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明清时期，略相当于今天省一级的考试称“乡试”，共三场，分别考“四书五经”“经学通论”和“策问”，但尤重首场“经学”，且二、三两场中也包括很多“经学”成分。从乡试到会试（国考），行之数百年来的考题，特别是首场“经学”题，必然会走向重复、枯竭和刁钻。只有第三场中部分策问考题，多侧重于历史地理、时事政治等，命题和答题也比较宽泛和自由。从明清云南及贵州《乡试录》所载策问中的地方史地考题、优秀答卷和考官评语来看，自由发挥的余地较大。要求考生具有宽泛的知识，包括考生家乡的史地和政治知识，故较之相对僵化的其他场考题和答卷，更能反映考试的实际水平。

　　明清时期，略相当于今天省一级的考试称为“乡试”，考中者就是“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乡试考题虽然前后有变，但一般情况第一场考“四书五经”，总共5～6题，是乡试取录的主要依据；第二场考“经学通论”1题，必做；外加拟诏、诰、表、判等公文体7～8题，任选1种即可；第三场皆为策问5道，多为经史、时论等杂题。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开始，还要增考五言八韵诗1首。考试文体长期用“八股文”，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才正式废除，规定无论乡、会试，首场改考中国政治5题；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5题，也从此废除了诗题。

　　乡试例由皇帝临时点派外省来的考官在行省贡院（云南贡院在今云大内）全封闭命题、刷题、考试、判卷。最后公布该科考中的“举人”名次。为防作弊，考生的答卷先要逐一用红笔誊写一份，为之“硃卷”，再送考官评阅。考试全程结束后，要编制、上报两种材料：一为《题名录》（明清以前也称《登科录》），较为概略，主要载明该科之考官、考题、中式（录取）者名次。一为《乡试录》，比《题名录》内容更多，主要由该科主、副考官撰写前后《序》，载明考试时间、考官姓名（一般为8人左右）、参试和考中人数、考题和文风总评等。特别要选录该科部分优秀答卷及考官评语、取录结论等，用以垂范后学。贵州设省较晚，迄明嘉靖十六年（1537）以前，贵州士子要到昆明“搭附”云南乡试。故此前的《乡试录》题为《云贵乡试录》。此后则一律称《云南乡试录》。

　　明清科考尤重首场“经学”考试，必须紧紧围绕《四书》《五经》命题和答题，且二、三两场中也包括很多的“经学”成分。所以，从乡试到会试（国考），行之数百年来的考题，特别是首场“经学”题，必然会走向重复、枯竭和刁钻，也是考生答题最易雷同和程式化的主要表现，即所谓“代圣人立言”，思想价值不大。只有第三场中的部分策问，多侧重于历史地理、时事政治等，命题和答题也比较宽泛和自由。今天看来，反而最易反映考官和考生的实际水平。明清两朝云贵乡试的策问中，就有不少关于云南地方史地、政治、民族方面的考题和答卷。今天看来，其中确有不少值得赏析的真知灼见。现就笔者所见其《乡试录》所载这类考题和答卷，举论如下。

　　该科《乡试录》的前后《序》[1]，由正、副主考湖广德安府应城县儒学教谕欧阳誥、长沙府湘阴县儒学教谕高岩所撰。同考官5人，内、外两簾考官共计38人。[2]《序》称，云贵乡试最初名额“才十数人”。后来，经地方守臣不断要求，遂增至“四十有五人”，乃至此科多达五十人。此科中式举人杨士云（解元，大理府学生）等50名，其中云南31名；贵州19名。因未记所谓“荐士”（即参试）人数，故无法推出其取录比例。

　　第三场策问之三，[3]考及云南地震，略曰：“问地，阴也，法当安静。迩者云南宜良诸郡地震，坏民庐舍，压损人物者若干……厥咎何由？岂天心仁爱欲以戒惧吾君，俾益保治于无穷？抑滇南一方政事亦有所缺失也？诸生志怀经纶之业，目击闾阎之事。当亦筹画于中矣。愿悉言之，以助有司之不及？”可以说，这是一道兼涉自然科学和时政的难题。

