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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边疆时空】文婷 历史整体的推进与演变——从南诏德化碑到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思考

　　普洱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云南地方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疆移民问题研究。主持、参与省部级及以上项目多项，论文获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摘要：民族团结与国家认同的基础是边陲与中心各个族群之间的相互认同，这种认同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有不同的角度和政治分层。云南是中国历史整体不可分割且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伴随着中国古代至近现代的政权分合与政局变化，各族群间的认同也在不断发展。从南诏德化碑、民族团结誓词碑等碑文中，可以一窥中国历史整体在西南边疆的推进，亦可以考察云南从王朝到国家历程中的民族关系、边疆变迁与国家认同。

　　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国家认同是关系任何一个国家或政权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独立强盛的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中国历史上很多碑文都涉及到此相关内容（如南诏德化碑、唐蕃会盟碑、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民族团结誓词碑等），这些碑也因此历来受到文学、历史学、民族学及边疆学的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维度研究碑及碑文，产生了许多真知灼见，但目前的研究大多限于单碑单论。笔者通过考察这些碑文发现，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化，边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是随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国家统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统一国家中不同族群的国家认同也出现了许多层次和面向。本文从云南历史出发，以方国瑜先生”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为理论指导，结合南诏德化碑、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及民族团结誓词碑等，分析云南作为中国历史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从王朝到国家，从古代到近现代再到当代发展历程中的民族关系、边疆变迁、与国家认同。

　　方国瑜先生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中指出：中国历史是一个整体。云南很早就是这个中华多民族统一整体的一部分。

　　秦惠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派司马错灭蜀。秦国以蜀为基地，经营西南地区。秦统一中国后，着手建立了郡县制度，并在西南开通僰道、五尺道等道路。由于秦“二世而亡”，其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刚刚开始就中断。

　　汉武帝建元年间到元封以后，经30多年的开拓与经营，在长期经济文化交流、联系密切的基础上，通过政治招徕与武力征讨相结合的方式，在《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西南夷地区设置了7个郡。其中，沈黎、汶山、武都三郡在大渡河以北。牂柯郡所辖17县中，有11县在今云南东部。越嶲郡辖15县，其中3个县在今云南西北部，其余在今四川西昌地区。腱为郡设立后又分设了腱为南部，腱为南部所辖5县在今云南昭通地区。益州郡辖24县，全部在今云南，郡治在滇池县（今云南晋宁）。

　　牂柯、越嶲、腱为、益州等四郡的建立，标志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郡县制度在云南的全面确立。为云南始终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为祖国西南边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云南，这种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是不断延续并加深加强的，政治与文化的边界是不断推进的。

　　澜沧江以西，是哀牢人居地，益州郡中的巂唐、不韦两县即在哀牢境内。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哀牢地区的统治，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设置益州西部都尉，治所在巂唐，即今云南保山，以“镇尉哀牢，楪榆蛮夷”，管辖不韦、巂唐、叶榆、邪龙、云南、比苏六个县。过了两年，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东汉王朝以益州西部置永昌郡，成为直属中央王朝的行政区划。永昌仅辖８个县，但管辖的范围相当大，包有今云南的大理白族自治州、保山地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地区、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地以及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地区。

　　这样，在云南这块土地上，历朝历代政权开始以不同的形式不断深化统治：汉晋的边郡（新郡、初郡）、北周至初唐的羁縻府州、唐代后期的云南安抚使司政区……，使云南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不断巩固，使云南与内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成为制度定下来，为中国西南边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直至元朝设云南行省，中央王朝在云南的统治更加深入和巩固。明设云南“三司”，明代中叶以后，陆续改土归流，土官体制走向衰微，清代云南大部分地方已为流官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所有土官土司不复存在。在这样的政治历史进程中，历朝历代的人民通过各种方式经济往来、文化交流、观念碰撞。中原地区的移民不断进入云南，向边疆推进，“元代汉人主要住在城市，明代主要住在坝区，清代则山险荒僻之处多有汉人居住，且在边境莫不有汉人踪迹”，存在一个由内向外，由中心向边缘，由平坝向山区逐步推进的过程。移民一方面带来了内地的观念和影响；另一方面，因为他们最终常住不归，变为了当地人，而且是具有内地传统和观念的当地人，这样的人多了，边疆也就逐渐“内地化”了。尽管从地理的概念说，边疆永远不可能内地化，而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来说，云南边疆的内地化程度却总是在不断的加深。因此，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文化的方面，云南都处在中国历史的整体之中。

