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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一批革命先驱活跃于重庆，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为组织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1920年3月12日，一群进步青年在重庆成立四川省重庆组织。

　　这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成立时间最早，由一群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重庆青年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的组织。

　　1920年，四位有志青年一笔一划给当时正在指导中国建党活动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写下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们郑重地写下了这句话。

　　这份报告，就是至今存于中央档案馆、印证了一群进步青年在重庆率先于全国成立四川省重庆组织的《重庆报告》。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介绍，《重庆报告》全文共3027个字，包括七个部分：一、四川的最近历史；二、我们组织的任务；三、我们组织的历史；四、我们组织的机构；五、成员人数；六、运动；七、我们组织的发展。报告反映了重庆的革命先驱在中国早期运动大潮中、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过程中曾经留下的足迹。

　　这四位有识之士并不知道，正是因为这份报告，在几十年之后，重庆，作为“中国早期运动发祥地之一”的结论，最终被印证。

　　根据《重庆报告》的描述，1920年3月12日，四川省重庆组织成立。

　　这意味着，在僻处西南的重庆，当时建立了一个比北京、上海、广东等中共早期组织还早的组织，并且，其信仰、近期目标、组织规模、组织机构和分布范围都十分具体而全面。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蓉表示，这是中国迄今所见到的不仅明确宣布自己为组织，而且是成立时间最早的一个。

　　《重庆报告》称：“我们的组织是由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所建立的。他们起初成立了一个研究会，在这里聚集了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我们小组的组员一直与其他地方的大学生通信，因而又影响了某些大学生……再加上丝厂和毛加工作坊的罢工（这种罢工使得一些工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有必要把我们的研究会改组为更有权威的组织。”

　　该组织有近40位正式成员和一批候补成员，组织机构包括书记处和宣传、财务、出版三部，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都建立了支部。

　　周勇介绍，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时，共产国际派代表指导并出席了会议，他们将中共一大文件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

　　195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把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

　　于是，从莫斯科带回了几箱档案。这批档案作为党内的重要文献，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专家们在查阅这批档案时，在档案的第九卷中发现了三件有关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中国第一个纲领》《中国第一个决议》《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令人欣喜的是，与中共一大文件放在一起的还有三件地方组织报告的俄译稿：《北京组织的报告》《广州的报告》和《四川省重庆组织的报告》。这一卷档案的写作时间均在1921年前后，但没有注明作者，也没有收发机关。

　　周勇称，这些档案虽不是中文原件，但这已经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这几份俄译稿是迄今保存于世的关于中国成立的档案。

　　《重庆报告》显示，当时四川省共有5个组织，分别分布在成都、叙府（宜宾）、雅州（雅安）、顺庆（南充）和重庆，而重庆是这个组织“总的组织”“正式组织”。

　　至于为什么选择在重庆设立总组织，《重庆报告》称：“四川位于长江上游，重庆是西南的中心，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组织才设在重庆。”

　　《重庆报告》介绍：“重庆是一个商埠，那里的大多数工人是在丝厂、毛加工作坊和造船厂做工……我们组织的成员通过同大学生和工人谈话，以及向他们散发各种小册子，经常秘密地传播思想……可以满怀信心地说，重庆的组织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连年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如何救国救民，这便是思想在四川省重庆得以传播并产生影响的土壤和重要历史背景。”李蓉在《四川省重庆组织的报告再研究》一文中称。

　　但是，关于《重庆报告》，虽有学者对它有所研究，却鲜有突破。2003年，周勇担任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强烈的责任心促使他尝试触碰这个难题。

　　2010年12月23日，周勇在中央档案馆亲眼见到了《重庆报告》俄文原件和中央编译局的翻译手稿（复印件）。更意外的是，中央档案馆同志告诉他，如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这份《重庆报告》俄译件，就是曾经保存在共产国际档案馆、后来移交给中国的原件，这意味着这就是世上仅存的《重庆报告》版本。

　　对于这一重大发现，2011年2月20日，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一起，约请在京的专家学者召开座谈会，就《重庆报告》进行专题研讨。

　　2011年7月，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杂志社、《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等联合举办了中国的创建与四川省重庆组织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央有关部门和全国11个省区市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齐聚重庆。

　　专家们从中共一大档案的真实性、重庆组织的组织架构等方面论证后认为，《重庆报告》的真实性毋庸置疑，重庆组织确实存在。

　　《求是》杂志社社长李捷在《试析四川省重庆组织的报告的史料价值和思想价值》一文中表示，报告提出的若干思想，至今读起来仍令人肃然起敬，由衷地为之折服。这份报告不仅史料价值极高，而且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是研究中国建党史和早期组织史的珍贵史料。

　　“《重庆报告》再一次证明了中国运动的发生、中国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即使在偏僻的西南，即使关山阻隔，只要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就一定会出现在中国大地。”周勇称，重庆组织的建立是重庆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更反映了重庆人民在中国早期运动中勇立潮头的卓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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