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4月9日，中国派历史陈列馆里的“1945·在重庆”群雕。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中国派历史陈列馆内展出的“白绸巾密信”。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4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位于上清寺的中国派历史陈列馆，首先被映入眼帘的大型群雕所吸引。这座名为“1945·在重庆”的纪念雕塑，形象化、艺术性地再现了、周恩来与各派领导人、知名人士聚会重庆，畅所欲言、共商国是的情景。

　　重庆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为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过重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和中国统一战线及多党合作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要谈中国与中间党派的交往，就离不开中共中央南方局这段历史。”市委统战部二级巡视员、中国派历史陈列馆原馆长林勇介绍，在重庆战斗的八年时间里，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历史使命，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各种途径，对各派和政治团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中国现有的八大派中，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以及中国革命委员会前身之一的同志联合会都在重庆发祥，重庆也因此成为中国派重要诞生地。

　　中国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是由原中国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所创建，具有政治联盟性质，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事业的政党。民革由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于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成立。

　　抗战相持阶段，不少上层人士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已有深刻认识，他们支持中共倡导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虽时有表现，却没有团结成为力量，影响有限。

　　1943年2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下，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等打破禁忌，组织了民主同志座谈会。

　　到1943年8月，民主同志座谈会着手筹备组织工作，组织的名称最初为中国民主同志联合会，后来定名为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从1944年上半年起，即开始以同志联合会的名义吸收成员和开展活动。

　　1945年10月28日，同志联合会在重庆特园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宣告成立。

　　在民联组织建立的同时，另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也在酝酿成立一个组织。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帮助下，李济深、何香凝派人同冯玉祥以及滇桂川等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争取在反对蒋介石独裁中一致行动。1946年4月14日，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在广州成立，公开宣布促进中国之，反对法西斯独裁专制。

　　民联、民促都和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接受中国政治上的帮助，成为之后中国革命委员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白绸巾上面既没有人，也没有景，仅有6行毛笔字。涉及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真如（陈铭枢）、蕴兄（朱蕴山）、（何）香凝、（李）济深等人，都是中国的资深党员，民革的创始人和领导人。这其实是一封特殊的信，诞生于70多年前，由李济深1947年在香港所写。

　　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不顾国内外反对，摩拳擦掌准备内战，对反对内战的民主人士也采取极端措施加以。在此情况下，许多民主人士不得不前往环境相对宽松的香港继续开展民主活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民联、民促及其他民主派人士意识到，分散的民主派组织已经不能适应反蒋斗争的需要，必须联合起来，建立相应的组织，才能更好地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

　　为了联系到民联的同志“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了这封特殊的信。为躲避军警的严密检查，大家仔细斟酌每一个字词，由李济深在这块白绸巾上写了简明扼要、含义深刻的56个字，将它缝在衣服里面，由朱蕴山带到上海，信尾上就有“详情由蕴兄面报”这句话。

　　这封颇具传奇色彩的信，成为当年民主派人士为推翻反动派统治，甘冒生命危险，和中国领导的广大人民一起，毅然投身革命洪流的历史见证。

　　1948年1月1日，中国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推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等被选为主要领导人。

　　1949年11月，民革、民联、民促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举行了第二次民主派代表会议，统一成为一个组织，仍称为中国革命委员会。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于1941年3月19日在上清寺特园秘密成立，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组并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上清寺嘉陵江畔有一处宅所——特园。特园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鲜英的公馆，因为鲜英字“特生”，故又称其公馆为特园。走进特园，可以看到园内布局典雅，居室宽敞错落有致，俯瞰嘉陵江，波光岚影奔来眼底。

　　就在这个园子里，曾三次拜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留下了一段领导人与派、爱国民主人士风雨同舟、共商国是的佳线年。那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人民。各派在抗战初期经过斗争得来的一些民主权利也被取消，独裁专制再次笼罩国统区上空。

　　1939年11月23日，沈钧儒、梁漱溟、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左舜生等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其宗旨为“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土，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十分紧张，内战一触即发。1941年3月19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张君劢等一些中间党派负责人，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联合“三党三派”及其他社会贤达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4年，由于国内外形式变化，国统区掀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这次活动中空前活跃，大批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要求入盟。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进行改组，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同年10月，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国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共关系日益恶化，民盟又发表了《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明确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在国内外社会與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电邀到重庆谈判。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1945年8月28日，在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的陪同下乘飞机抵达重庆。

　　“说起重庆谈判，张澜与还有一段趣事。”林勇介绍，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半，、周恩来、王若飞抵达重庆九龙机场，开启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当乔冠华依次介绍各党派迎候代表时，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位老人，不待介绍，便迈步过去同他握手，说：“你是张表老（张澜，字表方）？你好！”

