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1860年，因咸丰朝廷签署《北京条约》，天津开埠成为外国商品和华北商品的集散地。此后的几十年间，人口激增，随之产生大量的无业游民。

　　其中一部分人寻得几间房，支起大锅，称为“锅伙”，即是“一口锅里吃饭”的意思。渐渐的，“锅伙”多了起来，矛盾冲突也越来越明显。

　　“锅伙”成员，民间叫做“混混儿”。没有固定资产，没有稳定收入，只能“混日子”。

　　“锅伙”之间彼此争夺生活资源，可以看作内部矛盾。“混混儿”们谋生的手段与市民生活之间的冲突，可以看作外部纠纷。

　　“混混儿”为解决内部矛盾和外部纠纷，采用一些颇具特色的特殊方式。譬如“死签”，其核心是牺牲个体来维护整体利益。而使这种手段产生效果的前提是，“锅伙”的其他成员承担了“死签”执行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负担。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希望所有的问题能够在私下获得解决，而不惊动官府。打官司的成本，相比“死签”更加无法估算。

　　“混混儿”的生存逻辑和普通市民对生活的理解之间，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使后来的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各种“混混儿”的段子越讲越是传奇，各种版本的故事也越传越广。渐渐形成天津特有的“混混儿”文化。

　　“混混儿”是社会底层的闲散人员，长期存在必然要影响社会稳定。1900年，庚子国难，天津“混混儿”就出现了抢劫行为。政府称“混混儿”为“锅匪”。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设立巡警总署，对“锅匪”进行大力清洗，“锅伙”绝迹。

　　“混混儿”一词其实有两种含义。其一，“混混儿”特指“锅伙”成员。其二，清朝结束以后，地痞、流氓、无赖、游手好闲者，皆可称为“混混儿”。

　　袁文会的爷爷，在天津日租界干的就是“脚行”，其父辈也是。因为是家族生意，又在日租界经营，自然不是“锅伙”一类。到了袁文会成年，“锅伙”已经不存在了。散落在津城各个角落的原“锅伙”成员，被随后进入帮派组织吸纳，成了底层帮众。袁文会原本依赖的是日租界日本人的势力，这时又赶上各帮派进津广揽门徒，机缘巧合之下，拜在青帮“通”字辈白云生门下，成了“悟”字辈弟子。而后他又认日租界警察署的侦探长刘寿臣为干爹。

　　有了两座靠山，袁文会黄赌毒全面发展，和刘广海、王士海、佟海山号称天津东西北中四大霸。 卢沟桥事变后，袁文会担任日本宪兵队特务队长。以后的八年，袁文会走私贩毒，拐卖人口，蹂躏妇女、巧取豪夺。其行为与影视剧中的汉奸一模一样。

　　天津的“混混儿”虽然无赖，也不讲理，但其行为的本质是为了生存。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未能及时对天津的日伪政权进行接受，整整三个月天津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此时，津城的“混混儿”自发地组织了一支类警察队伍“三一部队“。“”的“三”、“一个国家”的“一”，在这三个月里竟成功维护了天津的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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