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一生结交过许多中国员，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他交往的员中，也有不少云南籍员，如王有德、柯仲平、陆万美等，这些交往与交流，书写了中共云南党史和云南现代文学史中独特的一页。

　　自幼读书勤奋，后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德语系预科班。1923年从德语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王有德在北大读德语期间，受李大钊之邀到图书馆整理书籍，有机会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经典著作，接受了思想。1920年3月，王有德作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参与翻译《宣言》等马恩经典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11月，王有德加入由李大钊创建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初，王有德与邓中夏等组织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成立中国工人阶级第一个工会组织“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同年，王有德担任《工人周刊》北京劳动通讯社的编辑委员，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进步思想。1922年，经罗章龙介绍，王有德加入了中国。

　　王有德是在北大国文系学习时认识鲁迅的。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在北大国文系兼职讲授《中国小说史》，王有德非常喜欢听鲁迅的课，他敬佩鲁迅的学识和胆识，经常登门请教。1924年3月2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晴。星期休息，下午……王有德字叔邻来。”寥寥几字，记录了与王有德交往的一斑。

　　1926年，王有德投笔从戎到了广州，进入黄埔军校，担任黄埔军校编辑处上尉编译官。1927年1月初，鲁迅从厦门转至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正在广州的王有德闻讯后，于1月30日与同学杨伟业一道去拜会了老师。当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午后，王有德、杨伟业来。”

　　那个时期，鲁迅与学生中的员多有往来，后期他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斗士”，与王有德在内的员的接触，应有必然联系。

　　王有德离开黄埔军校后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任营长，随部东征讨蒋，1927年在叶挺麾下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转任十九路军补充第一团团长、七十八师参谋处处长。在1932年1月28日爆发的淞沪战役中，王有德身先士卒，始终战斗在前沿阵地，终因积劳成疾，猝逝于前线岁。

　　云南广南的著名诗人柯仲平，与鲁迅的交往甚多，据《鲁迅日记》不完全记载，1925年6月至1926年2月，柯仲平曾5次拜访过鲁迅，并互有多次通信。可以想见，柯仲平与鲁迅曾有过深厚的友谊。

　　柯仲平出生于1902年，早期在云南省立一中读书时，鲁迅的作品对他影响很大。柯仲平的妻子徐克说：“我们从中学时代起，就读他的作品，受他的教育。”1921年冬，19岁的柯仲平离开昆明，辗转抵达北京。看到“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战士“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鲁迅语），柯仲平曾一度完全陷入彷徨和苦闷之中。1924年，柯仲平考入北平法政大学法律系学习法律。

　　据《鲁迅日记》载，1925年6月5日，鲁迅收到读大学中热爱上了新诗创作的柯仲平以忐忑不安的心情写给自己的第一封信，7月12日鲁迅回信“寄柯仲平”，表达了与这位青年见面的意愿（原信佚）。这之后，柯仲平就经常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鲁迅宅拜访，提出各种心中的问题，有时还把自己的诗作拿去向鲁迅请教。一天，他在鲁迅家中做客，突然诗兴大发，高声朗诵起他的诗作来。柯仲平个子高，嗓门大，又带着浓厚的云南地方口音，鲁迅先生的母亲鲁瑞以为鲁迅与柯仲平吵起来了，忙到会客厅去看，眼前的景象让她目瞪口呆：只见客厅桌子上站一个头发披在肩上的青年，手舞足蹈，又吼又叫，而鲁迅却指缝夹着纸烟，身子微微侧躺，正在靠椅背上兴味盎然地听他朗诵诗歌，接着，青年跳下桌子，又坐到鲁迅身边亲切地交谈起来……原来是柯仲平为鲁迅即兴朗诵和表演他创作的一首激情诗歌！鲁迅说：“中国诗人中你最喜欢李白。你知道我喜欢哪位诗人？我也喜欢李白。”鲁迅高兴地请柯仲平到北京饭店吃饭，后来还专门请柯仲平和他的朋友丁月秋、朱静济等一道去饭店“吃过坛子肉和银丝卷”。

　　柯仲平爱写诗，每每送与鲁迅看，鲁迅就帮他认真修改，并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柯仲平发表在1925年6月30日《语丝》上《伟大是“能死”》一诗，就是鲁迅帮他修改并编发的。1926年8月底，鲁迅到厦门大学教书，尽管此时他因种种原因在感情上与“创造社”“狂飙社”有了距离，但还时时挂念着远在北京曾是“创造社”“狂飙社”重要成员的柯仲平。10月4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创造社伙计内部，也闹起来了，已将柯仲平逐出，原因我不知道。”看得出鲁迅对柯仲平的情况十分关心。

　　1931年1月17日，上海发生了“东方饭店案”，逮捕了包括柔石、殷夫、胡也频、李求实、冯铿“左联五烈士”在内的一大批员，柯仲平也未能幸免。不久，“左联五烈士”等23位员在龙华监狱惨遭杀害。柯仲平因未暴露身份幸免于难。战友们以取保就医方式营救他，典狱长索贿300元，战友们却只筹措到200元，鲁迅闻讯后，立即把身边仅有的100元稿费交给了丁月秋，成功救出了柯仲平。