　　“润之先生好！你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民盟创始人张澜紧紧握住的手。

　　“在重庆谈判期间，虽事务繁忙，却三访特园拜访张澜，讨论时局，共商大计。”林勇向重庆日报记者回忆起这段历史。

　　第二次是9月2日，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特园宴请、周恩来和王若飞。宴后，应鲜英之请，挥毫写下“民主在望”四个大字，众人深受鼓舞。

　　第三次是9月15日，去特园为张澜介绍国共谈判情况，张澜向提出若干建议，被采纳。

　　1945年10月，民盟在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产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推选张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会议明确提出了“和平、统一、团结、民主”的政治主张。

　　1949年9月，民盟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成立于1945年12月16日，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是具有政治联盟特点、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新中国成立后，民建为恢复和发展经济，特别是积极配合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怎样才能推动爱国民族工商业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引导爱国民族工商业走上中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民建先贤及其他爱国民族工商业者发起组织了一个特别的活动——“星五聚餐会”。

　　日前，重庆日报记者来到位于渝中区白象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旧址陈列馆，寻找这段历史背后的故事。

　　抗战爆发后，为保存民族工商业，支援抗战军需用品，一部分民族资本家克服重重困难将工厂内迁，大批工商实业界人士纷纷汇集重庆。

　　然而，这一爱国行动却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国民政府还凭借政治军事的特权，加大经济垄断，吞并和排挤大批私营工厂，使工商界人土陷入重重困境。

　　为此，他们多次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解决内迁工厂的困难，但国民政府根本不予理睬，这更加促使工商实业界对国民政府产生强烈不满。他们深刻意识到，唯有建立自己的组织，才能使自己的要求和利益得到尊重和满足。

　　于是，工商实业界人士每个星期五都聚集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一起交流对国内局势和国民经济体制的看法。这种集会在当时被称为“星五聚餐会”。

　　1945年10月，在黄炎培的邀请下，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出席了“星五聚餐会”，并发表了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命运息息相关的演讲——《当前经济大势》。周恩来的这次讲话，极大地增强了工商实业界对中共的信心。自此，民族工商业者在中国的影响、帮助和推动下，开始酝酿建立新的组织。

　　1945年12月16日，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维护民族工商业的利益，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教社，胡厥文、章乃器为代表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卢作孚、刘航琛为主的西南实业协会等，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大会选举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人组成领导机构。从此，一个新的政党步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民建成立后，积极投身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爱国中。在“较场口”“沧白堂”“下关”等事件中，揭露统治集团扼杀、坚持独裁内战的阴谋，以促进民众觉醒。在全国解放前夕，民建又通过多种渠道，以各种方式向广大群众特别是工商界介绍解放战争形势，介绍解放区情况，宣传中共经济政策，安定人心，为迎接解放和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前身为抗战后期一批进步学者发扬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以民主和科学为宗旨、在重庆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后改建为九三学社。

　　从渝中区人民公园入口下行数米，有一块红色花岗岩纪念碑，碑身正面刻有“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几个大字，背面镌刻有《九三学社成立宣言》。这块纪念碑距当年召开九三学社成立大会的重庆青年大厦旧址约40米。

　　“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是一座历史的丰碑。它向世人揭示了九三学社与中国亲密合作、风雨同舟，贡献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光辉历程。”林勇说。

　　自然科学座谈会始于1939年春天。当时的中国，国难日亟，南京沦陷，武汉失守，如何才能守我国土，外御其辱？抱着科学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走到了一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等的帮助下，以重庆中央大学梁希、金善宝、潘菽等人以及重庆大学谢立惠为核心，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并于1940年5月4日开始参加编辑《新华日报》“自然科学”副刊，介绍科普知识、工业建设等。

　　皖南事变后，国统区充斥着，自然科学座谈会慢慢停止了活动。1944年，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知识分子对时局极感焦虑，常到许德珩家座谈、交换意见。他们一致认为，要民主、要团结、要抗战到底，并把座谈会取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后经周恩来等授意，自然科学座谈会的部分成员由潘菽介绍，先后以个人身份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构成了该会的主体。

　　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民主科学座谈会于9月3日集会庆祝。为纪念抗战胜利，为了彼此的共同信念和政治上的相互帮助并保持联系，许德珩、禇辅成、梁希、潘菽等建议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成一个学术团体，以便回到各地继续活动。于是就以当天9月3日为名，称作九三座谈会。

　　9月12日，邀约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赴宴。席间，许德珩向介绍了九三座谈会的活动和今后的打算。说，你们这个高级知识分子的组织，人数虽少，但都是知名人士，有相当能量，在时局动荡发生重大变故时，可以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对社会是有影响和作用的。他建议九三座谈会应成为永久性的政治组织。

　　在的鼓励和启发下，许德珩等人于1946年2月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积极进行工作。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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