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川剧是巴蜀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根源性的艺术形式，其正式成立的标志是清雍正二年（1724）泸州艺人组建的庆华班。在川剧的“四大河道”中，“泸州河”起初是“资阳河”的一个重要分支，随后因流播广泛而独立出来，成为川剧的一支重要河道。

　　泸州是川剧的重要发祥地。民国13年（1924）《蜀伶杂志·班目·庆华班记载，清雍正二年（ 1724），有“注重高腔”的泸州戏班20余人来成都，住棉花街药师殿，招聚生徒，传授技艺，成立庆华班。这是迄今有据可查的关于川剧戏班最早的记载。可以推断，泸州川剧戏班成立的时间至迟可以上溯到清代康熙后期。庆华班一成立就以演唱高腔为最大特色。川剧高腔在五种声腔中，形成时间最早，拥有曲牌及剧目最多，被川人视为“川调”之正宗。如果以四大徽班进京为京剧形成的标志作参照，庆华班进成都也可视为川剧形成的开端。

　　清嘉庆年间，各类戏曲班社在四川逐步兴起，按其声腔分别有高腔班、昆腔班、丝弦班、灯班等。至清代晚期，川剧逐步形成以资阳河、川西坝、川北河、下川东为代表的四大流播区域，俗称“四大河道”。其中，以醇正、古朴、谨严、旋律线条硬朗的“资阳河”与华丽、精巧、细致、旋律线条婉绵的“川西坝”最具代表性。

　　属于资阳河的泸州地域的川剧更多地受到江西“弋阳腔”影响。泸州是长江、沱江的汇合之处，通过沱江水道与资阳、内江联系在一起。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江西“弋阳腔”顺着长江流域流播于泸州地域，并与泸州语音特点相结合，宣叙调与咏叹调交替出现，帮腔与唱腔密切配合，加之锣鼓节奏套打，构成优美旋律;擅长表现各种思想感情，与舞台节奏环环相扣，同角色表演相生相随，达到音乐性和戏剧性的高度契合，在戏曲高腔声系中特征显著。

　　川剧高腔艺术和地域文化有着深厚渊源，它是以唱腔文化作为声腔内涵的唱腔流派，以地区或名角立派。川剧史上著名演员的唱腔流派活跃于泸州地区，因派出名，名流甚众。

　　清嘉庆年间，泸州戏班演出的《三跑山》是“泸州河”可查的第一部戏，可谓是“泸州河”形成的标志。该剧采用难以驾驭的徒歌形式，首曲由帮腔“昆头子”开头，接着是自由节奏的散板来点缀环境。当曲调进入“叨叨令”“脱衣衫”“小梁州”等故事的主要段落后，再唱以“二流”（2/4拍）板式为主的“上小楼”“朝天子”，两者将曲调情绪推向高潮，再用速度相对自由的“尾煞”作为结尾。从中可知，这一大套唱段，无论是在速度上还是在情绪上的安排，与川江号子“散”“慢”“中”“快”最后又转为“散”的节奏几乎一致。

　　戏路方面，《三跑山》一剧，泸州套打为“五花路子”，川北演出的剧目套打是“打反路子”。“泸州河”的老本子以双盘为主要情节，由五台山住持先盘六郎，三问三答唱高腔;然后六郎盘五郎，才改唱胡琴二黄，而川东、川西唱胡琴二黄，以生盘净为主要情节，突出净角的唱功与表演。

　　《三跑山》首先依据人物性格、特定环境、内心活动、情绪起伏演绎剧情，然后运用咬字、吐字、发声、润腔以及音量的大小收放、声音的力度强弱、音色的变化体现高腔特色，加上“犯腔换调”、板式组合、节奏动律、速度快慢等，再从总体把握气势，显山露水，尽显泸州川剧风采，呈现出泸州川剧的风格：阳刚、明朗、豪放、张扬。

　　清同治、光绪年间，“泸州河”通过南丝绸之路、盐马古道，在云南、贵州及与四川泸州毗邻的宜宾一带广泛流播，形成一个以长江为主干，赤水河、永宁河、岷江、金沙江、漓江、南广河、符江等遍布川滇黔交界大小江河为支流的频繁交流区域。又因泸州古蔺、叙永与滇黔交界一带是彝族、苗族群居之地，“泸州河”也自然融汇了少数民族曲调。