　　答题选录云南太和县（今属大理）学生、中式举人第二名王仲仁之文。作者以“天人感应之理”和“君臣交修之诚”破题立意。历引周太史、刘向等论地震之由——“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以及汉唐以来无论治乱之时皆有地震发生之事。敢于突破旧说，阐明地震对于君主和地方政治并无所谓“戒惧”之意！虽然如此，作者又顺势回到主题，论称为了“消灾弭异”，还需“上下同心，奉法循理，禁奢惜费，兴利除弊”。这样，“上下交而德业成，天意安有不回？变异安有不弭者哉？！”对此，主考欧阳诰的评语是：“召灾有由，弭灾有术，此策言之甚悉。录之以为今日修省之助！”[4]

　　该科《乡试录》前后《序》[5]，由正、副主考直隶扬州府泰州儒学学正王傅、江西饶州府鄱阳县儒学教谕朱麒所撰。同考官5人，内、外簾考官共46人。《序》称“孝宗敬皇帝定云南乡解（名额）三十一人，贵州十九人，仍合试之。”又称此科“选士一千二百有奇，取录五十人。”则录取率为4%左右。中式举人卓文林（解元，云南府学生）等50名。其中，第三十二名是云南名士张含，金齿司（今属保山）学生。但优秀答卷未录张文，可见当时其答卷不入考官之眼。

　　第三场策问之五，[6]考及云贵两省民风和吏治，略曰：“问自古为治者必美教化以善风俗，风俗未善而欲求治者鲜矣……以云贵言之……百余年来，风声气习无异于前，鼎新未收其效。土官以予夺之莫及而或纵肆其欲；流官以更替之不常或苟简其政。民之望于聊生尤不可行，而况于俗善乎？诸生生长是邦，目击其弊。更化之术亦必讲之审矣。明以告我，以观有用之学？”

　　答卷选录云南大理府学增广生、中式举人第六名沈淳之文。作者以孔子“民富而后教施”“人存而后政改”破题起讲。首先指出，民俗之不善，是因为“民生之不富”，而“民生之不富”，乃“有司之失职”。接下来，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分析阐述了边疆落后的具体原因和表现：客观上，云贵长期远离中原，即便明朝的统一也不过才一百多年，主观上，则表现在土、流两种官吏的腐败无能——土官往往“名为输税，而所取半入于私家”；流官往往“名为昭恩，而斯民不蒙于实惠。”为此，作者明确指出：“为今之计，不在责其下而在责其上；不在治其民而在治其官！”作者担心通篇文章针砭时弊、言辞激越，故最后声明说：“狂斐之言未达至计；进退之则，惟命是听！”不料对于这份敢于直抒已见的答卷，考官们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主考王傅甚至认为：“得士如此，允为科目之光！”[7]

　　这科乡试为云南考生单独考试。《乡试录》前后《序》由正、副主考直隶池州府建德县儒学教谕朱佐、河南开封府中牟县儒学教谕彭洛撰。[8]同考官4人，内、外簾官共68人。《序》称是科“选士一千五百人有奇”，中式举人李廷诏（解元，邓川州学生）等40人。中式率为3%左右。

　　第三场策问之五，[9]考及云南边防和学校教育问题，略曰：“问滇，古黔中之地……今其山河之固，人才之盛，固足以防患而饰治矣。然徼外之民尚有可虞；黉序之建尚多未备。议者谓宜设险以卫民生，明教以兴民德……请以鹤庆筑城、马龙设学为例而言之”。

　　答卷选用姚安府学生、中式举人第五名杨一麒撰文。作者从“为治之道二：安民也；养士也” 破题入手。首先正面指出，尽管自明初以来数十万军队迁入云南，先筑大理、云南（今祥云）诸诚，新近又筑鹤庆城。但以云南之大，仍不足以“卫民安边”。故建议加大、加快筑城力度和速度。同理，尽管自明初以来已建有大理等诸多儒学，新近又设学于马龙。但以云南之“蛮荒”，学校毕竟太少，分布“更嫌不均”。建议在新兴（今玉溪）、沾益、路南、建水、弥勒等处广建学校。继而驳斥有人认为建城兴学不过是“劳民伤财”之论。作者愤然指出，“凡吾库府之所有者，皆吾民之所共有者也”，用民众的钱财为民众谋福利，岂可曰“劳民伤财”？！更何况“论大计者不惜小费”，如果“只见小利之损耗，则大事将无成”。最后，作者引“大禹治水”“孟子固滕”之典故，再次呼吁“建城、兴学”，强调此乃“固滇之一大几也，端有望于今日之百执事！”对此，副主考彭洛的评语是：“筑城、建学乃滇中第一事。是作卓识远见，凿凿可行。昔人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子非其人邪？”[10]

