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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汉晋时期，滇东北朱提文化形成与五尺道的开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依据大量史料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梳理，得出较为准确和科学的结论。这个结论对今人研究五尺道开拓变迁与朱提文化形成和繁荣的历史，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尺道是对“公元前四世纪存在的蜀身毒道”（方国瑜《云南郡县两千年》）加宽扩建的西南交通要道。“蜀身毒道”经南夷段叫“僰道”，“僰道”自蜀经僰道（今宜宾），再经南夷（今昭通）至滇（今昆明），下句町（今广南县）、进桑榆（今河口）入交趾（越南）达于南海。“僰道”把中国与南亚各国连接在一起，有力地推动了南亚各国文明的交流互进。秦汉沿僰道修筑“五尺道”，到滇后西出至叶榆（今大理）与“蜀身毒道”西夷段再连接，直抵身毒（印度）、大夏（阿富汗）延伸到欧洲罗马。这样把欧亚各国连接在一起。近现代学者称这条大通道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

　　五尺道的繁荣与其沿线众多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朱提（今云南昭通）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城市。朱提位于川、滇、黔结合部，东面是广袤的云贵高原乌蒙山脉，面临金沙江，北面控扼险关豆沙关，正当五尺道的咽喉要冲，曾为五尺道的开拓与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演进自身，汉晋时代成为我国历史上较为先进的地区之一。它所拥有的举世闻名的“汉孟孝琚碑”“东晋霍承嗣壁画墓”“朱提银”“堂琅铜”等，曾令诸多学者潜心探究，使朱提赫然卓立于五尺道上，成为众多璀璨丝路明珠中的一颗。

　　学者们之所以用“丝绸”来命名这条古商道，是因张骞通西域的古道称作“丝绸之路”，因此，也习惯于把西南商道称作“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其实，这条经西南通往印度，直到欧洲的通道，经越巂（今西昌）入叶榆（今大理）叫“西夷道”或“青衣道”。经犍为（今宜宾）、朱提（今昭通）、益州（今昆明）入叶榆（今大理）叫“南夷道”。因此，五尺道又叫“西南夷道”。沿路大规模的开拓经营，起始于先秦至西汉。

　　秦惠文王后元八年（公元前316年），遣司马错灭蜀，以此为基础，经营西南地区。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85年），蜀守“张若取莋（今四川盐源）及江（即岷江）南地”。秦取蜀后就致力于西南夷的略定，因此《太平寰字记》讲：“秦惠文王破滇池，此地始通”。秦昭襄王时（公元前250年），以李冰为蜀守，修筑了蜀至僰的僰道，即是《华阳国志·蜀志》所讲的“其岩渐峻不可凿，冰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有赤白五色”的僰道。秦始皇时期，为实现统一秦帝国，在僰道基础上，于公元前220年派“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史记.西南夷列传》），这是讲开通了车轨五尺宽的道路通于西南，并设置了行政机构。汉初，强悍的西南夷民族处于汉王朝的西南方，他们经常袭掠汉朝边境蜀地，构成严重边患。此时汉朝经过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综合国力已相当强大，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决定扩建“西南夷道”，使其成为汉王朝的版图。这一决策促成了“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全线开通，朱提便成了控制南方丝绸之路的关键地区。

　　为确保这一道路的全线开通，汉武帝采取军民携手共建方针，派军队和民工同时进驻蜀地，并在当地采取募民、征租赋等措施。公元前135年，派“唐蒙司马相如开西南夷道，凿山通道千余里，以通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至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更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偿之，乃募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史记·平准书》）。唐蒙、司马相如作为开拓西南交通的使臣，历尽千难万险，用了八至九年时间，“以通南中，迄于建宁（曲靖），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丈”（《水经注·江水》），这样就把汉朝与滇、身毒、大夏、古罗马等连接起来，成为著名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