　　这一时期，川班入滇黔者众多，或单独演出，或与滇班、黔班同台演出;有的则滞留云贵，改唱滇剧、黔剧，不仅将川剧表演艺术及若干剧目带入滇黔，而且不少川班艺人变成滇剧、黔剧艺人，从而对滇剧、黔剧艺术发展带来极大影响。如此，“泸州河”与资阳地域的川剧界交往越来越少，而在川滇黔接合部区域形成一个越来越紧密、频繁交流的圈子，促使“泸州河”从“资阳河”中独立出来。“泸州河”川剧艺术流播在云南乃是顺理成章之事。早在清乾隆年间，昆明就建有四川会馆及川主宫，其内均建有戏台，每逢供奉祖师爷神祗祭祀之期，都有川剧戏班在此演出。

　　贵州被认为是川剧的第二故乡，这主要与两省行政区划沿革有直接关系。泸州与贵州接壤，经济文化交流古来有之，而今属贵州遵义一带在清朝很长一段时间属四川泸州管辖，川剧演出承一脉之源。

　　“泸州河”在川滇黔接合部的流播，是“泸州河”从“资阳河”独立出来的重要外在依据，因地域环境孕育出的“泸州河”群体文化心态、艺术追求、艺术积淀、美感趋向，是其独立的内在因素。“内因”与“外因”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从而形成“泸州河”独特的艺术规律特征。

　　清道光、咸丰以来，“泸州河”川剧班社林立、人才辈出，舞台艺术呈繁荣景象。演艺舞台主要是神庙戏台、会馆戏台，祠堂戏台和少数私家戏台，主要配合祈神祷雨等民间习俗开展演出。随着大移民进程，五种声腔逐渐合流，角色行当己趋完备，各流派演出精彩纷呈，逐渐形成具有浓郁泸州乡土特色的体系。

　　清乾隆、嘉庆以后，泸州已成为川滇黔接合部的商贸重镇，商贾云集、百业兴旺，市场繁华、物阜民丰，境内先后建有云南、广东、江西、陕西、浙江、苏州、黄州、吉安、文水等地的数十余座商业会馆。这些戏楼和各庙观所建的万年台，为当年在泸州演出的戏剧班社提供了规范的制式演出场所。

　　“泸州河”川剧戏班的演出习俗多与宗教、民俗活动相关联，常见有庙会戏、行会戏、还愿戏、贺戏，或搬目连与搬东窗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庙会戏，又称“迎神赛会”。一年四季，月月有庙会。如正月十二禹王会、正月十五上元会、二月初二文昌会、三月初三娘娘会、四月初八佛祖会、五月初五龙舟会、五月十五瘟祖会、六月十九观音会、六月十四老郎会、八月中秋月光会、十月初一牛王会，而最热闹的，是府、州、县的城隍会。每逢会期，均须邀接戏班在庙中戏台或临时搭台演戏。少者三五天，多则经旬弥月;少则演戏三五本，多则演戏一二十本，甚至演到三十本以上①，可谓热闹纷呈、好戏连台。足以证明，在此时，“泸州河”的发展繁荣己具备深厚的群众基础。

　　清同治、光緒年间，是川剧班社大发展时期，有官班（官署戏班）、家班（家庭戏班）、乡班（乡村戏班）、科班（学、演结合班）、玩友班（票友自愿结合的自娱班），以及走州串府、漂泊于水陆码头的“江湖班子”等多种组班形式。

　　“泸州河”唱腔的风格趋向，有两大因素左右其形成和发展。一是由地域文化及唱腔文化所酿成的文化底蕴，引导着唱腔艺术的创造发展;二是唱腔本体因语言因素作用于唱腔走向而形成的特性风格。

　　泸州和成都地方语言，同为四川话语系，在语音、词汇、语法所构成的语言系统，以及语言的声、韵、调上基本一致，这是统一的川剧声腔系统及唱腔风貌的本质基础。但孕育川剧唱腔地域流派风格的因素，主要差异在于说话语调、语气、语音、语感等。泸州人话语腔门张扬，说话比较硬朗、浓重;成都方言语调偏向平和、舒适，说话则比较轻便、柔和。