　　该科 《乡试录》前后《序》由正、副主考四川成都府绵州儒学学正王德音、江西吉安府安福县儒学教谕毛子翼所撰。[11]同考官4人，内、外簾考官共61人。王《序》称此科“与试者一千有奇”，中式举人乃云南名士许镃（解元，石屏州学生）等40人。录取率为4%左右。

　　第一题略曰：明朝当初平定云南，“用夏变夷，戡定混一之功，有可得而言者？……历今二百多年，文物衣冠之盛与中原齿，齐民号易治，岂非学道易使之效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论文教与明朝统一云南之关系？

　　答题选录蒙化府（今属巍山）学生、中式举人第二名张震之文。作者本“文武并用，自近及远，此帝王之所以成统一之业……”展开议论。首先历陈明初以来云南文治武功的事实。称赞明朝统一云南“礼乐之化培育于国初，而浃洽于今日”。这既与相关臣僚的多谋善断有关；也因为明太祖早具“制胜之策、将将之略”。其中尤其得力于“建学立师”，大兴教育。继而进一步强调“文教”对于国家统一和边疆安靖尤其重要。但“文教”又并不等于“文法”。论称当今“郡邑之吏，特以簿书、案牍为务”，偏重公文形式，爱作表面文章，却不善于从根本上推行真正的“文教”，从而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这岂能治好云南？！作者论称云南其实早已“向风中土”，虽然还存在少数“狃于固习”之民，但只要地方官转变工作作风，大兴礼义，“安知其不革心以从事也？”须知当年“周之淮夷，汉之干越”，今天难道不早已变成“文物之都”了吗？主考王德音对该文的评语是：“敷陈盛时专用文教之意甚悉，得发问之旨。”[13]

　　第三题略曰：“氏族世家，自古纪之”。称云南自汉唐以来，尤其是明朝，中原大量“衣冠之族迁来斯土”。希望考生能“推知其本，论其世（系）与其所尚，以观博雅之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论云南“世家”的历史与现状？

　　答题选录云南府（今昆明）学生、中式举人第三名李维唐之文。作者首先指出，古代之所以重视“氏族谱牒”，是为了“使国有世臣，乡有世族，所以励天下之善也 。”这样，国家才便于根据谱系“择善选贤而用之 ”。但是，后来“谱牒不明，宗法不立”，尤其是魏晋实行“九品官人法”，谱学虽兴，但谱牒掌于民间豪右而不在官府；社会只重家世而不重“择善”，致使不少人冒充“世族”，良莠难分。隋唐以后，谱学不兴，氏族世系更加混乱。进而论称，自先秦以来汉人就不断进入云南，“流寓之族生齿繁衍，其间华（汉）人已十之五六矣。”就目前情况看来，“滇俗之所尚，最重汉姓，次则僰人（案：实指白族），而夷姓为下。”虽然如此，作者指出，今天，我们关注和研究云南姓氏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宜风广化”，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而不是为了去分清夷、汉，炫耀家世。反之，作者认为，在云南，“士之能自立者不当问其世；夷之能进于华者不必问其类。”真可谓有识之论！主考王德音对该文的评语是：“有蕴藉，有发挥”[14]。

　　第五题略曰：“迩时群蛮不靖，致勤师旅。虽折首获丑，旋即底定。顾扑灭之勖孰与辑绥？兹欲不假兵威使自詟服者，抑有道乎”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论如何治理云南各民族？

　　答题选录楚雄县学生、中式举人第五名俞世杰之文。作者从帝王“以兵威远”和“以德绥远”入手。论称前者“制变”用威；而后者“治心”用德。前者为阳，后者为阴，阴阳必须协调，威德缺一不可。具体办法是，“治心”有三：“示之礼信以和其志；阜之财用以厚其生；同其教化以维其俗”。“制变”有三：“养将士以固其谋；习战守以励其气；蓄财用以裕其施。”作者最后强调说，云南汉夷杂处，治理的确很难。如欲“治平”，则首先应以“辑绥”为主，而不能以“兵威”为主。“以礼信和之；以导利厚之；以教化维俗”，再辅以“武备防之”。具体办法是“以汉将驭土酋，以土酋制土兵”。平时还要“屯兵自养，蓄财自强”。这样，就可能极大地避免社会动乱了。主考王德音对此文的评语是：“筹画精详，足占经济！”[15]