　　五尺道的开通，汉代巴蜀商人贩卖缯、帛、枸酱至西南夷，又从西南夷贩卖笮马，髦牛等至巴蜀。枸酱还通过这条要道贩运到了南越，唐蒙出使南越就吃到了这种枸酱。唐蒙为郎中经略南夷，以便经牂牁江（今北盘江），直航至番禺城下。唐蒙至夜郎，夜郎侯请求改夜郎为郡县。武帝以夜郎为犍为郡（包括朱提在内），封夜郎为王，赐王印。时张骞出使西域归来，说在大夏见到蜀布和邛竹杖，得知是从身毒商人处买来的。又得知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在邛西两千里，他认为汉朝欲通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经河西易受匈奴、羌人所阻。如自身毒，路既近，又无阻碍。于是，汉武帝先后派出十余批人经略西南夷，沿途置“邮亭”和“驿站”，并以且兰为牂牁郡（今贵州黄平），邛都为越巂郡（今四川西昌），笮都为沈黎郡（今四川汉源），滇为益州郡（今昆明），赐滇王印，这样汉王朝同西南少数民族与南亚各国发展了友好关系。此后，中国与南亚乃至欧洲的交往迅速发展，各国使者相望于道。官方与名民间的商业贸易往来也更加频繁。中国的丝绸（蜀布）、茶叶、枸酱、古钱、竹杖大量西运，而西方向中国输入玉器、马匹、毛皮、瓜果、香药等商品，同时，朱提银、堂琅铜也大量内输中原，外运西亚和西方。这条通道还带来了西方的文化艺术，带来了印度佛教，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朝是五尺道开拓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南北连接，形成了“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大通道。此时的丝路走向大致为东北起长安，经褒钭道和石牛道越秦岭，至成都。此后分为两条支线：一条下青衣江，过大渡河，到越巂（西昌）入叶榆（大理），沿“身毒道”路线，称“西夷道”。另一条则经犍为（宜宾），过朱提至建宁（曲靖）、滇（昆明），称“南夷道”。两路在叶榆（大理）汇合后到身毒等国。这两条道路统称“西南夷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南北交通有时关闭有时开放。但唐、宋元、明、清时期，五尺道仍是云南与中原联系的交通线，这条路线一直延续到当代建成的川滇公路、内昆铁路，其所经过的路线仍与“五尺道”大体相近。“五尺道”的开通，为云南与中原，中国与南亚和欧洲的交通联系打下了基础。

　　朱提是昭通古代“窦地”称谓的夷汉语言演变，汉晋时期成为行政区域称谓。这一区域是从中原内地往西南入滇的必经之路，进而抵达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古罗马，因而朱提也成为古代使团商队来往的必经之地，是南方路上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朱提地区属低纬度高海拔区域，地形高低差大，立体气候，雨量适中，年平均降水量1千毫米以上。境内有泸水（金沙江中游）、马湖（金沙江下游）、朱提江（横江）、车洪江（牛栏江）、赤水河和高原湖泊千顷池、草海等水系，并形成了高山、平坝、河谷地理构造。由于雨量适中，水资源较丰富，汉晋时，朱提是一片适宜开垦的原始森林区和原始农耕区。

　　朱提地区历史悠久，旧石器时期已有人类活动。西周至春秋时期，这里已发展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民族聚居区，先后在此居住的有窦地人、僰人、实勺人、靡莫人、祝明部、杜宇部族和楚庄王苗裔等。这些部族中，有的是游牧民族，有的是农耕部族，他们骁勇彪悍，出入于深山密林中，能征惯战。

　　西汉初年，汉武帝决心解决西南边患，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置犍为郡（宜宾）辖朱提，至此，朱提正式归入汉王朝版图。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犍为南部郡六县，其中朱提辖今昭通、鲁甸、永善，郡府在朱提。

　　蜀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置朱提郡管辖五县：朱提县（今昭通、鲁甸、永善），堂琅县（今东川、会泽、巧家），汉阳县（今贵州威宁、水城），南昌县（今毕节），南广县（今镇雄。威信）。

