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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识别，是中国现代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以“民族”这一现代的外来观念为标准，过分强调中国内部族群差异，却容易忽视国民身份认同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本文以“云南王”龙云治滇18年和新中国成立后对民族问题的思考为个案，展现了中国传统治边理念与近代“民族政治”之间的碰撞，同时也对现代民族学影响下启动的“民族识别”工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将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的人口普查与中国的民族识别进行对比，认为二者均是建立在“分类学”基础上的国家工程。[1]作为中国族群构成最为复杂的区域，云南这座“分类学的迷宫”却率先启动了“民族识别”工程。1949年之前长期统治云南的龙云，对这一工程却有不同看法。在1957年的“鸣放”中，龙云对“民族识别”提出异议，表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拥有共同的祖先，很多被认定的“少数民族”实际上“同系一族”。这种带有民族“同源论”“同一论”色彩的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氛围中极为特殊。

　　一直以来，不管是在1949年前西南彝族上层人士的普遍观念之中，还是在1949年之后，官方宣传、纪念活动以及中外学术研究之中，龙云都被视作彝族。但纵观其跨越新旧时代的一生，龙云的族群身份实则有进一步探索与诠释的空间。本文试图在既往的人物研究基础上，叙述龙云对自身族群身份的选择、呈现和书写策略，分析他在族群/民族问题上的立场演变，以及这一“个体”族群身份演变过程反映了何种“整体”的历史进程与影响。

　　1884年11月19日，龙云出生于云南昭通县燕山松乐村，其父为其取彝名“纳吉乌梯”，取汉名“龙登云”（后改称“龙云”）。同时拥有彝、汉两个名字，提示了龙云“亦彝亦汉”的独特出身。

　　龙云家族原籍四川凉山金阳县，为当地三大黑彝家族之一的“纳吉家”。其父纳吉瓦蒂受一江之隔的昭通海家之聘，参与当地的家族械斗后入赘海家。海家虽属彝人，但汉化程度较深，有取汉姓以模仿汉族组建家庭的习惯，家族成员汉姓“龙”。纳吉遂按照当地习俗随妻姓，[2]龙云出生后亦循父例。

　　昭通位于四川、云南和贵州交界之处，为彝汉杂居的区域社会。彝风汉俗相互交融，彼此熏染，已较难清晰地分辨两大族群的界别。当地彝汉地位平等，差别极小，只能根据住家格局与是否缠足等情形略做区分。械斗风俗也系彝汉共有，并非彝人专利。但彝汉矛盾在昭通并非全然不复存在——“猓猓”就被彝人视为汉人对自身的蔑称。[3]龙云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一方面在家中私塾读书，受汉文化熏陶；另一方面也对自己的非汉出身，特别是具有金沙江两岸两大彝家的家族背景有所意识。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龙云加入蔡锷领导的滇军，逐步走上通往云南权力顶峰的政治道路。在长期的省内政争中，他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出身于彝家的族群背景，攫取各种政治利益。[4]有政敌以“吃鸡不吃蛋，杀彝不杀汉”作为口号动员民众反对龙云，反而适得其反，使得非汉人群更加拥戴龙氏。[5]1928年，人类学家杨成志受时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指派，考察西南少数民族。进入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凉山彝区后，杨氏对当地彝人自称系龙云委派来“拜谒亲戚”。因龙云的“猓猓”身份已为彝胞所广知，杨氏因此“才不至被掳杀，而且得着丰富的材料”[6]。龙云在彝区的政治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龙云掌握云南政权后，仍然着力利用家族背景向金沙江东岸渗透，介入彝区事务。1928年龙云任省主席后，即指派其妹龙登凤和三子龙绳曾相继赴凉山彝区经略，造成龙家独大之势。[7]对于西南地区的土司、头人等上层人物，龙云也一直以彝人身份与之亲近，加以笼络。1948年，龙云在香港与亲信安恩溥密谋反蒋时提到，云南各地、滇黔交界和滇康交界的“世家”都对龙家“有感情”，“尤其是彝族”。[8]

　　随着龙云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声望渐高，其彝人身份不仅为越来越多的彝胞所知晓，也逐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知识界和政界人物所了解。1929年，丁文江在主持对西南诸省的地质调查时，亲赴云南进行调查，与龙云直接打过交道。他在后来给胡适的信直接以“龙猓猓”指代龙氏。[9]1945年，蒋介石在与龙云彻底破裂前夕，在其日记里以“玀玀”一词直接称呼龙氏本人，亦透露出其对龙氏彝人出身的认知。[10]

