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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随着四川和西南各省的统一问题渐趋解决，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转向四川。其时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能长期支撑。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由汉口飞抵重庆；4日，他在讲演时称：“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

　　同年7月，蒋介石面对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再次指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10月6日，蒋介石在成都的一次讲演中又指出：“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而在四川，当时最重要的城市首选重庆。因为重庆为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且有四川天险为屏障，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后，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付之”。11月中旬，在上海淞沪抗战失败已成定局，首都南京遭受巨大威胁的形势下，中央和国民政府自料南京无法坚守，为坚持长期抗战，遂决定依照既定方针，作出了迁国民政府于重庆办公的重大决定。11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会商，决定迁都重庆；15日，作为当时国家最高决策机关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决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之地点。”16日，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除其最高长官留南京主持工作外，其余均自是日起离南京转武汉赴重庆；17日，作为国家元首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民政府直属的文官、主计、参军三处的部分人员乘“永丰舰”启碇西上，从而揭开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序幕。

　　11月19日，蒋介石以国防最高会议议长的身份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并于会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明确告知与会者：“现在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11月20日，林森一行抵达汉口，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11月26日，林森一行抵达重庆，受到四川、重庆地方政府及重庆市民的热烈欢迎；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正式办公；12月7日，中央党部也正式在重庆上清寺“范庄”举行西迁重庆后的第一次执监联席会议并开始在重庆办公。

　　1938年夏，当武汉战役紧张之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7月17日紧急命令国民政府及中央驻武汉各机关，限五日内全部移驻重庆。奉此命令，先前迁到武汉的各党政机关，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的西迁。9月下旬，驻武汉各军事机关也相继向湖南南岳等地迁移，并于武汉失守前迁移竣事；11月中旬，军事委员会又决定驻南岳各军事机关迁重庆。12月8日，中国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由桂林飞抵重庆，从而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政府首脑机关和国家都城自东向西的大迁徙。

　　与党、政、军各中央机关纷纷迁驻重庆的同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迁抵重庆并在重庆相继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同时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战前不同政见、不同治国主张的各派中央机关及其主要领导人也纷纷聚集重庆，先前来往、散居于全国各地大批俊士豪杰和社会名流，也如百川归海似地荟萃重庆。多种力量、因素的综合，共同推动着重庆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由一座古老的内陆城市一跃而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成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各党各派参加其中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活动舞台；由一座古老的军事城堡一跃而发展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外交活动与统治中心，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区的指挥中枢，于整个国家的政治事务中发挥着首脑、中枢和灵魂的重要作用。

　　而作为战时首都，重庆在八年抗战中肩负了重大的历史责任，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1946年4月23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以国民政府即将还都南京，决定在重庆恢复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营。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历史使命随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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