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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40年代，由吴文藻、费孝通等蜚声海内外的学术大师创建了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学科，开展了一系列至今仍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调查与研究，为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奠定了深厚的学科基础。悠久的学科历史、优秀的学术传统、深厚的文化积淀，为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创造了难以替代的发展条件。

　　1938年3月，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在武汉开会期间，从教育部次长顾毓琇处得知“吴文藻亦可南来工作”，随后便极力邀请吴文藻到云南大学任教，多方斡旋后，中英庚款董事会同意资助云南大学增设社会学讲席并由吴文藻负责课程教学。1939年，教育部批准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成立，吴文藻担任系主任，并取得洛克菲勒基金支持建立“燕京大学—云南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为夯实学科建设，特邀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林耀华、瞿同祖、史国衡、王康等学术专家来校任教，同时选留张之毅、田汝康、谷苞等国内高校毕业的青年才俊入职工作。1940年10月，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吴文藻及工作站迁至昆明郊区呈贡，工作站设于魁星阁，“魁阁”也因而成为当时和后人对这个学术团体的称号。

　　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确定了“志在富民”的研究目标。他以中国农民的经济生活作为其博士论文研究议题，将经济生活作为“魁阁”学者群体的调查研究主题，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完成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即《云南三村》）及《西南工业的人才基础》《新工业中的艺徒》等调研成果，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经济生活的调查研究，如史国衡的《昆厂劳工》《论个旧锡业》《役政与劳工》，张之毅的《榆村经济》，谷苞的《化城村乡的经济传统》，郑安仑的《堡村商业》等。不仅如此，费孝通在美国访学期间（1943年6月至1944年7月）将“魁阁”学者的经济生活研究编译成英文著作出版，成为国际学界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窗口。

　　为拓展西南历史、文化和地理研究，1942年3月，经多方努力西南文化研究室得以建立，聘任方国瑜为主任，聘请本校文史、社会两系相关教师为兼职研究员。自此，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社会学派与历史学派在云南大学汇聚，并为后期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推动“田野调查”是贯穿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夯实实践成果的一条主线年春，杨堃接受云南大学聘请出任社会系主任，组织师生开展了田野调查、建立调查基地。1953年3月院系调整后，社会学系撤销，杨堃、江应樑等转入历史系，在历史系组建中国少数民族史教研室，继续推进民族调查和中国民族史的教学科研。所有调研项目均由各系主任亲自参与，真正体现了扎根田野、家国情怀、学术理论与自主创新的学科精神。同期招收了中国民族史副博士研究生和本科学生，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出《彝族史稿》《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傣族史》等系列研究成果。

　　上世纪40年代初期，李有义深入路南多民族聚居区调查，于1943年撰写出《汉夷杂区经济》一书，用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呈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相互补充的生动事实。随后由方国瑜带领青年教师参与国家重大工程《中国历史地图集》研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绘制出各个历史时期云南的历史地图及其与周边国家的边界。改革开放以后，陈庆德带领经济民族学团队扎根“山野”，开展了一系列涉及少数民族经济的调查研究，完成了《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发展人类学》《民族文化资本化》《经济民族学》等一批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成果，建构起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经济民族学理论体系。

　　从1999年末至2000年初，云南大学整合全校各学科力量，对境内25个少数民族进行“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参与师生达130多人，完成《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调查丛书》。2003年联合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实施“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农村调查”，完成了包括台湾高山族在内的55个少数民族调查，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从“书斋”向“田野”的转变。

　　从2003年至今，云南大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学院在云南红河、丽江、大理、怒江、德宏、西双版纳等地的少数民族农村建立了14个调查研究基地。田野调查被确立为民族学的核心研究方法，以及从本科生到博士研究生必备的理论和实践训练环节。

　　抗日战争爆发后，维护国家领土安全、破解边疆危机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当务之急。为推进学术成果在边疆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创立者吴文藻呼吁建设“边政学”，开展边疆地区的调查研究与加强边疆治理，并撰写《边政学发凡》一文，建构起“边政学”学科框架。杨堃担任社会系系主任期间，确定了重视边疆社会研究的方针，强化了边疆地区调查研究对于边疆治理的重要性。

　　进入新世纪，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获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方铁等致力于边疆治理历史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随后建立边疆学研究所，开展中缅、中老、中越边境地区的调查研究，出版了《边疆学研究丛书》。由田汝康亲自赴中缅边境地区芒市傣族村寨调查撰写出的《芒市边民的摆》，成为社会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从2009年开始，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积极开拓东南亚新领域，推出《东南亚民族志丛书》多部，以第一手田野资料为基础，探讨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族群互动、民族与国家的认同与建构、社会文化的国家建构等前沿性论题。

　　1996年，国家启动“211工程”建设，云南大学民族学被列为重点建设学科，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先后获准民族学硕士和二级学科博士、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设立国家级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组织实施“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设立了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开设影视人类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组织实施了“中国少数民族调查”“云南少数民族调查基地建设”等大型项目；建成人类学博物馆和影像人类学研究中心，跻身全国民族学学科先进行列。

　　云南大学民族学从创建起，就以“从实求知”为学科建设的根本原则和知识生产的基本路径，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吴文藻提出“一面介绍健全的理论和方法，一面提供正确的实地调查报告”的社会学中国化思路，并且形成了系统的学术范式。费孝通把这一知识生产的路径概括为“从实求知”。

　　在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创办初期，瞿同祖开设了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法制史和中国社会史的课程《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成为中国法律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研究的起点。同时期，胡庆钧以呈贡的基层政权作为对象进行调查研究，完成《云南呈贡二村基层地方权力结构》。改革开放以后，张晓辉等推进民族法学和法律人类学研究，出版了《中国法律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中国民族法学》等系列成果，成为中国民族法学和法律人类学的研究重镇。上世纪40年代初，许烺光在滇西调查时遇到霍乱爆发，他以高度的学术敏感性及时展开调查，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进行研究，撰写出著作《驱逐捣蛋者》部分内容，成为中国医学人类学和民族医学最早研究者之一。21世纪前后，云南大学民族学学者致力于推动民族医学、民族生态学和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构和调查研究，出版了《医学人类学》《生态人类学丛书》《艺术人类学丛书》等系列成果，其中多部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界关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学学科恢复重建，1978年中国民族史专业获得国家首批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年获准设立人类学本科专业并于次年招生，形成了“本—硕—博”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积极开拓包括南亚东南亚及“一带一路”沿线民族志调查研究、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等系列重大课题，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等内容，开展高层次学术交流合作，承办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发起“东亚人类学论坛”和“东亚山岳文化研究会”等国际学术组织，云南大学民族学在发展中不断强化社会责任，创新学科建设。一批批学子名流积累下的学术经典、研究成果奠定了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础。

　　2017年云南大学民族学被评为A+学科并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逐步建成“课堂+田野+语言+技术+艺术”的“五维育人”模式，本科专业入选国家首批“一流本科”。云南大学民族学的发展历程，传承着一代又一代云大人对家国情怀、学术理想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镌刻着民族学师生不畏艰险、追本溯源开展田野调查的深深足迹，留存下无数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指引意义的璀璨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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