　　与利用彝人身份在彝区扩张势力时不同，龙云在执掌云南省政后，更多是以一个传统的汉族统治者的形象示人。龙氏的幕僚马子华表示，“龙云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思想信奉者”，且常常长衫马褂，头戴洋毡帽，较少穿军装，从不穿西服。[11]学者潘先林注意到，龙云在1936年为悼念其妹龙志桢所编辑的《贞孝褒扬录》一书中，将龙家姓氏追溯至上古，“使人相信他的家族是中国大姓，而非受人歧视的‘蛮夷’”[12]。龙云在亲自为《民国昭通县志》所作的序言中，也着力强调故乡自明清以来先后由四川和云南管治，“文物声名之盛，灿然与中州比隆何”，只字未提昭通在彝族文化中的发祥地地位。[13]这些涉及乡土的历史书写，从侧面呈现出龙云将自身纳入汉文化主流、并不以彝人自许的心迹。

　　主政云南期间，龙云除了在彝区进行的秘密运作外，始终未在公开的政治场合宣示其彝人身份。在积极发起西南彝族请愿、要求承认彝族“民族”地位的彝族政治人物岭光电看来，龙云身居省主席高位，“却不敢直接暴露族籍”，“原因是彝族文化较低，作不了他后盾的关系”。[14]鉴于彝汉矛盾在地方上长期存在，特别是汉人普遍蔑视彝人的情势，岭氏的说法不无道理，[15]却并不尽然。中国虽长期存在“夷夏之辨”，但以文化而不以种族做分别，“夷狄”亦可改变自身的文化认同，变为“华夏”。对于生长于彝汉交界地带、深受汉文化濡染的龙云而言，彝汉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

　　清季民国以降，朝野上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视为新国家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石，至于未被纳入“五族”范围内的西南少数民族，其命运则被预设为接受“同化”为汉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输入和地方政治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彝、苗等西南少数民族政治人物就自身族群在“五族共和”话语中缺位的现状发声，要求国民政府承认其民族地位，相应地重塑国家的政治基础，以保障其通过代表本民族的形式获得更多的政经资源。出身彝家并担任西南“封疆大吏”的龙云如何回应这一时代脉动，有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意涵。

　　在西南彝族请愿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看来，龙云以彝人出身却能成为边省的最高统治者，不仅能够有效地激发彝人的民族自豪感，而且有助于改变内地汉族社会对于彝族的既有偏见。出身于四川和西康彝区的彝族政治人物岭光电、李仕安等人，对于龙云治下汉化程度较高的云南彝族一直持有极高的评价。早在明清时期，西南彝族的上层人物通过族类自称、世系认知和族内联姻等形式，在西南广大彝区的范围内形成了族群意义上的认同。[16]龙云被这些彝人认定为“同族”的彝胞自属正常。龙云出任云南省主席后，出身于四川雷波的李仕安即感到“与有荣焉”。[17]抗战时期龙云派滇军出省参加对日作战，本人亦兼任昆明行辕主任和中国陆军副总司令等要职，使岭光电颇为钦佩，“觉得一个彝人能达到这个地位实在了不起”[18]。

　　尽管龙云长期被这些彝族政治人物奉为本民族的杰出代表，但他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南彝族请愿运动不仅没有给予实质上的援助，反而在幕后进行了有力的抵制。1936年，出身于云南北胜土司家庭的高玉柱与前滇军军官喻杰才以所谓“西南夷族土司民众代表”名义前往南京，与曲木藏尧和岭光电等旅京彝人发起的“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合作，发起西南彝族请愿运动。尽管请愿运动旨在促使国民政府承认彝族的民族地位，给彝族分配代表的席位，国民政府却利用请愿运动为其干预西南的政治意图服务，制造了中央军政势力渗透西南边省政权统治的合法性。[19]出于树立开明形象的需要，云南省主席龙云表面上对于请愿运动表示支持，[20]但暗中却设法对高、喻进行抵制，以迫使国民政府放弃这一政治工具。[21]

