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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春，龙云在云南内战中取得胜利，国民政府正式委任其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中央与云南关系进入另一新阶段。由于滇省自护国运动以后连年征战，再加上云南内战影响，以致财政贫乏、民生凋敝，龙云乃于年8月派滇省耆老周锺岳赴京通款，请求国府协助解决云南财政金融等问题。9月23日，周锺岳进谒蒋介石，告以滇省军事收束、整理内政及龙云始终拥护之意，蒋态度甚殷勤，谓所提诸事皆可商办，双方关系有了好的开始。28日，周致函龙云建议滇省今后方向：

　　中央局势似已团结，而内面裂痕甚多……现桂方内则拉元老派、太子派、西山会议派以扶植政治势力，外则统辖粤桂湘鄂，并以白崇禧军进踞平津，以扶植军事势力，其用意殊未可测。而蒋则因北伐勋望，总揽中枢，颇得一般人心，又为各国重视。且其人力才力之精干，思想之周密，亦足以防制反动之力而有余。故现在双方布置，旗鼓相当，针锋相对，毫不回护也。吾滇处此，以国家大计论，则当拥蒋；以地方利害论，则当联桂。故弟意仍宜双方兼顾，不宜忽略。

　　龙云对于周所提意见甚为重视，乃派其内弟李培天为云南驻京办事处处长，经多方活动，得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专门负责与中央联系。此外，为兼顾地方利益，龙云曾先后派人至广西联络，表示西南邻省唇齿相依，约定滇桂互相支持，以稳定西南局势。然而，此一兼顾之策却因桂系与中央反目决裂而告结束，龙云经与部属详商，并多方考虑，最后为顾全大局及本身利益，决定全力拥蒋。所以抗战前，龙云在国内政治纷争中，始终秉持拥护中央的立场。而此时南京国府困于内忧外患交相逼迫，自顾不暇，只要滇省服从中央，即对其不加过问，基本上双方维持一种羁縻关系。但因龙云始终拥护中央，蒋也对其寄予相当信任，除云南省主席本职外，复加委滇黔绥靖公署主任等要职以笼络之。是以在抗战前，龙云与中央关系堪称密切。

　　云南自1928年龙云主政以后，即与中央维持良好关系，并屡次奉命兴讨桂之师，故蒋介石也刻意结好笼络龙云。如1935年1月31日，蒋介石在中央军进入贵州追剿红军之初，即嘱令追剿军总指挥薛岳速与龙云切实联系，事事表示敬意，受其指导为要。2月9日，蒋介石派黄实赴云南联络龙云。4月5日，为贵州军政改组蒋致电黄实，要其转达龙云“如有得力人员，请其先行密示，以便保任省府委员，以资滇黔联络，俾得切实合作”，显见其对龙云笼络之用心。不久蒋介石就有云南之行。

　　1935年5月10日，蒋介石偕宋美龄由黔飞滇，龙云与其妻顾映秋亲赴巫家坝机场候迎，到场欢迎者尚有云南省政府各省委厅长、各指委及各机关首长，以及驻滇各国领事等。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来滇，也是中央领袖首度莅临云南，故云南省府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据《大公报》记者报道：

　　学生民众往欢迎者，由三元街到巫家坝列队约十里之长，市内欢迎民众塞满街巷，家家张灯结彩，国旗飘扬，彩亭牌坊，奂美异常，欢声雷动，为滇中从来所未有……由机场至城中沿途有军警、童子军及男女学生列队欢迎。城中悬旗结彩，并张挂大红灯多盏，街上扎有五色牌楼多座，人民均欲一瞻蒋氏丰采，城中几万人空巷，为昆明空前盛况。

　　此情此景，令蒋留下深刻印象。翌日，《大公报》以《蒋委员长抵昆明》为题发表社评，称“政府领袖入滇，此为第一次，象征统一之完成，鼓舞边省之进步，甚盛事也”。当晚，云南省府举行盛大欢宴，蒋介石致答词时特别强调：“云南是一个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在革命历史上是至有光彩的，中正久想来观光，未能如愿，今能与各同志见面，快乐心情不可以言语形容。中央与云南，可以说是相依为命，中正个人与龙主席，亦是共甘苦、同患难，自从中正在中央负责以来，龙主席亦在云南主持省政，中正与龙主席可说是同一个时代，共同担负总理所遗交下来的革命责任。”蒋此席话极尽揄扬之能事，对龙云颇收笼络之效。

