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75年前的这一天，疯狂肆虐的日本法西斯低下了罪恶的头颅，放下了沾满人类鲜血的屠刀。

　　75年前的这一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升起了胜利的旗帜，中华民族在付出伤亡3500万人的巨大牺牲后走出了世纪的苦难。

　　今天，是浇铸着永不冷却的热血之日。谨以此纪念胜利，警示后人——永远珍惜和平，永远捍卫和平。

　　天津，作为华北地区最早受到日军铁蹄践踏的区域，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开后，受尽日本侵略者压迫和摧残的天津百姓欣喜若狂，家家户户以天津人特有的吃捞面的方式来庆祝胜利。

　　1945年10月6日上午9时，接受天津日军投降仪式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部（旧法租界公议局，今天津市文化局，承德道与解放北路交口）大楼门前的空地举行。受降仪式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主持。

　　第11战区司令施奎龄，第11战区参谋长吕文贞；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及警察局长李汉元等列席参加。当日许多天津市民纷纷聚集在附近的街道上，观看这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幕。

　　那天的警卫非常森严，解放路上每隔一段就有警察站岗，许多美国宪兵在受降场地周围戒严。仪式开始之前，从承德道的西头来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押着一些日本军官到受降仪式现场。

　　受降仪式开始，第一项升旗仪式，先升美国国旗，奏美国国歌，接下来升中国国旗，奏中国国歌，沉默的群众立即像火山爆发一样欢呼起来，他们高呼着“中国万岁！”“胜利万岁！”爱国情绪强烈感人。

　　在骆基中将简短发言后，由美军押解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即118师团团长内田银之助(中将)等七名腰佩战刀的日本军官，列队走到桌前向受降人员行军礼，然后依次解下各自的佩刀并双手交给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以示缴械投降之意。

　　随后双方在备忘录上签字，先是內田银之助在投降文件上签字，而后骆基中将在受降文件上签字。

　　整个受降仪式庄严肃穆，大约进行了一刻钟左右。仪式结束后，美军将内田银之助经承德道押回海光寺，另外 6名日军军官从解放北路方向送往南货场战俘营。

　　为何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将近两个月，天津才举行受降仪式，而主持仪式的又为何是美军呢？

　　这是因为当时的抗日力量既有军队又有的部队。天津作为日军侵略华北的军事中心，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夕，军队在华北地区的力量很薄弱，而领导的部队则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当时八路军已经把天津郊区都占领了，包括杨村、杨柳青、静海、武清等。中共晋察冀分局和军区于8月11日任命杨成武为天津警备司令，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任命张苏为天津市市长，积极准备接收天津。

　　而方面为了抢先占据天津，蒋介石早在日本投降前就与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秘密议定：调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第一师1.8万人于9月30日在塘沽登陆，其中4000人于10月1日进驻天津市区。

　　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任命伪华北绥靖总司令门致中为河北省先遣军总司令，并令他“原地驻防，严拒八路军入城”。8月21日，蒋介石又颁发“中国战区各地受降主官分配表”，指定15个受降区和受降人员名单，将领导的浴血抗战武装部队排斥在外，垄断了对日军的受降。并下令天津城内日军和伪军不准向部队缴械，因此当八路军准备进入天津城时，遭到了城内日军和伪军的疯狂抵抗。

　　8月13日及9月30日，蒋介石先后任命张廷谔、杜建时为天津市正、副市长。蒋介石在重庆亲自召见亲信杜建时布置任务：招收满洲和东北伪军，接应从天津登陆的美军，组建中美联合参谋处，统一行动，肃清北平至辽宁铁路沿线区内的中共军队，以保证军队调往华北和东北。

　　10月3日，天津市政府宣告成立。在军队不能及时抵津的情形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别授权美军代表中国受降。因此10月6日，作为盟军的美军代替政府在天津接受了日军的投降，宣告了日军在天津统治的完结。

　　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较早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与侵略，天津人民遭受了极其深重的苦难，但也以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奋起抗争，在那场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人们不会忘记历史，更不会忘记这些为了抗战胜利而英勇奋战的英雄们！