　　龙云对西南彝族请愿运动的抵制，固然出于对其将不利于自己统治的预判；但在个人的思想倾向上，他亦不赞成承认更多的“民族”。全面抗战爆发前后，龙云在政治言行上表现出对抗战和国家统一的积极支持，主张团结一致抵御外敌。[22]战时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类学家根据西方族类理论，对云南非汉人群进行调查和识别，并主张“苗、猺、猓猡皆是民族”，龙云对此明确表示反对。他非常关注顾颉刚、傅斯年在《益世报·边疆副刊》与费孝通的论争，“对这些高谈这民族、那民族者大不高兴”，称“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分我们”。吴、费发起组织“云南民族学会”，将“辅助地方政府”作为宗旨之一，并请龙云担任会长，龙亦置之不理。傅斯年获悉龙云的态度后非常欣喜，表示龙云虽为“倮儸”，但能以“中国人”而非其“部落”自居，“此自是国家之福”。[23]

　　有论者认为，龙云之所以存在“民族取消论和同化论的思想”，系受蒋介石“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云南民族地区推行的是与国民政府相同的“民族同化政策”。[24]但龙云治滇期间未强制推行“民族同化”，也未出台族类划分基础上的“民族政策”，而是有意淡化族群之间的差异。[25]民族主义思想的输入使龙云产生顾忌，担心各族群形成“民族”意识之后将给滇省的管治带来麻烦。1957年“鸣放”期间，龙云不赞成新政权识别太多的“少数民族”，因为“从行政的观点来看，分多了不好，增加工作和安排的困难”[26]。对此政策的意见，当来源于其治滇时期的经验。

　　“反右”运动开始后，龙云遭到了较为严厉的批判，此后较少在政坛出现。1962年，龙云在北京去世，遗体仍然按照彝族风俗处置，在火化后土葬。[34]1980年，中共中央宣布为他改正“”，恢复名誉。民革中央于同年召开座谈会，纪念龙云诞辰100 周年。龙云在身后亦就此以“少数民族”政治人物的形象被写入历史。

　　出于对20世纪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恐惧，龙云在治滇期间长期执行淡化族群差别的政策，漠视或压制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彝族建构和争取承认的活动。但龙云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并非一成不变，亦会根据政治气候和个人境遇的变化灵活应对。

　　1945年10月，杜聿明在蒋介石的命令之下指挥驻滇中央军发动“昆明事变”，宣布改组云南省政府，免去龙云的省主席职务，将其解至陪都重庆（后随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龙云自此跌入主政云南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低谷。身陷囹圄后，为寻求东山再起的机会，龙云在族群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了转变。

　　抗战结束之后，岭光电等西南彝族政治人物再度围绕争取国大代表席位等问题向国民政府请愿。龙云尽管已失去权柄，但仍被他们视作彝族的重要象征。1947年夏，岭光电到南京后不久，即以同族身份登门拜访龙云。对于岭氏的来访，龙云态度极为积极，以彝人身份与岭拉近关系，谈论“我们民族”的弱点与出路，“对民族落后、内部相残、外受欺压的处境发出叹息”，对掌权时期未能帮助凉山彝胞流露出悔意。在岭氏第二次来访龙宅时，龙云长子龙绳武还特意请岭“讲几句彝话”，称“我们的话是一样的”。次年岭氏来京出席立法院会议时，龙云再度在住所予以热情接待，并大谈与贵州彝人望族水西安家的密切关系。[28]由川康彝族上层人物组成的“夷族观光团”到内地参观时，也提出与龙云会面。尽管由于国防部方面的严格监视，龙云仅与观光团团员寒暄了事，但龙氏次子龙绳祖在与这些彝人的单独会面中却表达了“今后要加强联系”的愿望，建立了联络管道。1949年初，在龙云准备外逃香港前夕，龙绳祖在上海约见观光团成员傅正达、罗正洪，指示二人返回西昌组织彝族青年，发动彝族上层，响应全国解放。罗、傅返乡后逐步落实了龙的几项方针，配合了中共在西南的进军。[29]此亦是龙云利用自身族群身份、借助自身在彝人中的影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的一大贡献。