　　鲁迅直到逝世前不久，对在日本的柯仲平依然十分关心，他与云南左翼青年作家马子华的一次谈话时还提到柯仲平。不难掂量出这位云南籍年轻员在鲁迅心中的分量。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远在日本的柯仲平闻讯“很悲痛，热泪盈眶，不能自已。”1951年10月19日，在西北文联纪念鲁迅逝世15周年大会上，柯仲平以《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为题发表讲话，他说：“我们学习鲁迅，首先要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韧性’的战斗精神……只有任何时候都不脱离实际战斗的人，才能发挥出最实际的革命的战斗精神。鲁迅就是这样的人，鲁迅的战斗精神，就是这样的战斗精神。”

　　鲁迅生前关心、交往、扶持和影响过一些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云南籍员、作家陆万美就是其中一位。

　　陆万美1910年生于云南昆明，白族。北平大学肄业。早年受马列主义影响，从事革命文学创作，在云南和国内进步报刊上发表诗文和译作，揭露旧世界的黑暗，热烈地表达了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革命理想，与艾思奇、聂耳等革命青年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1927年后，他历任云南《民众日报》副刊特约撰稿员，北平《世界日报》《蔷薇周刊》编辑，北平左联常委、出版部长等职。陆万美192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陆万美与鲁迅共见过3次面，都是1932年鲁迅从上海回北京省亲的15天中。1932年10月13日鲁迅到北京，除了探望母亲以及妻子朱安外，还由北平左联安排，先后在北大二院、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国大学和北师大做了5次公开演讲。陆万美有机会近距离聆听鲁迅的演讲。

　　陆万美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1932年11月24日在范文澜家中。北平左翼文化团体为鲁迅先生举办洗尘宴会。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同席共八人”，其中就有陆万美。

　　那天下午，“棉布门帘一掀，先生很矫健轻捷地走进来了。多年来衷心仰慕的，从形象到精神都很熟悉的伟大先驱者，很亲近地站在我们面前了，但身材比想象中要矮点。先生热情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很快脱去了陈旧的青灰色粗呢大氅，里面是一身黑芝麻花布的薄棉袍。虽在冬天，仍穿着胶底布鞋。这天，先生曾忙了一整天，刚刚又做了演讲，但一点儿也不显出老年人的疲惫和衰弱，却是精神充沛，很像一个青年战士……这晚，先生谈话最多，一边慢慢呷着绍兴黄酒，品味着鱼虾蛤蚌之类的鲜海味（这是特为先生预备的江浙酒席），一边以低沉的声音，亲切地谈笑着。记忆中，谈了许多上海左联的情况，怎样坚持斗争，内部反关门主义的问题，‘一·二八’后上海工厂文艺活动和‘工农兵通讯’活动情况。鲁迅先生更非常关心北平和文艺界的情况。我们谈了一些，先生冷静地又极有兴趣地倾听着，并不时对学生南下示威的爱国行动所给予的打击，异常满意地放声笑了，就便也插入一两句对南京反动统治狼狈相的讽刺，引得大家也痛快地笑起来。听到北平‘京派文人’死气沉沉的情形，先生愤愤地批评了资产阶级艺术的堕落倾向，并且提议：‘在北方，我们应该好好组织力量，办个刊物。’并说，当时北平反动当局的压迫手段，究竟比南方要差一些……在上海却是《北斗》《文学月报》《文艺新闻》等刊物，先后都被查禁了……谈得夜很深了，大家要先生回去休息，但他还仍有点不愿结束的样子……另外一位同志又拿了一部小说稿给先生，是端木蕻良写的。先生还问：‘听说是一个女学生？’大家答说：‘不，是男的。’引得先生笑起来了。”

　　陆万美与鲁迅的第二次见面是在北平各左翼社团对鲁迅的欢迎会上，也是一个晚上，在北海旁，参加的还有陈沂、于伶、潘训、宋之的、李霁野等。据陆万美回忆：

　　鲁迅先生特别着重要了解左联的，他自己后来发言也着重文艺斗争这方面。他谈得很长，首先提到文艺作家参加政治活动的问题，他主张仍然应该用笔才是主要的战斗方式……他主张作家要写自己所最熟悉的生活，要尽可能深入工农，面向生产，获得实际斗争的锻炼和体验。他反对许多人把工人写成流氓的形象，一开口就粗鲁地骂几句“”，好像就成了无产阶级……另外还提起：组织上要他写一部反映中央苏区和工农红军胜利战斗的长篇小说，材料也搜集给他了，他自己最初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光荣、重要的任务，极愿意努力写出来。但经一再研究考虑，仍然不敢下笔，因为究竟只有文字上的材料，本身对那样的斗争生活是不熟悉的，怕不能充分写好这一伟大斗争，甚至写歪曲了。

　　几天后，“北平左联”在北海五龙亭举行了一场茶会，除“北平左联”同仁外，还邀请了郑振铎、朱自清等先生出席。陆万美也因此第三次见到了鲁迅。陆万美说“这样公开的活动，在过去的左联从没采用过”。第三次见面推动了《文学杂志》编印出版。陆万美说：“刊物出版后，他更为高兴，不断写信来具体指导和告给我们上海文艺界的一些重要情况，并不断寄给一些他所编印的新书刊。”

　　通过与陆万美的交往的“一斑”里，我们不难看到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军人物的鲁迅，怎样在为中国领导下的“左翼”工作的，这也是晚年鲁迅为“革命”工作的令人难忘的美丽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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