　　该科《乡试录》前后《序》由正、副主考湖广荆州府公安县儒学教谕蒋遵烈、河南汝州府伊阳县儒学教谕刘朝鸣所撰。[16]同考官共4人，内、外簾考官共70人，其中著名哲学家、云南提学副使罗汝芳参加了这科的初选“荐士”。《序》称与试者 “一千四百有奇”，中式举人杨应兆（解元，临安府学生）、云南名士刘文征（第四名，昆明县学增广生）等45人。录取率为3%左右。

　　第三场策问之五，考及云南仓储和铸钱问题，[17]略曰：“问滇境环围叠嶂，舟辑不通。岁入仅给饔飧，稍旱则谷价踊贵……积粟之法称何道可久？铜本滇产，冶铸甚易。顾铜广则私铸之徒易于作奸，而俗久用贝，[18]卒难变更。且虑夷民摇惑。变通之法果安在？”

　　答题选录临安府学生、中式举人第五名吴璨之文。作者先论积储，称云南之所以“久无积储，乃因军卫土地失控”，故欲厚积储，首先必须清理屯田，将豪右武弁侵夺的土地交由编民耕种，“以广赋税之众”；其次，应动员“游食之众”开垦荒地，“以广收成”；再次，必须制定合理的赋税政策，“不可课民太重”。如此，“则三年五年之常储不乏，而凶荒水旱足以相恤。”次论铸钱。作者首先肯定“善理财者以钱代币（指民间习用之帛币等），惟钱为便。”但要在云南推行铸钱，又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禁私铸”，以免奸商操纵。二是“定规式”，保证铸钱质量，使其“体厚肉好，轮廓周正”。三是“权宜当酌”，允许“钱、贝兼使，货、币通融”，不可急于求成。对此，主考蒋遵烈的评语是：“经画周详，不特可行于一方也！”[19]

　　该科《乡试录》前后《序》，由正、副主考四川保宁府仓溪县儒学教谕谯士淳、浙江处州府青田县儒学教谕伦贞一所撰。[20]同考官4人，内、外簾考官共77人。《序》称是科“一千三百五十人与试”，中式举人邹祖孔（解元，临安府学生）等45人。录取率为3%左右。

　　第三场策问之五，考及云南交通问题，[21]略曰：“滇南在三代时不列《职方》……明三百年来，声名文物，駸駸埒中土……议者欲水陆通道，使北而巴蜀；南而百粤，声势联络，图滇之所讲求者也。计利便，筹因革，诸士滇产也，宜有石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论交通与云南的发展？

　　答题选录赵州（今属大理）学生、中式举人第五名赵儒之文。作者首先指出，自古入滇之道有三：一为庄蹻开滇从贵州方向而来，此为东路；一为顺牂牁江指通两粤，此为南路；一为司马相如、诸葛亮当年由四川渡泸水入滇之路，此为西路。建议应当积极开拓金沙江和牂牁江水道，“无大费而有巨利”，使“水浮与陆走，交相配合”，平时可节约人力物力；滇中一旦有警，“也可速调川、粤之力而援之。”

　　对此，主考官谯士淳的评语是：“计虑深远，区画详明。”应当指出，作者关于开拓金沙江水道的建议，直到乾隆年间才得以初步实现。而关于云南其他水道的航运建设问题，直到近现代还一直存在与此相同的建议。[22]可见考官评语之远见。

　　该科《乡试录》前后《序》由正、副主考翰林院编修戈涛、浙江道监察御史杨方立撰，[23]其官阶、级别远远高于明朝两主考。同考官8人，内、外簾考官共46人，皆云南道台以上官员。《序》称 此科“录士三千余人，”中式举人俞汝夔（解元，建水州学生）、云南名士袁文典（保山县学生）等59人。中式副榜[24]缪纶（昆明县学生）等10名。两榜录取率仅为2%左右。

　　第三场策问之五，考及云南历史和名人，[25]略曰：“问滇省为《禹贡》梁州之界。汉元封间始改滇国，置益州。云南之名何自彷？自蜀汉、隋唐、宋明，中间建置沿革不一，抚辑之方孰得孰失？”答题选录通海县学生、中式副榜第三名周得寿之文。作者答称“云南”得名出自“彩云见于南中”之典故。论列蜀汉时期许叔、盛览、尹珍等人如何“受经归教乡里”；元、明张立道、王恕等人如何治滇、抚滇。山川名胜则论及金马碧鸡、太华点苍、鸡足哀牢……等等。史地辉映，简明扼要。主考戈涛评语仅四字：“灿若列眉”！[26]