　　蒋介石来滇后，曾与龙云多次晤谈，深入了解云南省政及工业推动成效。经多日相处，蒋对龙云印象甚佳，谓“志舟明达精干，深沈识时之人，而非骄矜放肆之流”。蒋介石于5月21日离滇飞黔，对此行甚为满意：“滇行完成，实关乎国家之统一，剿匪之前途与个人之历史，皆有莫大之益也。”6月1日，龙云在致李宗仁电文中称：“介公在滇时，对于时局有所垂询。盱衡大势，国家地位危险如此，再不亟谋统一，结果国即灭亡；若不互见以诚，统一亦终难实现。沥陈之余，介公颇为动容，有极诚恳之表示。”显见蒋介石人身领导有其一定功效。由于蒋刻意结好龙云、争取云南支持，遂使中央得以在西南建立较稳定的基础及支持力量，这是蒋此行最大的收获之一。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举国一致的抗日声中，蒋介石决定召开国防会议，商讨抗战大计，龙云亦奉召前往。8月9日，龙云抵达南京，在机场受到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的迎接，随即下榻北极阁前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寓。龙云出长滇政将近十年，从未到过南京。此时，毅然赴京共赴国难，实为其对抗战决策热诚拥护的表现。由于此次系龙云初次入京，故中央要人颇为重视。当时蒋介石因公外出，龙乃于10日先晋谒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双方畅谈甚欢。由于龙、汪系属初见，二人叙谈达一小时之久。汪精卫对于龙云治滇政绩极表钦佩，亦曾论及滇缅勘界等事。11日晨，龙云列席中央政治会议，受到汪精卫及与会诸人热烈欢迎。会后返邸，汪复回拜访谈半小时。适蒋介石于11日返抵南京，当此军情紧张之际，蒋为欢迎龙云到来，即于当晚邀宴龙氏，并由汪精卫、冯玉祥等要员作陪，足见其对龙之礼遇。及至淞沪战役爆发，日机开始空袭南京，蒋介石以北极阁目标太大，恐遭敌机轰炸，乃要龙云迁往城外汤山暂住。待龙云复返南京，蒋亲往探望，与其交谈甚久，并希望云南出兵两军抗日。龙云允诺云南可先出一军，若战事需要可再出一军，蒋甚表满意，双方关系颇为融洽。及至龙云结束在京公干，束装返滇时，蒋介石复亲至机场送行，其礼遇不可谓不重。

　　8月22日返抵昆明后，龙云随即召集军政人员会议，传达中央号令，并迅速编组军队，准备出师抗战。滇军经历年整编，迄抗战爆发前夕，共编成6个步兵旅、2个直属大队、6个直属团、4个独立营及1个航空处，总兵力约3.6万余人，加上各县常备队统编的21个保安营，合计约4万人，兵员不虞匮乏。同时龙云在战前曾拨款国币5000万元，向法国、比利时、捷克等国购买大批军火，主要多为步兵用轻武器，计有七九步枪、各式轻重机枪，八二迫击炮、六○小炮及高射机枪等，数量足够装备40个步兵团。滇军每个步兵团编制9个步兵连、3个重机枪连、1个迫击炮连及1个高射机枪连。而每个步兵连配备七九步枪60支、轻机枪6挺；重机枪连配备重机枪4挺；迫击炮连配备八二、六○炮各2门；高射机枪连则有双管高射机枪2挺，武器装备堪称精良。

　　龙云先前在京时，已与中央商定，将云南现有军队编为一个军，出滇参加抗战。惟龙云同时也要求出征部队的指挥、人事、经理等权仍要由其掌握，且部队出去后，仍准云南继续编练新军。蒋介石为嘉勉云南出兵，对此一概应允，并下令滇军出征部队自1937年8月起，其经费改归军政部发给。龙云返滇后，命卢汉从速筹备出征军部，并按照中央军编制，就云南原有6个步兵旅着手整编。整编就绪后，国府发布番号，编为陆军第六十军，军长卢汉，下辖第一八二、第一八三、第一八四师3个师。9月9日，第六十军在昆明巫家坝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各界人民献旗欢送，场面热烈异常。9月底，第六十军全部整编完成，待命出动。10月5日，第六十军举行大校阅，军长卢汉代表官兵宣誓杀敌；各界盛会欢送六十军出征，并纷纷献旗赠刀、赠送药品等，以壮军威。10月8日起，部队开始出发，揭开滇军出师抗日之序幕。