　　今天，为您选取了其中的代表人物，组成抗日英雄谱，让我们一起跟着他们的抗战故事来回顾历史，以史为鉴。

　　吉鸿昌将军是声名远扬的抗日英雄，他1913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西北军被蒋介石收编，吉鸿昌任二十二路军总指挥。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很多爱国人士同仇敌忾，自发组织对日抗战。吉鸿昌在西北军时，他的上级冯玉祥就和中国有多方面的接触，吉鸿昌也慢慢地意识到，只有中国才是线月，他加入了中国。

　　当时，党组织考虑到外界仍将吉鸿昌看作是政府的高级军官，因此建议他暂时不要公开自己秘密党员的身份。

　　1933年，冯玉祥在张家口与中共张垣特委合作，筹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第二军军长。

　　今天属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多伦曾经是察哈尔省的商业重镇和重要的交通枢纽。日本侵略者把它作为占领察绥的战略据点。从7月7号到12号，吉鸿昌率领抗日同盟军战士展开5天的血战，他自己也赤膊上阵，手持大刀片亲自指挥，击毙日军上千人，成功收复了多伦等地，打了抗日战争的胜仗。当时天津《益世报》评论说：“从九一八起，直到今日，我们只有失陷领土的故事，并没有什么人做过收复失地的工作，有之，吉鸿昌收复多伦为第一次。”

　　由于国民政府当局不支持抗日同盟军，吉鸿昌等人孤军作战，终于因势单力薄面临解散。这之后，吉鸿昌辗转回到天津。1933年10月，隐居在现在和平区花园路，和平区卫生局的旧址，叫红楼。

　　回到天津后，吉鸿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动重新寻找党组织，急切地要求投入新的战斗。转年，吉鸿昌和员宣侠父、南汉宸等人一起，在天津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开始频繁在天津进行各种秘密活动。为宣传抗日爱国，大同盟编辑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吉鸿昌用自己的钱购置印刷工具，并在自家的小洋楼里设立了秘密印刷厂。吉鸿昌还广泛联络各界爱国人士，继续准备武装抗日活动，他的夫人胡洪霞变卖财产衣物，为抗日前线筹集军火。

　　一向主张“剿共”的蒋介石逐渐看出，吉鸿昌和其他的将领不同，开始怀疑他加入了。1934年11月9号晚上，位于天津法租界的国民大饭店38号房里响起了刺杀吉鸿昌的枪声，然而他们却弄错了刺杀对象，杀错了人。虽然逃过了一劫，但吉鸿昌当天还是被逮捕。

　　1934年11月24 号，吉鸿昌被枪杀，面对“立时枪决”的命令，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大举进犯华北，在蓟县一带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也是在这里，八路军冀东军区副司令员包森用他年仅31岁的生命，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日战歌。

　　盘山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引起了日伪军的惊恐。从1940年5月起，日寇调集重兵，对盘山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和围剿，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两个月后，包森领导的部队就给了狂妄的日本人一个下马威。

　　1940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股由74人组成的日本骑兵队——武岛骑兵中队窜入盘山，这支骑兵队号称日军精锐，武器装备精良，狂妄的武岛在进山前声称，要用这支骑兵中队踏平盘山。当时，包森正带领一支不到50人的部队在田家峪整训，部队里仅有12条步枪、一挺机枪和35个手榴弹，每条步枪里只有五发子弹。面对险情，包森临危不惧，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将部队埋伏在盘山附近的白草洼。

　　从1939年到1942年期间，包森在蓟县一带先后领导抗日军民与日军及其伪军部队交战50多次，打击了日本军队的狂妄气焰。其中1942年初在燕山口内果河沿一战，包森以七个连的兵力，歼灭敌军近千人，创造了又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

　　1942年2月，包森部队在遵化野虎山同敌人相遇，在战斗中，当他上北山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被敌人狙击手射中胸部，不幸牺牲。包森牺牲的时候年仅31岁。

　　1940年的一天，有位小战士奉命去平谷县送信，小战士当年只有14岁，是冀东军区副司令员包森的一个通信员，路上被日军发现了，还负了伤，拖着一条伤腿的小战士跑到了杨妈妈家，此时追击的日本兵也赶了上来。