　　龙云“回归”彝族身份，本是在政争过程中采取的权宜之计。但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赋予其“彝族”和“爱国民主人士”等几重政治身份，使其族群身份得到了清晰、明确且几乎不可逆转的界定。新政权对龙云“彝族”角色的设定有着多重政治目的。首先，龙云在新政权内被安排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等高级职务或头衔，对其少数民族身份的强调，有助于新国家“民族团结”形象的呈现和新政权“民族政策”的宣传。其次，新政权需要借助龙云在西南彝族中的影响，宣传、解释中央政府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说服彝区上层人物配合当地的建政工作。再次，随着“民族识别”工作的大规模展开，包括上层人物在内的全体国民都需要拥有确定的族群身份，龙云在这一问题上亦无模糊和回避的空间。

　　1957年之前，龙云接受并扮演了新政权所设定的“少数民族人士”角色，以配合中共的统战政策。1949年9月，龙云以“彝族”暨“特邀人士”的身份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30] 1954年四川少数民族参观团抵京后，彝族代表就表达了拜见龙云的愿望。有关部门安排了彝族代表与龙氏的会面，令这些彝人感到“欢喜”。[31]对在京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和由云南来京参观的少数民族代表，龙云也十分热情，经常请他们到家里做客。在与彝族代表谈话时，龙云也使用“我们彝族”之类的口吻，站在民族立场上表态。[32]龙云作为彝族代表人物的身份，不仅得到了彝胞的认可，似乎也得到了他本人的认同。

　　尽管龙云选择服从这一被安排好的工具性角色，但对于族群身份，其个人内心深处仍有着一套有别于公开表达的看法。1957年“鸣放”开始后，龙云在参加中央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全国人大云南小组会时，他提出的一系列意见中就包括了对族群身份的见解。对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民族识别”，他明确表示异议。龙云称，“少数民族，自古以来没有那么复杂，大家都是一个祖先”，即便在云南“经专家研究鉴定”后确定了二三十种民族，但这些民族“同系一族，因地异名”，类似于“土豆、洋芋和山药蛋”，名称不同，但来源一致，不应识别为那么多种民族。在谈及个人对“民族概念”的理解时，龙云更是直言自己认为“到哪里就是哪里”，“我在昆明时，就是‘昆明族’，今天在北京，就是‘北京族’”。这些观点都表明，他还是更相信“民族同源论”。对于个人的族群归属，更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在后来的公开检讨中，龙云不得不承认上述言论“极端谬误”，“不仅违背宪法所规定的民族政策，连少数民族的立场都没有了”。[33]

　　晚清以来，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和边疆危机的加深，“民族政治”（ethnopolitics）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迁中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出身于非汉人群且长期执掌边省政权的龙云是这一时代变局的重要见证者。作为先后经历了夺权、治滇、下野、反蒋、统战和改造等多个历史阶段的政治人物，他的族群身份问题呈现了过渡时代的若干复杂面相。

　　桑兵指出，近代以来大量外来后出的概念进入中国，用外来民族观念观察原有实事及相应观念，往往会造成误读错解，应该注意各种民族的“实事”“自称”“他指”“后认”之间的纠结。[36]龙云被“后认”为彝族的历史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一个动态的族群身份建构过程。从龙云族群角色的变迁中可以看到，一方面，龙云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动性，根据政争和时局的变化，在不同情境和面对不同人群时扮演不同的族群角色，以此谋求个人的政治利益；另一方面，他的族群角色亦非完全是个人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政治气候、权力格局和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作为旧式政客，龙云仍然无法完全适应“民族政治”的逻辑与规则，而是更多地看到了族类划分、民族识别等做法对于现行政治秩序的妨害。他也始终无法理解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确定某一固定族属的必要性，仍然认为族群身份是一个可以转化、能够兼容甚至需要淡化的符号。他对西南彝族请愿运动的抵制、对傅斯年和顾颉刚在论争中的支持，以及“鸣放”时期对新政权民族政策的非议，都有着一以贯之的思想底色。龙云治下的滇省，亦可看作只有“边疆治理”而无“民族政策”。后来，他在思想检讨中承认自己利用彝族身份成为一省统治者，却很快“忘本变质”，“不仅对少数民族没有一点关怀照顾，反而骑在少数民族头上，剥削压迫”。此种表述虽属在政治压力下所发，但与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取向却也基本相合。