　　第六十军出征后，于1938年4月下旬参加徐州会战第二阶段战事，以惨重牺牲坚守运河线，并掩护大军撤离徐州。7月，六十军奉命参加武汉保卫战。随后，云南又新编成第五十八军及新三军，同时开赴前线。滇军随即改编为第三十军团，卢汉升任军团长，下辖第六十军、五十八军及新三军。12月，第三十军团奉令扩编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原由龙云兼，后由卢汉升任，仍下辖第六十军、五十八军、新三军，总兵力近10万人。此外，云南还征送其他中央杂项部队兵员约5万人。抗战初期，云南出兵10余万人开赴前线，而且装备、给养大半由地方自筹，这是滇省对抗战的重大贡献，龙云也因此仍与中央维持密切关系。

　　自1937年底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后，云南成为抗战大后方，其重要性与日俱增，但为争取龙云支持，中央一直未派军入驻。云南先后派出三个军开赴前线，蒋介石则允诺滇省可编练新军，故龙云仍维持相当的军事实力。1939年，日军开始加紧在华南的行动，屡有进犯云南的企图。有鉴于此，蒋乃向龙云表示希望抽调中央军入滇，为减低龙的不安，特成立昆明行营，委龙云为行营主任，统辖所有在滇部队。及至1940年9月日军进占越北，西南震动，龙云始同意中央军入滇。不过，随着中央力量进入云南，威胁龙云独占地位，其与中央关系开始疏远，最后甚至冲突迭生。

　　蒋介石对龙云的疑虑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自重庆出走，道经昆明，停留一夜，转赴越南，次年更转往上海、南京，与日人接触，建立傀儡政权，是为汪精卫出走事件。由于汪出走时途经云南，外界皆不得其详，遂使中央对龙云的态度有些疑虑。12月22日，龙云致电蒋介石，报告汪来滇及出走经过，多少消除一些蒋的疑虑。蒋介石认为，龙云态度“关系重大，今日抗战，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惟一之后方，不可不察也！”可见当时蒋介石对云南和龙云的看重。因龙云态度攸关抗战大局，蒋介石特派与滇省素有渊源的李烈钧、唐生智等到云南，借此联络龙云。1939年4月13日，龙云主动致函蒋介石，明确表示“与汪氏素无往还，此次短期接触，已稔知其为人，既不磊落光明，又不忠厚安分……滇省与我公同一命运，在此敌人力图分化，汪氏被敌利用之时，吾辈军人，不论何种职责，惟有立定脚跟，不为利害所动，恪遵既定国策”。龙云既表明了自己的抗战立场及对蒋的尊重，蒋对龙云似也释怀，予以关心。及至1940年，大量中央军进入云南布防，滇局稳定，蒋介石也比较放心。但因为种种主客观的原因，蒋介石在实际上对龙云仍然很不满意，这是他日后决定以武力解决龙云的重要出发点。

　　龙云结交中共与民盟战前龙云与中共毫无关系，甚至为巩固其统治基础，曾大力肃清云南境内的中共地下党员。及至1937年8月入京期间，龙云始透过云南讲武堂同学朱德与中共取得联系，朱德并交予密码本一本，龙云返滇后即与延安开始联络。随后中共开始注意云南情势的发展，除重建地下党组织，成立云南省工作委员会（简称“滇工委”）外，并力图争取龙云的支持。龙云此时因与中央产生矛盾，亦有意利用中共对抗中央，乃于1943年透过西南联大教授罗隆基向中共提议，希望周恩来能赴昆晤面。后来双方在重庆见面，周更派代表华岗赴滇，专门做云南高层的工作。抵滇后，华岗以云南大学教授身份作掩护，透过罗隆基拜会龙云，龙云建议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可在云南设立电台，以便华岗及龙云与延安中共中央保持联系。随后此电台就设在滇黔绥靖公署，使昆明与延安、重庆中共南方局皆能直接联系，此无异公开掩护中共在滇活动。