　　西晋、东晋大体沿袭蜀汉的设置，东晋增加了临利县（今彝良）；齐梁至陈仍置朱提郡。

　　汉晋时期，朱提地区社会经济高度繁荣，甚至出现了某些封建生产关系的因素，朱提地区取代滇池成为云南经济文化发展中心，进而产生了璀璨的朱提文化。

　　朱提地区是汉代移民屯田的重要地区。《华阳国志·南中志》朱提郡载：“先有梓潼文齐，初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同书卷十《文齐传》载文齐孝平帝末（公元1—5年）为犍为属国，则在东汉初年（按：此时尚未设犍为属国，当是犍为南部之误）。文齐在东汉初年率领汉族移民穿渠引水灌田，推广内地的水稻种植和灌溉技术。龙池，左思《蜀都赋》谓：“龙池瀑瀑濆其隈”，刘逵注曰：“龙池，在朱提南十里（《续汉书·郡国志》注引作‘数十里’），地周四十七里。”后人推测为近代昭通鲁甸之间的八仙海，今已成平陆。又有千顷池，魏完《南中志》载：“（朱提）县有大渊池水，名千顷池。”《永昌郡传》也载：“朱提郡……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僰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则千顷池别为一池，与龙池有别，其地据方国瑜先生考证，认为昭通府“南有小长海，水名千顷池”。是时，朱提地区有两池灌田，其中龙池得到了开凿整修，表明当时的昭鲁坝子上水稻种植非常普遍，与此相应必然形成和内地不相上下的灌溉技术及稻作文化因素。

　　另外，昭通、鲁甸“梁堆”汉墓中还出土了大批青铜和铁器生产工具，其铁器基本和内地铁农具相同。墓葬封土中还发现过上铸“蜀郡”“千万”或“蜀郡”“成都”字样的铁口锄，是东汉以前由四川传入的，且出土的明器中有水田、池塘等，反映了汉代朱提地区农业生产的高超技术及其与内地的联系。

　　《续汉书·郡国志》载：“朱提，山出银、铜。”由于朱提地区的铜矿开采较早，到东汉时，本区已成为全国青铜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产品以传世朱提、堂狼铜洗最为著名。洗是一种盛水之器，早在先秦时期即已使用，到东汉时因产于朱提、堂琅两地而得名，其收藏遍及南北，近世昭通“梁堆”墓中多有出土。据有关专家统计，作为朱提、堂狼之器，有地名可考是共有50多件。其余未著名而可知是朱提、堂琅造的，仅容庚《汉金文录》所著录，亦20余器，数量不少。朱提、堂琅铜洗上的纹饰多采用鱼纹和鱼鹭纹，以“富贵有余”“吉庆有余”之谐音象征吉祥富贵。其款式多为纪年及产地，少数间以吉祥语，有的末尾附有“工”或“牢工”等字样。有学者据此推测，东汉时期，朱提地区青铜制造业属“工官”所有，更有以为有工场手工业存在。对此前人已作考核，认为东汉朱提地区青铜制造业尚掌握在私人（大姓）手中，此二字是夸耀器物精工坚固之意。传世朱提、堂琅铜洗上的纪年始于东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止于灵帝建宁四年（公元171年），表明这一个世纪的时间是朱提青铜文化鼎盛发展时期。《南齐书·刘俊传》言蒙城（今昭通）“有烧炉四所，高一丈，广一丈五尺”，可见其规模之大。朱提地区的青铜器工艺精巧，按一定规格为市场成批生产，闻名全国，受同期蜀郡洗制造技术影响而又可与之娉美，这与汉代朱提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分不开的。

　　东汉以后，朱提地区在冶金方面又有一个伟大创造，那就是白铜的发明。《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堂狼县……出银铅白铜”；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八载：“白铜出云南”。17至18世纪，欧洲的书籍中也说白铜出云南，经广州出口，有的则直称“云南白铜”。白铜是铜镍合金。后白铜经波斯传入欧洲，受其影响，欧洲人直到公元1751年才提炼成功，可见我国汉代冶炼具有很高的科技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镍和铜镍合金的发现，是云南对世界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朱提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争得一席之地。

　　《汉书·地理志》朱提县注：“山出银”，则至迟在西汉朱提地区就进行了银的开采和冶炼。王葬时改革币制，发行“银货二品”，据同书《食货志》载：此“银货二品”，即“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值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值千。”可见当时朱提地区银的产量一定很高，足敷全国通货之用，其质量也驰名全国，广为流布。后来，“朱提”一词直接成为白银的别称，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朱提银直到近代还有发现，1935年，昭通刘家包包“梁堆”出土印一块，重达2公斤以上，上刻铭文一行：“□年重五十斤”；另一传世品称“朱提银块”，方形，已裂成3块，上5字惟“提”“银”二字依稀可辨。据推测，汉时的朱提银矿可能就是直到清初仍为全国之冠的鲁甸县乐马厂，其矿石一般含银24/10000，最好的达94/10000。要从这不到1%的含量中提炼出精银，绝不是一般的技术水平所能办到的。