　　龙云对于“民族政治”这一时代问题的种种反应，折射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某种深刻转变。在“纳四裔入中华”的过程中，现代中国将王朝时代的“内藩”转换为自身的边疆领土，将旧称的“蛮夷戎狄”转化为国界范围内的“少数民族”。龙云从“猓猓”到“彝族”的身份转变，即是这一进程本身所导致的一个政治结果。作为亲历时代转型的过渡人物，龙云对族群身份的淡化倾向与权变策略，虽一度在乱世中取得了“保境安民”的不俗政绩，但毕竟已是传统治理技术的落日余晖。在“现代国家”的眼光和视野之下，“民族”不仅仅是用来编户齐民、征收赋税的辅助性符号，更是对民众进行组织、对社会进行改造的重要动员工具，族群身份也势必要随之经历由模糊到清晰、由流动到固化、由个人选择到国家设定的转变历程。而中国对现代国家观念冲击的吸收和转化，至今仍处于进行时。龙云的族群身份与角色变迁，正可看作这一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彝族的族群身份构建及其国家认同研究”（项目批准号：18YJC85002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撰写过程中，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温春来教授、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段金生教授均曾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致谢。本文中指称龙云彝族身份的名词有“猓猓”“猡猡”“玀玀”“倮儸”等多个用法，是当时说法不统一的缘故。除了引用的原始文献以外，本文统一使用“猓猓”。

　　[2] 谢本书：《龙云传》，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7 页；《民国上将、云南省主席龙云家族成员访谈录》，载吴喜编著：《民国时期云南彝族上层家族口述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3 页。

　　[3][5][25] 张朋园访问、郑丽榕记录：《龙绳武先生访问纪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4～5 页；第101 页；第102 页。

　　[6] 杨成志：《致钟敬文、余永梁》（1928年11月15日），载刘昭瑞编：《杨成志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 页。

　　[7] 《解放前军阀在金阳地区的罪恶活动》，载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四川彝族近现代史调查资料选集》，1963年版，第125～128 页。

　　[8] 安恩溥：《龙云在云南起义前的活动》，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 辑，1963年版，第198 页。

　　[9]《致胡适》（1929年12月14日），载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7 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页；《丁文江致胡适》（1930年6月27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 页。

　　[10]《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3月24日“上星期反省录”、1945年10月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11] 马子华：《一个幕僚眼中的云南王：龙云》，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25 页。

　　[12] 潘先林：《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3 页。

　　[14][18][28] 岭光电：《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 页；第192 页；第192～196 页。

　　[15] 巫达：《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凉山彝族的个案研究》，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3～54 页。

　　[16] 温春来：《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教授对线] 温春来：《“夷族”意识、“夷务”实践与彝族文化——写在〈岭光电文集〉出版之际》，载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上册，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0年版，第ⅩⅩⅤ页。

　　[19]《高玉柱谈线]《高玉柱等将赴湘推进夷民文化》，载《申报》1937年7月4日，第14版。

　　[21]《滇省各土司否认高玉柱为代表》，载《申报》1937年7月8日，第10版。

　　[22] 对这一时期龙云言行的研究，参见段金生：《地方势力的国家参与：变局中边疆实力派的政治选择——抗战爆发前后龙云言行的观察》，载《民国档案》2016年第2 期。

　　[23]《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1939年7月7日），载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 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版，第1014～1017 页。

　　[24] 潘先林：《试论龙云的治滇思想》，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6 期。

　　[26]《思想检讨——龙云的发言》，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第4版。

　　[27] 安恩溥：《我所了解的彝族上层人物》，载吴喜编著：《民国时期云南彝族上层家族口述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11～212 页。

　　[29] 罗正洪、傅正达、刘世昌：《川康彝族青年革命先锋队始末》，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西南少数民族文史资料丛书·政治卷》，第3～15 页。

　　[30]《在新中国诞生的日子里——记少数民族代表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情况》，载刘春：《刘春民族问题文集（续集）》，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392 页。

　　[31]《四川省民委送西康省民委关于西康、四川少数民族参观团21 天的工作情况简报一份一案的公函》，1954年12月3日，西康省民委会档案，建康017—20，四川省档案馆藏。

　　[32]《是龙云投降的时候了——刀京版（傣）召存信、余海清等在云南省人大四次会议上联合发言》，载吴喜编著：《民国时期云南彝族上层家族口述史》，第44～47 页。

　　[33]《思想检讨——龙云的发言》，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第4版。

　　[35]《民革中央举行座谈会纪念著名民主人士爱国将领龙云诞辰一百周年》，载《人民日报》1984年11月20日，第4版。

　　[36] 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94、2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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