　　与此同时，龙云为巩固其权位，也利用昆明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及左倾知识分子的力量牵制中央。1943年5月，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昆明支部成立，由罗隆基担任主任委员，创办机关报《民主周刊》，积极发展民盟组织，费孝通、吴晗、闻一多、李公朴等知名教授陆续加入，声势渐大。罗隆基并以昆明民盟负责人身份，与龙云及滇省上层人士时相往来。由于云南与中央发生摩擦，龙云对民盟批评国府腐败、蒋介石独裁等言论持同情态度，不仅出钱出力支持民盟发展，甚至在民盟主席张澜的介绍下，于1944年底秘密加入民盟，成为民盟秘密盟员，龙云长子龙绳武及亲信缪嘉铭亦秘密入盟。龙云虽不参加民盟公开活动，也不出席会议，但在经济上予民盟很大的支持，人事上也给民盟相当的便利，并明令保障云南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允许学生。同时，龙云还凭借其昆明行营主任身份，不准中央特工在昆明活动，昆明因政治空气较自由，批评政府之风较盛，遂有后方“民主堡垒”之称。龙云与中共、民盟的往来，以及其种种作为，当然引发蒋的关注与不满，双方关系持续恶化。

　　陆军总司令部成立争议1944年底，为配合盟军反攻作战，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由何应钦任总司令，并将卢汉所部滇军纳入，扩编为第一方面军，不料却引起龙云不满。蒋介石认为：“龙云对敬之在昆明组织总司令部不予助理，反动分子公开诋毁中央不予制止，龙之叛迹益显矣。”龙与何原属旧识，一直维持不错的交情，此际却因龙云怀疑何意图并编滇军，且担心其驻滇对己不利，对何异常冷淡。何应钦在昆明就职时，龙云甚至禁止云南军政人员往贺，龙、何之间产生矛盾。龙云甚至公开说：“究竟是陆军总司令大，还是我这位行营主任大；行营主任可以代表委员长，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委员长指挥，因此也要受我指挥。”云南当地报纸也针对陆军总司令和行营主任问题发表评论，何应钦乃将此一问题反映中央。此时云南适发生陆总部卫生组上校组长着军服在昆明被害事，系龙云特务所为，尸体并弃置在陆总部前的水沟里，目的是给中央一个下马威，显见问题严重性。因此，蒋介石乃请托考试院副院长周锺岳返滇调解。周锺岳系滇省宿儒，曾任蔡锷及唐继尧秘书长，在云南政界辈分极高，其后被中央延揽入京，历任内政部部长、考试院副院长等职，实为调解龙、何矛盾的最佳人选。行前周氏向蒋建议任龙云为陆军副总司令，并携蒋致龙亲笔函返滇。

　　周锺岳此次返滇调解堪称顺利，最后龙云接受陆军副总司令一职，满天阴霾，一时化去。然好景不长，不久龙云又因昆明、滇西设立防守及警备司令部与中央爆发冲突。当时云南大军云集，加上中印公路通车，中央乃于昆明、滇西分设防守及警备司令部，由中央军将领出任司令，龙云认为侵犯其职权。尤其昆明既有行营、滇黔绥靖公署、省政府及陆军总司令部，尽可维持治安，今又命杜聿明出任昆明防守司令，所部第五军分驻昆明附近，意将何为？且滇西警备司令部名为防护新修筑之中印公路，但其管辖区域竟至昆明城郊西南30公里的安宁，龙云怀疑中央对其不信任，乃要周锺岳面陈蒋介石。5月初，当周锺岳由滇飞渝复命，并于6月12日向蒋介石报告返滇调解龙云与何应钦之间摩擦经过时，发现蒋对龙云已失去耐心，并厉辞指斥龙之种种行径。周虽于其间力事弥缝，但双方积疑愈隔愈深，倒龙行动势不可免。

