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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建设，很多城市不断扩大城区面积、拓宽或者新建道路，一批新的街道名称也随之出现。在天津这座具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城市中，存在着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道路名称，其中历史最久远者，可以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比肩。地名文化研究学者、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谭汝为曾经说过，街名是城市凝固的自传。从天津街道名称的历史演变中，可以窥见天津几百年的风云沧桑。

　　天津市存在很多因行业聚集而形成的街道名称，比如估衣街等，街道名称的形成大多与当时的人文、历史和地理条件相关。

　　街道名称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在天津，一条街道所处的位置、街道附近人们所从事的行业、街道附近标志性的建筑物和著名人物，都可成为一条街道最初名字的来源。

　　王宗发在红桥区房地产管理局工作多年，对于红桥区的每条街道、每个胡同的历史和变迁都了然于胸。据他介绍，以前的红桥区乃至天津市存在很多因行业聚集而形成的街道名称。

　　“红桥区以前曾经有条街道叫驴市大街，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以前人们出门要雇驴，而驴市大街附近是雇用聚集地。估衣街最早因为街道上有很多估衣铺而得名，其实是最典型的因为行业聚集而被命名的街道。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类街道的名称或因为名不副实而发生了改变，或因为城市变迁而随着道路一起消失，驴市大街就是如此。”王宗发说。

　　天津还有一类传统街道名称，是围绕中心建筑而命名的，比较典型的如鼓楼东街、鼓楼西街、城厢东路、城厢西路。王宗发说，这些街名大多存在着方位上的对应，比如前和后、东和西、南和北。

　　“这类街名有时会随着中心建筑的消失而发生改变，但还是有相当部分的街名流传下来，如韦陀庙大街、教军场大街等。”王宗发说。

　　在王宗发看来，这些街道名称的保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唤起人们对当时社会面貌和历史、文化的追寻。如红桥区的教军场大街，当年因紧邻教军场而得名。在林则徐虎门销烟以前，教军场是全国最大的销烟场所。据资料记载，1838年，清政府从大沽口查获大量烟土，本要焚烧，但因为担心烟土融结成块，不能完全烧尽，于是找来数十口大铁锅，在教军场上用土坯砌成锅圈，将锅放在锅圈上。主持销烟者在锅内放上桐油，烧热后再把烟土投入其中，烟土顷刻间成膏，之后继续焚烧，直到膏状物质也着火再不能用为止。王宗发说，这样的历史不应该被人们忘记。

　　总之，街道名称的形成大多与当时的人文、历史和地理条件相关，即使是皇帝赐名也是如此。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路过天津水西庄，时值紫芥盛开，于是便将休息处赐名为“芥园”，并题写了匾额，“芥园”外的那条大路因而被称为“芥园大街”。1975年，该道路被更名为芥园道。

　　1903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袁世凯在天津建立了河北新区，新区内修建道路后，以大经路为主轴，以一、二、三等数字命名与经路平行的各条纬路，以《千字文》中的天、地、元、黄、宇、宙、日、月等命名与大经路平行的各条经路。这些道路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曾经，因为分属于不同的租界，一条道路会同时有几个正式的名称，天津的很多老人提到这些街道名称时，总会想起那段主权沦丧的屈辱历史。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这些街名纷纷“改名”，道出了中华民族结束“山河破碎”的历史后想要自立、自强的理想和追求

　　在天津的道路中，有很多以各省市名称命名的道路，特别是和平区，浙江路、山西路、甘肃路、河北路、重庆道、大理道……在天津市风貌办工作多年的金彭育先生告诉记者，这些道路名称大多形成于1946年，之前基本上都有一个“洋名字”。

　　这些道路的名称，要从1860年说起。那一年，英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在天津设立了租界，此后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天津租界地的范围不断扩大，最多时有九个国家同时在天津设立租界。各租界当局根据自己的规划，以各自的语言习惯或者意图来命名和管理道路名称。其中，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是以自