　　在同一个地方，因班社所处时代不同，演员所滚戏班的差异，都会呈现个性鲜明的特色或群体性的趋向特征，这样自然就会有同一地域内小流派的划分。庆华班康子林以潇洒悠扬成家，鹤林班邓得珍以华丽婉转见功，全胜班刘道和擅唱“红鸾袄”曲牌，新全胜班周保生擅唱“清水令”曲牌，得胜班高彼兰唱腔高低自如、脆亮甜润，翠华班陈艳卿唱腔刚柔相济、醇厚隽永、平淡中显神奇。各个流派的表演特色各不相同，精彩纷呈，不仅给观众带来丰富多样的审美体验，也为“泸州河”体系的形成完善奠定重要基础。

　　在“泸州河”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传统剧目。业界有谚日“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列国”。“泸州河”常演剧目大量来源于历史演义小说和明清传奇。据不完全统计，较成规模的系列剧目有《封神演义》故事剧约70个；春秋战国故事大中型戏94个，折子戏70个；《三国演义》故事大幕戏142本，折子戏116个；《水浒》故事大幕戏41本，折子戏19个。班社必演的主要传统剧目分为五袍、四柱、江湖十八本、高腔四大本、弹戏四大本5类。

　　清同治、光绪年间，泸州“川目连”演出十分红火，形成一个完整的剧目体系。演出剧目有《大目连》《正目连》《花目连》之分，也有《目连正传》《目连前传》《目连后传》和《目连外传》之说，一般最多可演48本，分48天演完;每天早、午、夜场演三个大段，酒戏、夜戏演两个短折，号称“半朝半野”（即每天必演梁武帝及其臣僚的故事，又必有一部分傅大士家佛的事迹）、“半阴半阳”（即半天演人间事，半天演天上仙佛和阴曹地府事）、“半文半武”（即每天有几场亮唱工、做工的戏，也必演几场杀伐打斗的武戏或见“彩”的戏）。从丰富多彩的剧目中，我们得以了解，在清同治、光绪年间，“泸州河”川剧的艺术成就已得到极大发展，繁荣程度可见一斑。

　　清末民初，“泸州河”川剧艺术得到空前发展。演出向城市舞台发展，出现了新型剧社，玩友活动日益兴旺，演出更注重舞台美术对人物造型和营造舞台时空的效果，程式化与生活化和谐统一。至此，“泸州河”川剧艺术形态成熟完备，进入到鼎盛时期。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变法自强”，推行“新政”。泸州警察局以“正俗”为名，用惩戒与奖掖的办法，对从艺伶人、戏园、戏班以及剧本刊版进行监管、督导，清除怪诞的演唱。

　　随着泸州商业经济的繁荣，城市新兴小生产者和广大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求日益增长，那种通常在岁末时节、神诞祭日、贸易盛会之际献演的神会戏、庙会戏已难满足聚集在“大码头”上的坐客行商、“三十六帮”“七行”和各色民众的文化娱乐需求。长期辗转在广大农村的名种班社，急于谋求更具有稳定收益的市场，便不断流入财气人气更足的城市。

　　茶园因此应运而生。辛亥革命前后，泸州市区相继办起鸣胜茶园、维新茶园、三泸茶园、俱乐部茶园、同庆茶园，泸县办起私宅“醒庐”戏院，合江县办起安乐茶园、县乐宾茶园。

　　这一时期，“泸州河”舞美也经历了由单一到多元、由简易到精美的演变过程。由于受到话剧以及西方舞台的影响，“泸州河”的舞台开始绘制写实性的室内景（如金殿、公堂、书房）和室外景（如花园、山野等），共称“七堂景”，以景片的不同搭配组合，装置出所有剧情需要的戏剧场景。

　　20世纪初，泸州各地出现了一批更为新式的演出场所，如蜀声川剧院、合江剧院、叙永县丹凤舞台、合江县吉园。这些戏院、茶楼、剧场，使“泸州河”具备了成熟的演出环境，为“泸州河”川剧艺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演出条件。