　　云南财政自主争议龙云自1927年主政后，有鉴于唐继尧统治时期的弊端，在省内进行一系列的整顿、改革，其中尤以经济改革最具成效。由于先前唐继尧屡次向外争战，军费浩繁，加以滥发纸钞，云南财政已濒临破产边缘。龙云上台后，花费极大心力加以改革，使滇省财政逐渐得以自足。不论是滇锡精炼技术的提升、鸦片贸易收归省府掌控、征收特种消费税以扩大财源、创办富滇新银行发行新滇币，抑或是推动云南工业建设，俱可见其财经改革之苦心，也有效地巩固了其统治基础。据统计，1937年云南地方企业收入已占全省总预算的35%，工业收入逐渐取代鸦片收入，健全云南财经发展，这是滇省能在较长时期保持相对独立的重要因素之一。及至抗战爆发，中央力量进入西南，云南财政半独立地位开始受到冲击，尤其是货币发行权。

　　1935年11月，国府施行法币政策，采“集中发行”方式，规定法币为通行全国唯一合法货币，取消地方发行特权，此不啻截断地方经济命脉。过去地方势力得以维持半独立地位，其原因之一即在于拥有发行货币的特权，故各省都有自己的货币，如云南即通行新滇币。今法币“集中发行”之原则，适足以致地方势力于死地。故法币政策催生者、财政部政务次长徐堪称：“法币实施后，其显著之效果为达成国内政治上之真正统一与确定财政、经济上之基础。”云南虽在1937年5月开始使用法币，但一方面滇省法币流通系以一元以下小票为限，故发行总额不大；另一方面新滇币以法币辅币身份继续流通，故其在滇仍拥有绝对地位。及至抗战军兴，中央银行于1937年12月在昆明设立分行，并于次年开始在滇发行法币，这就严重威胁云南财政的独立地位。本来在举国对日抗战情势下，云南经济并入战时国家经济体系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龙云深恐此举将影响其独占地位，乃多方设法制止法币流通。富滇新银行设法操纵对法币的兑换率，甚至一度完全拒绝接受法币。

　　不过这项企图最后还是失败，随着中央机构、军队、人员大量进入云南，加以中国、交通、农民三家国家银行于1938年在昆明成立分行，发行法币，代表国家财政力量的法币，至1939年底已在云南取得绝对优势。富滇新银行乃持续暗中大量增发新滇币，以与中央争夺通货膨胀的利益。由于中央与地方竞相增发货币，通货恶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造成云南严重的经济问题。1942年7月，财政部更废除云南富滇新银行发行货币的权利，颁布《接收省钞办法》，要求滇省于两年内将新滇币收回，并将发行保证金交中央银行保管。此举对云南财政独立地位打击甚大，龙云不甘坐以待毙，于是一方面筹组云南企业局，将历年积存之现款、金银、外汇等拨入企业局，以逃避中央监督；另一方面则迟迟不进行新滇币收兑，一直到1945年龙云下台后，收兑工作才真正展开。此外，在银行设立及外贸管制上，云南与中央也发生摩擦，虽然最后大多是在国府以巨额津贴补偿云南财政损失下而平息，但云南已逐步纳入战时国家财经系统，丧失其经济独立自主的基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地方与中央之间都不可能有太好的感受。

　　1945年3月4日，蒋介石认为云南省政应设法解决，并研究解决之道：“甲、人选，乙、时期，丙、部署，丁、宣传，戊、心理与社会关系，不能不密切注意”。显见其已决心改组云南省政。20日，为一探滇省虚实，蒋与吴稚晖飞云南巡视，留滇五日。蒋此行对龙云印象颇恶，明言“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象所能及，猡猡之终为猡猡，夜郎自大，乃意中事，无足为奇。彼行态实已自知其末日将至，横竖终为时代所淘汰，故毫不有所顾忌，时时与中央以难堪，无论整编军队，或中央政策，彼必持反对态势，特使外国军官知中央不能统御地方，以丧失国家威信为得计，盖彼于此时只要中央动摇，抗战失败，使内外交迫，无法维持革命政权时，彼乃可以自保也”。4月初，蒋召见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告以决定解决龙云，令其回昆妥善布置。