　　《乡试录》前后《序》，由正、副主考翰林院编修朱善祥、翰林院编修庞玺所撰。[27]同考官8人，内、外簾官包括云南巡抚张凯嵩等共79人。《序》称云南文教业绩有如滇池之水“原（源）广末狭，出而无穷，积而不已也；行之以渐也；泄之弗过也，所以成其大且深也！”记此科“选士三千四百有奇”。中式举人寇仲衡（解元，云南府学廪生，20岁）等64人，中式副榜10名。两榜录取率仅为2%左右。最大年龄赵文谟，60岁，剑川州学附生。最小陈毕明，17岁，石屏州学附生。

　　第三场策问之三，考及云南和东南亚水道问题，[28]略曰：“问滇中水道如四大江、昆明六河，具见前《志》。能举其名欤？叶榆泽当今何地？滇水下流入越南者凡几？地图之黑江沿自何时？果澜沧经流入此耶？唐《志》纪由安南入大理之程甚详，而地名多不可考，能博举而悉证之欤？……”总共5道非常具体的历史地理题。

　　答题选录江川县学生、中式举人第五名张维彬之文。作者历引《水经注》《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以及明朝李元阳等人有关考证，以简括的文字一一回答了上述提问。并驳斥了《水经注》等文献记称“叶榆泽（洱海）南与濮水同注滇池”之误。不难看出，要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回答如此众多的记忆性地理知识问题，是很不容易的！足证作者平素非常熟悉历史地理文献和云南山川河流。本房考官和两主考的评阅结果依次是三个字——荐！中！取！[29]

　　该科《乡试录》前后《序》由正、副主考翰林院编修李联芳、翰林院编修张星炳所撰。[30]同考官8人，内、外簾考官包括云贵总督谭钧培等共80人。《序》称此科“录士三千有奇”。中式举人杨实（解元，昆明县学附生、18岁）、名士钱用中、吴暹等74人；中式副榜10名。最大年龄陈思诚，55岁，剑川州拔贡，最小张殿甲，14岁，保山县学附生。两榜录取率仅为3%左右。

　　第三场策问之五，考及云南交通地理，[31]略曰：“问滇中形势东向黔阳；西通缅甸；南达两粤、交趾；北踞土蕃。……昔人称其地，要隘有三；门户有四，能析言之欤？”又问及云南山水名称、李元阳关于黑水即澜沧江的考证是否正确？他是否身临其境？等等。

　　答题选录安宁州学廪生、中式举人第三名张榕荫之文。作者答称元江、临沧、腾冲、永胜为云南“四要隘”。关于“四门户”，作者只回答了自四川邛雅、建昌渡金沙江入姚安、白崖；以及从贵州和广西入滇的三个“门户”；或许未言及从西藏入滇之门户。可见答题也容许小有失误！但关于黑水与澜沧江之关系的回答却较为深入。作者简要归纳了这一问题的种种看法，证称黑水并非澜沧江，而李元阳本人也没有真正实地考察过与此相关的河流，“不过约指为某水耳。”本房考官和两主考的评阅结果依次是——荐、中、取！[32]

　　该科《乡试录》前后《序》，由正、副主考翰林院修撰张建勋（状元出身，广西人）、翰林院编修许泽新所撰。[33]同考官8人，内、外簾考官包括云南巡抚谭钧培等共82人。《序》称此科“录士三千有奇”，中式举人陈祖虞（解元，会泽县学附生，19岁）、袁嘉谷（第二名，石屏州学优廪生，18岁）等74人，中式副榜赵式铭（第八名，剑川州学附生，19岁）等10人。两榜录取率仅为3%左右。最大年龄范宗濂，44岁，河西（今属玉溪）县优廪生，考中副榜第七名。最小杨褒龄，16岁，昆明县学附生，考中举人第三十六名。

　　第三场策问之五，考及云南历史沿革等，[34]略曰：“问滇南地列坤隅……庄蹻王滇在楚顷襄王时？楚威王时？犍为、牂牁、越雋诸郡置于何年？‘六诏’何名？别有‘八诏’之说，能详考欤？赛典赤改定诸路名号，凡为路、为府、为属府、州、县几何？明分四道，何时更置？”

