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天津五大道，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无数中外历史名流在中国近代史上风云际会，在这里留下了清晰的足迹和岁月的回声。

　　天津市和平区文联与薇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系列有声文学《五大道名人故事》。敬请关注、点评、转发！

　　今五大道地区的云南路48号是个极不起眼的所在，却是一处国际主义战士走上抗日战场的出发站。小院里，短短的甬道通往一座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欧式三层楼房，尽管砖瓦的缝隙里时时透出岁月陈年的味道，但那高高的老虎窗依然如志士当年的炯目，执着地注视远方，寻找红星照耀的地方；外廊式双跑楼梯上，老旧的楼板也还回响着那个大个子奥地利犹太人急促有力的脚步声，脚步声从这里开始，历经辗转，最终抵达枪林弹雨的抗日前线——这里便是奥地利籍犹太医生理查德·傅莱（Richard Frey）的故居，中国人亲切地称他是“来自奥地利的白求恩”。

　　傅莱原名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普通职员家庭。他同情底层人民，参加了维也纳工人运动并于1937年加入奥地利。1938年，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傅莱的名字被列入盖世太保的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捕杀的危险。这年12月，在奥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他紧急转移到意大利，然后辗转来到中国。他到中国的目的只有一个：投“八路”，去消灭法西斯！

　　傅莱口袋里揣着仅有的5个马克，抵香港、走上海，千万百计寻找投奔八路军的途径。1939年春，为了就近打听八路军的消息，他来到天津，先后在德美医院和马大夫医院工作，住进了云南路48号。从此，这栋小洋楼便成了他投“八路”的出发站。

　　云南路48号小洋楼伴随傅莱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那时天津已经沦陷，傅莱要想投“八路”，只能秘密寻找。有一次，他听说冀东有八路军活动，就迫不及待地跑到北戴河，不顾危险，只身一人进山寻找。他人生地不熟，在山里乱闯，不料碰上了日军的封锁线。幸好他隐蔽及时，没有被发现，这才得以平安返回。1940年，他结识了在保定基督教青年会任职的进步人士美国人哈本德，哈本德帮助他与中共北平地下党取得了联系。终于找到了中国！在那一刻，只有这栋小洋楼秘密地承载了傅莱的狂喜。

　　云南路48号小洋楼还见证了傅莱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特殊贡献。中共北平地下党考虑到傅莱的医生身份，要求他利用在医院的便利条件，为八路军采购和运送部队急需的药品。从此，在这栋小洋楼里，实施过一次又一次的秘密购买，策划过一次又一次的惊险运输。

　　1940年8月，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战斗异常激烈，伤员很多，急需大量奎宁、消炎粉和红药水。日军为了防范药品进入抗日根据地，加紧了对天津外运物资的检查封锁。傅莱有一批药品急待运出，正无计可施时，意外得到一个消息，说有个德商要把一批化妆品运到北平。傅莱是奥地利人，获得德商信任比较方便。他说自己也有一批物资要运到北平，然后亲自护送药品到天津车站，与德商的化妆品同行。日本与德国同属“轴心国”盟友，因此日军对这批物资没有严格检查。

　　就这样，在傅莱的安排下，这批药品顺利通过道道关卡，安全地运到平西抗日根据地，支援了百团大战。傅莱“智运药品”的奇闻在晋察冀军区不胫而走，司令员通过地下党传达了对他的赞扬和感谢。

　　终于到了告别云南路48号小洋楼的时候。1941年秋，傅莱接到通知，北平地下党派一位地下交通员来接应，走西山妙峰山去八路军平西抗日根据地司令部。傅莱欣喜若狂，立刻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将其他物品交由他的厨师保管。那时，天气已经渐凉，傅莱找出一件皮夹克披上就离开了云南路48号的家。

　　傅莱是个大高个儿，又生得白皮肤高鼻子，目标太醒目，他们只能白天潜伏夜间疾行。山上的夜晚十分寒冷，傅莱却走得浑身大汗淋漓。疾行一夜，天亮时住进老乡家。刚躺倒在暖烘烘的土炕上，傅莱就呼呼大睡，他太累了，连皮夹克都来不及脱去。待他一觉醒来，跳下炕，他的皮夹克竟噼噼啪啪地爆裂，然后如一片片落叶坠落一地。原来，皮夹克已被他的汗水浸透，又被暖烘烘的土炕快速烘干，就禁不住爆裂了，他竟然浑然不觉。

　　傅莱从云南路48号走出去，走上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场。他来到八路军晋察冀分区的白求恩卫生学校，从事医疗教学和战地救护。“白校”的生活异常艰苦，但他很快就融入革命队伍，仅用了半年时间，就能用中国话与战士和农民交流了。由于敌人的封锁，抗日根据地药品奇缺，疟疾流行。傅莱也在打摆子（按：疟疾的俗称），但他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着身体，向中医求教。他找到一套用针刺治疗疟疾的办法，又找来许多缝衣针，到作战部队试验、推广，许多战士通过他的土法治疗恢复了健康。

　　1944年，傅莱来到延安，在延安医科大学从事传染病内科教学，并成为在中国成功研制青霉素第一人。那时，治疗多种感染性疾病的特效药青霉素已于1941年在英国用于临床，1943年美制青霉素便大量用在盟军各地战场。眼看着八路军将士受伤后不能得到青霉素的有效救助，傅莱决定自己制作。当时延安的生产环境和生产设备也不尽如人意，摆在傅莱面前的困难可想而知。傅莱不畏困难，土法上马。没有培养细菌的恒温设备，他就造了一台“特大型土制恒温培养箱”，靠烧火让培养箱内实现恒温；没有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他就抱着发酵瓶振摇。经历了五十多次的失败后，傅莱在延安的山洼洼里终于研发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初制青霉素。这一技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拯救了无数伤病员的生命。

　　1949年初，傅莱于时隔8年之后得以重回云南路48号，这里正是他投“八路”的出发站。他随解放天津的部队参战，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天津解放后，傅莱回到云南路48号，找到那位厨师，取走了一些衣物。当年从这里走出去的是名青年犹太医生，今天回来的已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国际主义战士了！

　　傅莱于1944年加入中国，直到2004年逝世，党龄足足六十年，是中共“洋党员”里党龄最长的。他去世后被安葬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白求恩卫生学校所在地河北省唐县，与白求恩、柯棣华一起，受到中国人民永远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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