　　到三国时，朱提银矿的开采和冶炼虽呈衰势，但威名尚存。诸葛亮书云：“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仍将朱提银和汉嘉金相提并论。除铸造钱币外，至迟从王莽时期起，朱提地区又利用自己丰富的铜矿资源，铸造钱币。传昭通发现过“大泉五十”钱范，背书“日利千万”，与其他地区发现的王莽钱范完全相同。

　　朱提地区交通沿线，大批汉族移民不仅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将内地汉族的社会文化完整地移植到了边疆地区，形成所谓的“南中大姓”。在大姓产生过程中，文化是一个重要因素。当时朱提郡有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诸家，应该说，他们推动了本区儒学文化的发展。朱提地区的儒学发展主要受巴蜀地区的影响。还在西汉景帝末年，蜀守文翁就派人到京师“授业博士，或学律令……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为学官弟子。”开地方郡国设儒学的先例，推动了巴蜀儒学的迅速发展。川南犍为郡很快成为儒学水平较高地区，子弟多以儒学致用，并有位列三公者，后朱提太守多为犍为人士担任。朱提地区因位于犍为南部，也是一个设学的重点，其儒学水平远在滇池之上，著名的孟孝琚碑就是最好的证明。

　　孟孝琚碑（以下简称“汉碑”）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七月在昭通城东十里之白泥井出土，为现存云南最早的碑刻。碑身上截已缺年号无征，高1.27米、广0.99米，文15行，行15字，隶书。文辞古茂，字划道劲。此碑出土后引起国内外重视，前人多做题跋，方国瑜先生考证为东汉和帝年间之物，碑主孟孝琚（广宗）4代前由蜀郡严道县（今四川雅安汉源）迁居朱提，“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汉时通一经者即为“博士”，孝琚称为“名儒”是当之无愧的。

　　晋亡后，宋、齐、梁、陈、隋时期历时198年，为朱提的衰落时期。由于中原战乱不断，历代王朝对朱提的统治鞭长莫及，更谈不上有什么建树，这是原因之一；二是由于滇池及朱提地区的太守、郡守、大姓、夷帅之间长期争扰，战乱不休，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三是洱海地区出现了较稳定的局面，一个后来的南诏王国正在孕育之中，于是朱提成了中原与夷人战争的活动区域，迫使这里汉蜀遗民和夷民（包括南迁之僰人）大迁移，加速了朱提和朱提文化的衰落。

　　朱提文化的形成途径，就是大量通过五尺道进入朱提地区的中原汉人在与夷民杂居的情势中，夷人不仅习夷语，而且兼学习汉语，潜移默化地受到汉文化理念意识的影响，昭通出土的汉晋时期的文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铜洗、摇钱树、陶俑、铜镜等，表明中原手工艺的传入；省耕塘出土石刻屋宇，呈现中原的建筑风格；抚琴俑，表明中原音乐舞蹈的传入；汉砖出巡图，表明中原仪仗的汉家礼仪在朱提兴起。诚然，由此种途径使夷、汉文化的兼容在势头上无法与朝廷以组织形式推广儒学政策相比拟，但就对其心理深层的影响而言，它更为深刻，更为绵长。

　　夷、汉文化的兼容，绝非是机械的组合。秦统一中国后，雷厉风行地建立统一的文化，其基本形式是“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五尺道的开通，为实现文化共同体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夷汉文化接轨过程中，不但汉文化改造夷文化，同时，夷文化也以其固有的特质对汉文化系统加以冲突、改造。“野蛮”充满了生气和勇敢的夷民族精神，给温文尔雅却因此束缚于严格传统而冷淡僵硬的汉文化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入乡随俗”指的便是一种趋势，西南夷远古的部落、部族、夷民族的演进，汉文化“夷化”的文化效应充分地向外释放。汉晋时期，这样一种文化的兼容，终于推出了空前繁荣璀璨的朱提文化。

　　5.段渝：《五尺道的开通及相关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4期，2013年7月。

　　9.伍加伦、汪玉祥：《中国西南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11.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版。

　　12.孙太初：《朱提堂琅铜洗考》，载《云南青铜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1年5月版。

　　文/图：邓 沛（四川省宜宾市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四川省宜宾市政协特约文史研究员，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二中历史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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