　　龙云问题令蒋介石烦忧不止，6月30日，蒋曰：“今晨醒后，思及云南龙云跋扈不法夜郎之徒恐无法使之就范矣。”7月以后，随着日军败局已定，战局日趋明朗，为稳定战后局势，蒋解决龙云的念头愈发急切。7月19日，蒋认为“滇龙之处置不可再缓，应速决定步骤”。21日，蒋约见滇籍中央委员李宗黄谈滇龙事，责以桑梓为念，准备回滇整理滇政。27日晚，蒋再与杜聿明谈滇事。8月2日，蒋称：“滇龙处置腹案，所部不慎，犹豫不决，又恐夜长梦多。”11日，蒋与杜聿明商讨昆明防范计划，因抗战胜利之故，蒋认为解决龙云“又恐延迟时间”。15日，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高荫槐函呈蒋介石，谓：“龙云八年以来，国难愈严，则彼愈为欣喜。局势每有好转，则彼反多愤怒，无时无处莫不表现其叛党误国之态度。其与朱德早有往还，曾由罗炳辉、李日基二人代通消息，绥署取消，彼实不甘心，为以后军队不易借名保存其地方系统也。近由卢玉书（视察室主任）持函促职返滇，饵以保安等职，语次得知其扩张势力，事属必然。”此函对已严峻的中央与云南关系，更为雪上加霜，蒋决定趁抗战胜利之机解决龙云，免贻后患。

　　1945年9月，杜聿明部署妥当，而卢汉所部滇军又奉调入越受降，内方空虚，蒋介石决定实施解决龙云计划。当时重庆正举行国共会谈，各方人士齐集，蒋为避免政务缠身，乃决定以位处成都、重庆、昆明之间的寂静山城西昌为指挥部，并以短期休养为由，嘱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预做准备。25日，张笃伦协同侍从室先遣人员由重庆飞抵西昌，并载来载波机一架，督令电报局漏夜安装，以便蒋至西昌后与各地长途通线日，蒋介石夫妇飞抵西昌，解决龙云进入倒计时阶段。同日，蒋命空军第五路指挥部副司令王叔铭飞昆明，携蒋亲笔函密交杜聿明，说明日内即将内调龙云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要杜以长官之礼相待，照命令限期送龙云到重庆。蒋强调最好一枪不发，并绝对保证龙云生命安全，但若龙不接受命令，即以武力解决。

　　9月30日，蒋手书致陈诚、杜聿明、宋子文、蒋经国各函，指示准备处理要领。蒋致陈诚手谕称：“川军整编既毕，云南问题应做第一步改造计划，请参照致子文院长之函并与其面商一切，如期下令实施勿误。至于云南当地布置与准备，克已完成，大体无容系虑，并望于二日上午仍派王叔铭同志飞来详报为盼。但此时应极端机密。子文院长之函，最好于一日戌刻面交协商后，从速办理一切手续为要！”至于蒋致宋子文函则云：

　　子文吾兄勋鉴：近日休养西昌，静念国事，不胜忧虑，今后统一中国，必先以统一西南为本，而且非先巩固云南不可，否则建设将无从着手也。龙云八年以来，违抗法令，破坏抗战之事，实中外皆知，毋庸赘述。若长令其再驻滇中任职，不唯统一无望，而且胜利难保。其将何以对抗战阵亡军民之英灵！但吾人不能不本待人以宽厚之旨，自不愿追咎既往。而且其在抗战以前，对于拥护中央反对西南之非法组织，不无微勋，故仍令其供职中央，使之仍有保持晚节，予以自处之道。兹将处置如后：一、云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保安司令、军管区司令、中国陆军副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主任龙云另有任用，着即免除本兼各职；二、特派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参议院院长；三、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琛，准免院长兼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四、云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陆崇仁，准免本兼各职；五、委员李宗黄为云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六、云南省政府委员卢汉，着兼省政府主席；七、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未到任以前，着派民政厅厅长李宗黄兼代主席。以上为云南省政府人员之调动令稿，惟龙云兼职或不止此，尚希详查补叙，凡其所兼职务，一律明令免除。又云南保安司令与军管区司令是否为龙云所兼任？亦请查明，如其未兼，则令稿内不必叙入为要。下令时期拟定十月三日晨见报，但事前应极端秘密，亦不必提出行政会议也。发表之时，兄如可以私人名义专函龙云，令其立即遵令交代，并述明中拟派专机接其来渝，就军事参议院院长新职，则不仅可保其生命与过去之功业，而且可保全其一切财产无恙。但必须限其于十月五日以前到渝就职也。此事若非从速解决，不唯不能保证抗战之胜利，而且统一建国亦无从开始也。请兄同下决心，如期办理勿延，为盼。