　　当然，云南历史上也不乏地方或民族政权存在，然“王朝的疆域，并不等于中国的疆域”；“中国历史是一个整体，整体之中有政权的统一与分裂，也有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但不论政权分合、民族差异都不能改变其作为一个统一体的整体性”。云南至迟在汉武帝时期已经是中国整体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有南诏大理这样的地方民族政权存在，尽管有“宋挥玉斧”的典故传说流传，但实际上云南与中原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从未中断，从“南诏德化碑”与南诏大理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对于德化碑中切切痛陈迫于唐将淫威不得不兴兵反唐的原委和期望修好附唐的心曲，也有人认为不过是南诏为自己权衡利弊，在吐蕃和唐之间摇摆不定的说辞。但南诏与唐在经济文化方面相近，而与吐蕃的社会经济文化却差异很大，南诏后来“弃蕃归唐”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吐蕃役赋南蛮重数”，南诏不堪忍受吐蕃的赋税与兵役，实质是双方巨大的经济文化差异所致。因此，阁罗凤虽然数败唐军，声威赫赫，国力强盛，却以全胜之军，为唐军将士裹尸收兵，“祭而葬之”，他将唐军阵亡将士的遗骸建成一座“大唐天宝战士冢”，另于苍山斜阳峰麓修建“唐李公之庙”，即习称的“将军庙”，祭祀唐军阵亡主帅李宓及部将，这些作为，为以后南诏与唐王的修好，安定边疆，统一祖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阁罗凤死后，其孙异牟寻立为国主，即遣使三路入成都，请求归返唐室。南诏为谋求与唐朝修好，派使臣携“绢书一封，并金缕盒子一具。盒子有绵，有当归，有朱砂，有金。”“有绵者，以表柔服，不敢更与为生梗；有当归者，永愿为内属；有朱砂者，盖丹心相阙；有金者，言归义之意，如金之坚”，这种表示归属的诚心及方式，是典型的传统汉文化的自然展示，是双方都能理解会意的方式。

　　继南诏之后建立的大理国，虽然独立性超过了南诏，但与宋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简要而确切地说明了西南边疆的大理与祖国内地的密切关系。

　　一个在一定地域内的国家，其域内各部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是“不平衡性”；但是不论政权分合、民族差异都不会改变整体性，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整体性”的逐渐增强，统一国家也不断被巩固。1840年以来，传统中国的王朝体制逐步走向衰微，现代意义上有着明确边界的国家在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探索中逐渐建立起来。而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并未因此改变或中断，“中国一家”的观念因外敌的入侵，民族的危亡而更加巩固，边疆民族地区对传统儒家文化、中原内地文化、汉文化的认同也转变为了对于国家的认同。中华各族群在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相互交流优秀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之上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这种民族平等团结与国家统一认同的延续和变化在——1951年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上展现出来。

　　1948年以后，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的边纵游击武装已进入滇南思普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和地方临时人民政权。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将军在昆明通电宣布起义，云南和平解放。随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进军云南，滇桂黔边区纵队九支队配合野战军，在滇南思普区追歼第八军、二十六军残部和清剿地方土匪武装。1950年5月，云南军区思普边防区成立。1950年8月，动员组织了边疆民族代表赴京国庆观礼，这为增进边疆与内地的了解和民族团结打下了思想基础。1950年12月下旬，赴京观礼的民族代表团回到普洱。中共宁洱地委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会议除强调加强各兄弟民族之间的亲密团结，消除民族隔阂，发展生产，巩固国防等内容外，还酝酿讨论建立“民族团结誓词碑”的问题。最后在1951年元旦这一天，在普洱红场召开了千人大会，举行隆重的剽牛签字仪式，并立碑以纪念和见证。“民族团结誓词碑”因其意义重大，后来被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寻求的是国家统一，而边疆民族群众最为重视的是平等与尊重，双方的诉求最后融成了“民族团结”的主题。民族团结誓词碑中写道：“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这里实际存在两个不同性质的群体，一个是“二十六种民族代表所代表的普洱区各族同胞”，一个是政党“中国”。

　　“中国”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执政党，继续与政权残部、武装土匪作斗争，巩固政权，以实现国家统一是其当时的重要任务。对于“二十六种民族代表所代表的普洱区各族同胞”，即当时少数民族头人和民众来说，在他们面前有两个中国：一个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一个以为代表的新的人民共和国。如前所述，云南自汉晋以来就是中国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历史上有政权分立，民族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在整体之内，也有选择认同某个政权的问题，而在20世纪50年代，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也强调承认某个政府对于国家的管理。