　　答题选录袁嘉谷之文。作者历引《文献通考》《后汉书》等，证庄蹻王滇在楚顷襄王时。准确答出汉武帝先后设置犍为、牂牁、越雋三郡的时间和“六诏”的名称等。考称所谓“八诏……自立未成，载籍罕称焉。”又具体指出“赛典赤改定诸路名号，为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明（朝）分四道，在成化十二年”。非常精准！副主考许泽新评语曰：“渊懿古茂，博雅淹通”。主考张建勋评语曰：“引证精确，根抵槃深”！[35]顺便指出，此科策问5题的优秀答卷，皆选录袁嘉谷之文。考袁嘉谷中举前，曾先后在石屏州学和昆明经正书院读书，因考试常优，素有“课王”（考试王）之称。

　　这是中国最后一科乡试。《乡试录》前后《序》由正、副主考翰林院编修张星吉、翰林院编修吴庆坻所撰。[36]内、外簾考官包括云南巡抚林绍年等共80人。《序》称此科“录士三千七百六十九名”，中式举人周钟岳（解元，剑川州学廪生，26岁）等66名，中式副榜10名。两榜录取率仅为2%。最大年龄路安衢，55岁，南宁县（今属双柏县）人。最小王桢，14岁，云南府学附生。

　　这科考题已迥然不同于往常：三场考题几无经学内容；文体也非“八股”。第一场第五小题，考及当时“滇边防务”问题，[37]选录周钟岳答题，他通过对古今滇边防务要略对比之后，指出，云南过去所谓“九隘八关”的边防体系早已过时了，论称当今局势“英攘缅甸；法据越南。是为越、缅两防最为重大。”接下来，他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边防体系：第一是“筹西防”——建议首以野人山为其要地，“守野人山九道，以遏其阑入”；次则“孟良在潞江之滨，为边隅重镇”；再次“树桨厂……为藩篱锁钥要地，不可为外人所据”。第二是“筹南防”——建议首先“屯兵于河口，而分防于那龙、龙脖、新店、老卡、茅坪、天保、董干、田蓬诸汎，以为之策应。”其次，则以“九龙江之六要隘、木嘎、普里方之二要隘”作为后备防线，则“云南可守矣！”可见他对当时云南边防地理了如指掌。本房考官冯江对周钟岳答题的总评批语是：“条陈详明，荐。”副主考吴庆坻的批语是：“深明大略，取！”主考张星吉的最终意见是：“老成硕画，中！”

　　此科三场考试的优秀答卷，皆选录了周钟岳之文。然而，时代的变迁使周钟岳未能参加会试。他是云南最后一位杰出的“解元”！著名民主主义革命家、学者、书法家。清末，他留学日本，归国后曾任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云南通志馆馆长等职。解放后，为首届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综上所述，就以上考题观之，其难度均不亚于今天文科硕士，乃至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史地和政治题。就上述考生的答卷看来，其知识记忆、归纳逻辑和写作水平，绝大多数也表现不凡。可见明清时期的科考命题并非完全脱离实际；而当时的读书人，也并非如某些研究者所想象的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此外，以上策问，略同于今天的文科考题，它要求考生具有宽泛的知识，包括考生家乡的史地和政治知识。也有我们今天文科考试值得借鉴的地方。

　　朱端强，男，汉族，1951年1月生。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学史、云南地方文献。

　　[1] 佚名编：《弘治十四年（辛酉）云贵乡试录》抄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卷首第1～7页；后《序》见卷末1～4页。按，此类文献往往按前、后《序》、正文各自编页，故同书中的页码会重复出现。

　　[2] 按，贡院以“至公堂”为界。前区称“外簾”，是考试、誊录之地；后区称“内簾”，是命题、制卷、判卷、取录之地。考试期间，两地严禁出入，史称“燕子飞来莫入簾”！此科两簾考官人数见《弘治十四年（辛酉）云贵乡试录》正文1～3页。

　　[3] 第三场策问之三，见佚名编:《弘治十四年（辛酉）云贵乡试录》正文第9～10页。

　　[4] 王仲仁答题和主考欧阳诰评语，见佚名编:《弘治十四年（辛酉）云贵乡试录》正文第61～63页。

　　[5] 佚名编:《正德二年（丁卯）云贵乡试录》，抄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卷首第1～6页，后《序》见卷末第1～4页。