　　此函中所示各点，即为日后处理云南政局的原则。至于蒋要宋子文“同下决心，如期办理”，系因宋与龙云向来交好，蒋恐其以私谊延误大局。

　　10月1日，蒋介石手书致龙云函。2日，宋子文由重庆飞来，拟对撤换龙云做最后努力，希望能有所转圜，并主张暂缓发布命令，恐美国借款因之不成。但蒋称：“余决心已定，若不于此时撤龙，则今后共毛如回延安叛变，或东北问题接收不顺时，则更难撤换矣。要在乘此内政渐安时，先将西南基础奠定，而后建国平乱、对内对外，皆有运用余地。至于美国借款之事，与此相较，实不值一计，舍本图末，非谋国之道。此事纵有危机，亦不能不冒险也。”下午，蒋派遣王叔铭、李宗黄、关麟征等人飞昆明，面授军政处置机宜。是日，国民政府明令，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与此同时，蒋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发表命令，撤销昆明行营，调行营主任龙云为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解决龙云进入紧锣密鼓阶段。

　　10月3日凌晨，杜聿明所部第五军开始行动，一时枪炮声大作。当时滇军几乎全数随卢汉赴越受降，仅龙云次子龙绳祖暂编第二十四师留守昆明，其中一团放假离营，另一团驻北校场，装备虽好，但缺乏战斗经验。另有警卫营三个连，一连放假，仅有两连驻守五华山省政府。其他还有云南宪兵一团、警察数百人，均无战斗经验。故中央军与其稍一接火，迅即取得优势。稍后，除五华山仍有战事外，第五军已控制整个昆明，并宣布戒严。蒋对滇事极为关注，命杜“不可使龙离开昆明城”，同时，特电河内卢汉：“本日政府已明令改组云南省政府，调志舟兄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以兄为省政府主席，李宗黄为民政厅长，其余各厅委照旧。在兄未到任以前，派李宗黄代理主席，余属王叔铭副主任明日持函飞河内面达一切。”以安卢汉及滇军军心。

　　就在杜聿明发动军事行动之际，龙云惊觉大事不妙，乃由一名副官扈从，由住宅后门出走。龙云身着普通长衫，头戴呢帽，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穿过复杂巷弄，突破第五军封锁线，脱身上了五华山省政府。随后龙云亲信张冲及次子龙绳祖也突围来到五华山，指挥警卫部队坚决抵抗，并发出“戡乱”电报，以杜聿明“称兵叛乱”，命卢汉率部回攻。由于龙云负隅顽抗，滇事无法顺利解决，如何收拾残局顿成问题。

　　10月3日，宋子文电呈蒋介石：“职今晨抵渝，即邀周惺甫于本日午后详谈。据云，龙去无问题，惟李宗黄代理似未妥，暂不允行，嗣派昆明中国银行经理于四时持函前往，但中航公司得讯昆明地方军与中央军发生冲突，客机停驶，故尚未成行。”4日，宋再电蒋曰：“滇局已定，应否再派人持函前往，催龙来渝就职，乞电示遵。”宋子文来电为滇局和平解决绽放一道曙光，蒋批示：“复请兄派员持函或由兄亲飞滇接其来渝就职，保证其安全，使其安心也，中约下午回渝。”宋子文得蒋电令，以义不容辞，乃于5日携周锺岳函飞滇，只身驱车上五华山，敦促龙云赴渝就职。为打开僵局，蒋亦电何应钦：“到昆时，希即约志舟兄同机来渝，以正视听，免除中央同志误会，为志舟计，万不可稍事迁徙，其行营职务，应即遵命移交杜总司令接管，是为至要。”在宋子文、何应钦等人努力下，龙云最终接受中央命令，并在宋、何等人陪同下赴渝。至此，昆明事件终告和平收场，而龙云在云南的18年统治亦风流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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