　　己国家元首或者国内标志性建筑的名字来命名道路，如英租界内的维多利亚道(今解放北路)、法租界内的克雷孟梭广场及领事馆路(今承德道)。

　　更让人唏嘘不已的是，因为分属于不同的租界，一条道路会同时有几个正式的名称。如今的和平区河北路，是1900年到1919年由日、法、英三国租界分段修建的，其日租界内的名称为“芙蓉街”，法租界内的名称为“德大夫路”，英租界内的名称则叫“威灵顿道”。这种奇特的现象在那时的天津并不少见。再如和平区商业街，当初以锦州道为界，以北属日租界的路段名为“旭街”，以南属法租界的路段名为“杜领事路”。沦为租界的其他地区也存在这一现象。河北区的建国道，当年是由俄、意、奥三国租界分段修建的，其路名分别是“彼得格勒路” “伊曼纽尔三世路”和“大马路”。天津的很多老人提到这些街道名称时，总会想起那段主权沦丧的屈辱历史。

　　中国政府收回租界主权后，会将道路改名，河东区以数字命名的经路和纬路，如六纬路和六经路，就是中国政府收回俄国等国的租界后改名的。最大规模的一次道路改名，发生在1946年。那时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收回了所有的租界。和平区以各省市名称命名的道路，就是在那时出现的。那次采用的道路名称，除了以彰显主权的省市名称进行命名外，还使用了人名进行“改名”，如将英租界内的“维多利亚道”和法租界内的“国路”统称为“中正路”，将“旭街”和“杜领事路”统称为“罗斯福路”。

　　1946年之后确定的这些道路名称，多数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后，相关部门更改了部分道路名称，如为了纪念天津解放改“中正路”为“解放北路”，取热爱和平之意改“罗斯福路”为“和平路”。新华路、卫国道、卫津路都是那一时期出现的道路名称。

　　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出现的这些街名，道出了中华民族结束“山河破碎”的历史后想要自立、自强的理想和追求，其变革呈现出中国近代历史的清晰轨迹。

　　上世纪80年代，根据国务院下发的《地名管理条例》的规定，天津的道路名称又经过一次大规模的更名，很多街道的名称发生了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为了解决人们的住房和出行问题，政府兴建了中山门、丁字沽、王串场等工人新区，并在新区附近修建或者拓宽了原有的道路。以新村为中心，周围的道路名称按照数字排列，如王串场一号路、王串场二号路、王串场三号路等。

　　在王宗发的记忆中，丁字沽零号路、一号路、二号路、三号等道路名称，都是上世纪50年代初出现的。他说，那时的一些道路虽然已经有了名称，但还算不上正式的路。

　　“上世纪50年代初，从如今的红桥区文化中心再往北走，根本就没有路。当时的丁字沽零号路、二号路等，实际上不是正式的路，周围都是庄稼地。上世纪70年代，我当民兵，曾经趴在零号路附近的杂草地里执勤。”王宗发说。如今，昔日的新村都已经成为了繁华的生活区，周围道路上人来车往，展现出城市生活的忙碌场景。

　　除了新村周边的道路外，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道路，曾经以数字编号，如1958年建成的咸阳路，最初被称为12号路，上世纪60年代初才逐段铺设沥青混凝土路面，并以古都咸阳命名。

　　王宗发说，上世纪80年代，天津的道路名称又经过一次大规模的更名。那时，国务院曾经下发了《地名管理条例》。条例规定，一般不能以人名作为地名，禁止使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做地名。然而，出于对革命先烈的敬意，以烈士张自忠的名字命名的道路，仍旧被保留了下来。

　　当时，对天津街道名称影响较大的是这样一条规定：“全国范围内的县、市以上名称，一个县、市内的乡、镇名称，一个城镇内的街道名称，一个乡内的村庄名称，不应重名，并避免同音。”依据这一规定，天津市展开了第一次地名普查，很多街道的名称发生了变化。

　　王宗发说，刚刚改名时，当地的群众不太习惯，其中不少人还以老的街道名称来称呼，久而久之，也就逐渐接受并习惯了。（北方网编辑曲璐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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