　　[6] 第三场策问之五，见佚名编:《正德二年（丁卯）云贵乡试录》第14页。

　　[7] 沈淳答题和主考王傅评语，见佚名编:《正德二年（丁卯）云贵乡试录》正文第76～80页。

　　[8] 佚名编:《嘉靖二十五年（丙午）云南乡试录》，抄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卷首1～7页；后《序》见卷末1～4页。

　　[9] 第三场策问之五，见佚名编:《嘉靖二十五年（丙午）云南乡试录》第14～15页。

　　[10] 杨一麒答题和副主考彭洛评语，见佚名编:《嘉靖二十五年（丙午）云南乡试录》正文第78～83页。

　　[11] 佚名编:《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云南乡试录》，抄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卷首第1～8页；后《序》见卷末1～5页。

　　[12] 第三场“策问”涉及考云南之问的3题，见佚名编:《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云南乡试录》正文10～17页。

　　[13] 第一题张震答题和主考王德音评语，见佚名编:《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云南乡试录》正文第59～66页。

　　[14] 第三题李维唐答题和主考王德音评语，见佚名编《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云南乡试录》正文第76～82页。

　　[15] 第五题俞世杰答题和主考王德音评语，见佚名编《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云南乡试录》正文第90～99页。

　　[16] 佚名编:《万历四年（丙子）云南乡试录》，抄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卷首第1～7页；后《序》见卷末第1～7页。

　　[17] 策问之五，见佚名编:《万历四年（丙子）云南乡试录》正文第13～14页。

　　[18] 按，贝，指云南民间当时还在使用的作为流通货币的海贝巴，又称海贝或贝子。

　　[19] 吴璨答题和主考蒋遵烈评语，见佚名编:《万历四年（丙子）云南乡试录》正文第84～91页。

　　[20] 佚名编:《万历十年（壬午）云南乡试录》，抄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卷首第1～8页；后《序》见卷末第1～5页。

　　[21] 第三场策问之五，见佚名编:《万历十年（壬午）云南乡试录》正文第16～18页。

　　[22] 赵儒答题和主考官谯士淳评语，见佚名编:《万历十年（壬午）云南乡试录》正文第93～101页。按，开拓金沙江水道建议，参见丁怀瑾:《云南航路问题》，铅印直排本，云南官印局代印，民国四年（1915）。

　　[23] 佚名编:《乾隆二十一年云南丙子科乡试录》，遞刻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卷首第1～5页；后《序》见卷末第1～12页。

　　[24] 按，副榜指正式考中的举人之外的考生。副榜不能与举人同赴会试（国考），但可直接参加下届乡试。

　　[25] 第三场策问之五，见佚名编:《乾隆二十一年云南丙子科乡试录》正文第8～9页。

　　[26] 周得寿答题和主考戈涛评语，见佚名编:《乾隆二十一年云南丙子科乡试录》正文第40～41页。

　　[27] 佚名编:《光绪十一年乙酉科云南省乡试录》，遞刻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卷首第1～4页；后《序》见该书正文第52～53页。

　　[28] 第三场策问之三，见佚名编:《光绪十一年乙酉科云南省乡试录》正文第15～16页。

　　[29] 张维彬答题、本房考官和两主考评语，见佚名编:《光绪十一年乙酉科云南省乡试录》正文第44～51页。

　　[30] 佚名编:《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云南省乡试录》，遞刻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卷首第1～4页；后《序》见卷末第1～2页。

　　[31] 第三场策问之五，见佚名编:《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云南省乡试录》正文第16～17页。

　　[32] 张榕荫答题、本房考官和两主考的评语，见佚名编:《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云南省乡试录》正文第25～26页。

　　[33] 佚名编:《光绪二十年甲午科云南乡试录》，遞刻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卷首第1～5页。后《序》因卷末左下角破损，故页码不可考见。

　　[34] 第三场策问之五，见佚名编:《光绪二十年甲午科云南乡试录》正文第16～17页。

　　[35] 袁嘉谷答题和两主考评语，见佚名编:《光绪二十年甲午科云南乡试录》。页码因损坏不可考见，笔者注。

　　[36] 佚名编:《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云南省乡试录》，遞刻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该书正文第1～5页；后《序》见该书正文第37～39页。

　　[37] 考题、周钟岳答题和3位考官的评语，均见佚名编:《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云南省乡试录》正文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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