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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曾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了一个在滇池之畔的地方政权——古滇国。但长久以来，由于史料缺失，这个神秘的王国一直少为人知。随着滇王金印、滇国相印封泥等一系列轰动考古界的文物相继出土，古滇国的神秘面纱渐被揭开。“古滇国”考古实现哪些重大发现？揭开了哪些谜团？近日，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云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研究馆员、河泊所遗址发掘负责人蒋志龙进行解读。

　　中新社记者：历史上有过关于古滇国的零星记载，但缺少史料和实证，考古是如何实现突破的？

　　蒋志龙：目前公认关于古滇国最早的记载源于《史记》。一般认为，古滇国是从战国延续至汉代的区域性政权，属西南夷的一部分，疆域主要在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但长久以来，由于史料缺乏，古滇国的历史一直众说纷纭。

　　1956年，考古人员在滇池东南岸的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出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及滇王金印，首次印证了古滇国的存在，引发轰动。然而，要证明一个“古国”的存在，除了墓葬，还需有城池、大型建筑、村庄、聚落和生活痕迹予以佐证。200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合作，在滇池的东南、南岸和西岸发现了70多个滇文化和汉文化遗址。2016年，在距离石寨山古墓群数百米的河泊所遗址，发现了汉代、滇文化时期甚至更早的先滇文化时期聚落遗存，2018年至2019年又发现了大量瓮棺和柱坑类等遗迹，特别是出土了滇国相印封泥等重要文物；自2022年以来，发掘了包括益州太守及益州郡所辖县官印封泥在内的大量汉代封泥和简牍，并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和宽阔道路等遗迹现象。

　　这些发现让尘封的古滇国、城市、聚落逐渐显露端倪。值得一提的是，滇国相印封泥等大量封泥及公署文件简牍的出土，不仅与早先出土的滇王金印相互印证，再次证实了古滇国的真实存在，还表明汉武帝在古滇国设立了“滇相”，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体系。这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新发现的河泊所遗址和石寨山古墓群有何关联？其发现有何重要意义？

　　蒋志龙：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滇池东南岸的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距石寨山古墓群仅700余米，是云南高原已经发现的规模最大、延续时间较长、文化内涵丰富的遗址。目前，河泊所遗址片区共进行了10个地点的正式发掘，面积累计约7000平方米。发掘成果表明，河泊所遗址所在地可能是古滇国都邑，即石寨山文化的核心居址。通俗来讲，河泊所遗址和石寨山古墓群，一个是古滇先民的生产生活地，一个是墓葬地。

　　河泊所遗址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首先，构建起滇池盆地完整的青铜文化及年代序列。河泊所遗址植物遗存碳十四年代测定表明，该遗址从公元前1300年的商代晚期一直延续至汉代。通过金属制品的科学研究，将该区域青铜年代开始的时间确定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100年，比以往认识的青铜时代开始时间提早了500多年，结合测年数据、地层序列和出土遗物的特征，可将滇池盆地青铜时代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确定为三个阶段：青铜时代早期（早于滇文化的青铜文化遗存）——青铜时代中期（典型的滇文化遗存）——青铜时代晚期（汉文化进入后的文化遗存）。

　　其次，初步确认了西汉益州郡郡治所在。河泊所遗址发现的封泥、简牍、建筑遗存及道路等表明，该遗址上蒜一小附近很可能就是当时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治所。益州郡设于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河泊所遗址出土官印封泥涉及的行政区划，既包括益州郡下辖的“滇池”“建伶”等县，又有周边郡级行政单位“楗为”“越巂”等，表明这是一个主要的郡级行政中心；官方文书的发现证实了西汉时期开始对西南边疆实施有效管治；“长乐未央”瓦当、涂朱瓦当及花纹砖、铺地砖的发现表明，该区域存在较高规格的建筑。

　　再者，实证西汉王朝对云南地区的统治，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发展过程。河泊所遗址系列考古发现，厘清了滇中区域从商周至秦汉的考古学文化连续演变过程，实证石寨山大遗址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云贵高原的关键节点，同时为置郡之下边疆的治理及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蒋志龙：多年来，我们在滇池盆地及其附近地区已相继发现石寨山古墓群、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呈贡天子庙古墓群、官渡区羊甫头墓地4个古墓群以及河泊所遗址，统称为石寨山（文化的）大遗址。石寨山大遗址出土的数以万计具有古滇特色的文物，石寨山、李家山等地发掘出的大量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青铜器，包括驰名中外的牛虎铜案，以及众多的铜鼓、铜贮贝器、兵器、编钟、铜扣饰等。表明古滇国是一个青铜文明高度发达的古国。此外，不少扣饰镶嵌有红宝石、孔雀石等宝石，也显示当时古滇国和周边地区已有交往和联系。

　　中新社记者：古滇文明汇入中华文明一体格局的过程，呈现哪些特点？有何启示？

　　蒋志龙：这个话题，我想结合具体的考古成果来谈。近年来，河泊所遗址除了发现大量封泥和简牍外，还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和宽阔道路等遗迹现象。这些遗迹呈现一定的复杂性：先滇文化时期，这里主要是有着干栏式建筑的村落；滇文化时期，出现半地穴式、地面起建的房屋基址密集聚落；汉时期，出现原生聚落和中央辖郡等形态共存于一体的复杂融合。这一变化说明，古滇文明汇入中华文明一体格局的过程是渐变式的，是相互借鉴、互相融合型的；而不是替代式的，你死我活型的；总体呈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特点。

　　此外，我们也发现，先滇文化时期和滇文化时期，当地的建筑规模较小，随葬品多以陶器、青铜器等本土物品为主；汉时期，当地开始出现大型建筑和一定规模的道路，随葬品也出现内地钱币、砚台等物品。这表明，多元汇入一体，也加速当地的发展。并且，这一过程不是全然被动的，而是不少人对先进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主动拥抱。

　　同时，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大量封泥及公文简牍，也让我们注意到郡县制在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该制度的设立奠定大一统的格局。

　　蒋志龙，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考古发掘领队（项目负责人）。从事云南和东南亚新石器至青铜时代考古研究，先后主持过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1996）、会泽水城墓地发掘（2001-2004）、重庆三峡库区（2001-2003）考古发掘、糯扎渡库区景谷南北渡遗址发掘（2006-2007）、澄江金莲山墓地发掘（2007-2010）、学山遗址发掘（2009-2011）、中美合作滇池盆地史前聚落考古调查（2008-2010）、东川玉碑地遗址发掘（2013-2014）、老挝考古（2014-2019）和石寨山大遗址考古（2014-至今），是滇文化聚落和城址的发现者。在《考古》《文物》及《ANTIQUITY》等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部、考古学术报告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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