，战时对各类物资的需求，促进了后方的进出口及国内贸易迅速增长。种种发展对资金的极度渴求，此乃重庆金融业膨胀的基本动因。

　　1939年9月，国民政府改组抗战之初成立的“四联总处”(四大行联合办事总处的简称)，蒋介石亲任理事会主席，孔祥熙、宋子文、钱新之(江浙财团系银行家)三人任常务理事，提出“扩充西南西北金融网，每县区设立一银行，以活泼地方金融，发展生产事业”的宏大构想，后方省市县政府因此纷纷行动起来，前面提及重庆的钱庄、银号大量改为银行，正是得益于此。

　　更重要的是，战时重庆已迅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后方工商经济中心。以商业为例，1937年时全城百货仅70余家，最高年营业额的一家不过2万多元，到1942年底，因抗战五年来政府机关及军队、文教单位及大量外地人口涌入，重庆市面极度繁荣，百货商业机构1200多家，增长15倍之多。其他如服装、糖业、川烟等增长，均在10倍以上。

　　因沿海工矿企业内迁及持续新增投资，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工业体系逐步成型，与战前相比，1942年时的工厂数增加18倍，工业资本总额增加164倍，且新办企业多为军工、机械、化工、冶金等当年的高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

　　回顾当初孔祥熙飞抵重庆时，公开发表的“发展后方经济建设”为中央政府迁渝目标之一的那番谈话，本意或许是尽量淡化前方战局危殆的实况，舒缓后方民众日增的焦虑情绪，不料居然被他“幸而言中”。

　　八年抗战，数万万中国人民备受煎熬与创痛，而“陪都”重庆却因财聚而兴，福兮祸兮，实在是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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