　　当时滇南的形势是：中国与解放军刚刚进入思普沿边，人地生疏，境外有军队残部，中国和解放军还立足未稳，要实现一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民族人心的向背，这也是中国长期群众工作的重点与长项。在边疆，群众工作突出的表现为民族工作。

　　“民族团结誓词碑”可以说是当时民族工作成功的一个突出体现。首先是尊重当地的土司头人，各族土司头人，既是民族的统治者，又是民族和部落斗争中的领头人物。在边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制度仍然在起作用，即使是设立流官的地区，头人在民族中的影响也还很大。没有尊重就不可能团结，没有尊重也就无法依靠当地土司头人，没有土司头人的支持，要在此立足就十分困难。据调查，为了动员和组织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国庆观礼，是费了一番功夫的，1950年夏天，动员工作已开始，当时有的民族上层人物思想有顾虑，有的佤族群众要押人质才让头人去。通过反复动员、保证、押人质、做工作，才最终于动员了35名民族头人及代表，走出思普边疆到了首都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观礼。因此，民族团结首先是尊重当地的土司头人。

　　其次是结盟的方式。结盟是中国传统的方式，少数民族历史上喜欢采用歃血为盟的方式，1935年红军过凉山彝区时，中革军委总参谋长也曾根据彝民的风俗习惯，同彝族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云南历史上，除了民族团结誓词碑还有一块纪念结盟的“段氏与三十七部盟誓碑”。在重要场合采用这种方式，是因为结盟的作用甚大，有神的力量庇护和推动，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中也描述到“喝了咒水”，便从此“一心一德，团结到底”，而且民族团结誓词碑的设立还采用了佤族传统的剽牛仪式，按照佤族规矩，结盟发誓能否成功，还要看剽牛的结果如何而定，剽牛的过程也是充满了咒语的。剽牛的结果吉利，对于当时各少数民族代表和群众拥护新生的人民政权，拥护中国，在誓词上签字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国家认同在土司头人和当地民众那里就从认同国民政府到认同人民共和国，从认同转为认同，从认同蒋介石转为认同。

　　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主义讲究的是无神论，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以传统的方式结盟来取得当地土司头人的支持，就像1935年红军过凉山彝区一样。采用少数民族惯用的这些方式，是对他们风俗的尊重，而在平等的基础上才有尊重。在讨论建立“民族团结誓词碑”问题的时候，当时地委书记张钧和专署领导在会上讲，要拥护和毛主席，要讲民族大团结，特别是建立团结碑的事，是要大家自愿的，不搞强迫，谁愿意的到时谁就签名，碑就建在红场。又根据佤族、拉祜族代表的提议，搞剽牛仪式。

　　从观礼到结盟立碑，中国历史的整体在云南又继续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澜沧江以西的“汉化最浅者”，“认识了十二版纳是中国的领土。中国真伟大，人多地广，十二版纳太小了。”民族团结誓词碑是现代国家体制下设立的，中国不再是王朝国家，而是现代政治体制的国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边界、边疆、民族、国家等概念不再是模糊的而是非常明确的，因此与这些概念相关问题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在这样的语境下，民族团结，国家认同显得尤为重要，民族团结誓词碑对于历史的继承与延续显得更加意义非凡。

　　“民族平等团结”与“国家统一认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既要承认中国境内各民族间存在的差异性，又要看到中国各族是一个整体，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没有民族平等就没有国家统一，民族平等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下的平等。今天，“民族平等”业已实现，完全的“国家统一”有待我们的更多努力。

　　碑是实物的见证，见证了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与国家认同。云南民族团结的历史渊源，王朝体制下有“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现代民族国家有“民族团结誓词碑”；中华各地各族文化的不断交流融合，有“南诏德化碑”体现出的，边疆文化对中原文化叙述方式和内涵的靠拢，也有“民族团结誓词碑”展现的，主流政治对边疆文化叙述方式的适应；从“南诏德化碑”的一心归唐，到“民族团结誓词碑”的一心一意跟党走，云南作为中国历史整体的不可缺少且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始终延续下来，未曾改变，在这样的民族团结与国家认同下，实现了边疆的稳定。当前，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加剧，边疆社会变化甚大，各族群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复杂多变，作为边疆的云南，正是从南诏德化碑的时代，从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时代走过来的，将它们接续起来研究，对于回顾我们走过的时代；认识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以及思考我们正要经历的新时代，都是重要而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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