　　清末民初之际，川剧由农村进入城市，演出剧目不断增加，舞台人物渐趋复杂，角色行当的划分除旦、净、丑3行仍保持旧制外，生行分为小生、须生2行，而末行则归入须生，从而形成小生、旦角、花脸、须生、丑角5个基本类别。

　　5个行当又各自划分出若干角色类型。如小生分为文生、武生、帕帕生，须生分为正生、老生、红生等。行当不以忠奸善恶区分，如《十五贯》中的况钟、《斩美案》中的陈世美，一善一恶，均由须生扮演。《金貂记》中的尉迟恭、《赵氏孤儿》中的屠岸贾，一忠一奸，均为花脸应工。

　　从清代至民国时期，“泸州河”中的各个行当形成一套各具特色并自成体系的功法程式，称为“四功五法”，大致包括唱、念、做、打、手、眼、身、步8个方面。“泸州河”的专用功法如朝子功、水发功、口功、子功、褶子功、水袖功、扇子功、矮子功、踩跷功、椅子功等，较之基础功法具有更强的技艺性。

　　“泸州河”川剧的演出服装是以明代服饰样式为基础发展变化而来，如官衣、褶子、绫子、纱帽翅子、水袖（包括男角“香汗衣”水袖）、飘带、弯带、髯口等等，体现出“泸州河”川剧表演艺术特色。

　　为便于使用和管理，演出服装均按类别分置于专用木箱内，统称为衣箱。大衣箱、二衣箱、饰扎头和杂箱构成戏班必备的四担箱。完备的行当构成了川剧舞台美术综合体，与表演、音乐等融合在一个统一的艺术范畴里，形成共同的艺术风格，演绎出人们乐见的以写意为主、虚实结合的川剧艺术。

　　随着时装戏的兴起，导演职业出现，舞台艺术的完整性得到提升，“泸州河”表演艺术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等平民茶园是普通老百姓唱玩友、听玩友的地方。茶园多设在沿江的街道、码头，如泸州的东门口、铜店街、铅店街、管驿嘴等。唱玩友者大多是学艺不久的二三流川剧演员，或是通过坐唱玩友破胆的学徒，以及爱好川剧的职员、店员等。听玩友的群众多是船夫、力夫、小贩、市井平民等。一批泸州文人学士、拔贡秀才和川剧艺人则编写剧本。如泸州人高树以川剧高腔形式写出《思子轩传奇》-剧。

　　清末以来，四川报刊业蓬勃兴起，探究川剧艺术、赞誉川剧名家、评论演出剧目的文章与诗词，也就凭借报刊的传播应运而生。这一时期，“泸州河”川剧研究主要表现在集录过去的文献史料，为川剧名伶立传，探索剧种的历史发展。如泸州人编撰的《川剧正宗》，一部4集，从曲牌到套腔共分11章，完整地论述了川剧的艺术形式和功法程式。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泸州开办印刷业，为“蜀中创办新印业之始”，刻印大量川戏本子、民间说唱本、扬琴唱本。

　　“泸州河”川剧艺术人才的培养主要通过师徒相传、子承父业和民间举办的科班（社）等教育途径来完成。分布于各地的川剧科班（社），培养出一代代各门类技艺高超的演员和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泸州河”川剧演艺作为一种文化事业，进入有序发展轨道，泸州籍演艺工作者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导演奖的人数位居全省前列，标志着“泸州河”川剧演出艺术的发展高度与巨大成就，“泸州河”川剧艺术至此形成比较成熟稳定的艺术形态。

　　泸州是川剧的重要发祥地。“泸州河”的形成、演变、发展，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特征。它最早是川剧“资阳河”的一个分支，以高腔为最大特色，随着打击乐、帮腔等特色的沉淀，逐渐表现出群体的历史积淀、文化心态、审美趋向，而从“资阳河”中独立出来。清代后期是“泸州河”大发展时期，班社林立、人才辈出，演出剧目丰富、各种流派纷呈、表现形式多样，形成自身独特的艺术表演体系。进入到清末民初，经过四川戏曲改良运动的冲击和熏陶，“泸州河”川剧艺术城市化、职业化、专业化程度达到鼎盛时期，演出行当更加成熟完备，舞台美术经历了由单一到多元、由简易到精美的演变过程。至此，“泸州河”川剧艺术形态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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