　　杨妈妈先是给小战士全身涂满了日常吃的黄酱，用被子一盖，随后又赶忙跑到院子里清理了血迹，弄了一个小瓦盆放在炕边烧起了纸。这时日本兵进来了，问杨妈妈看没看到八路军，杨妈妈立刻撩开了被子跟日本兵说，这是她儿子出了天花，传染性相当大！那日本兵闻着那一被子黄酱味，捏鼻子连说“不是不是”就走掉了。

　　杨妈妈的机智、勇敢救了这位小战士，而这个小战士只是杨妈妈救过的众多八路军中的一个。后来，因为救的八路军多了，杨妈妈也赢得了当时冀东抗日部队的信任，加上杨妈妈家地处深山，往来的人比较少，杨妈妈家也就成了抗日部队的据点，冀东军区副司令员包森就经常带着部队在这里开会。

　　由于日军在蓟县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那个年代物资都极度匮乏，家里即便有点粮食，杨妈妈也都留给伤员吃，自己宁可挖野菜吃树皮，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杨妈妈还在竭尽所能的帮助八路军战士，曾为一位叫做果事的女战士代养过她的孩子。

　　1945年5月，中共冀热辽军分区区委在平谷县召开抗日群英表彰大会，地委书记李子光授予杨妈妈“八路军母亲”的光荣称号。

　　杨妈妈有四个儿子，其中三个都参了军。1958年，杨妈妈双目失明，得到了党和政府部门的照顾。3年后老人辞世，终年82岁。杨妈妈的孙子杨增说，老人的个性对他们一家人的影响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变。

　　津南支队原本叫津浦支队，原本驻守在河北津浦线年，日寇发动了“五一大扫荡”，使天津的抗日根据地环境一下子变得非常紧张，津南支队临危受命，被派到天津的南部地区巩固根据地，津南支队下辖三个中队，共300多人。

　　抗战时期，“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是日本人的对华政策。当时，西青和津南地区拥有上万亩的稻米资源，日本人为了掠夺粮食成立了以军事头目为主的“天津米谷统制会”，在津南咸水沽、葛沽、小站设立了三个监管区域。日寇武装收购稻谷，到处设卡堵截，常常以查运稻米之名敲诈勒索、搜刮民财。

　　在这种情况下，津南支队带领着人民群众一起打响了一场场“粮食战”。先是在1西青区李七庄四号房地区打出了著名的四号房伏击战，诱日军进入伏击圈，不到十分钟，战斗胜利。

　　随后，津南支队发动群众不交稻谷，保护老百姓连夜抢割稻谷，再把收完的稻谷送到堡垒户中打捆、藏起来。

　　神勇的津南支队手枪队还潜入到天津市区内袭击敌人的工厂、仓库。连续破坏了敌人一八二零部队仓库、大陆农场以及西湖泉纱麻厂等，为津南的武装力量搞到一批、弹药以及布匹、粮食等军需物资。

　　津南支队像尖刀一样插入敌人的心脏，以巧妙的战术，连续袭击日伪军，成为天津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抗日战争胜利后，津南支队继续在党的领导下活跃在天津周边地区，袭扰的后方。天津解放后，津南支队的战士们回到了河北地区。尽管这些年他们已经相继过世，但是有关津南支队的故事一直传说至今。

　　抗团最早在天津成立，1938年后，天津抗团的部分成员升学进入北平，随后将抗团组织发展到北平城内。

　　抗日杀奸团成立初期，在英租界松寿里租了一间房子，晚上同学们在那抄录电台的战况新闻，然后再编印成小报，取名《正字报》，后来又增加了《跋涉》月刊，同学们自己撰写宣传抗日的文章在大街小巷里偷偷传播。而《跋涉》月刊的名字就是王振鸿起的。

　　在抗日杀奸团中，有一群非常勇敢的女孩子，她们有许多出自天津的名门世家，比如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书，民国元老熊希龄的外孙女冯健美、郑孝胥的孙女郑昆仑，乐仁堂大药房的大小姐乐倩文、抗日名将宋哲元的女儿等等。那时候这些女孩子也就十几岁，在刺杀汉奸、火烧日军棉花库等行动中，她们担任掩护工作，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被捕入狱，在狱中她们结拜姐妹，互相鼓励。在被押送到北平炮局监狱的火车上，在十几个日本宪兵荷枪实弹的包围中，她们大唱抗日歌曲，引起全车厢乘客的诧异和赞扬。

　　抗日杀奸团的成员由于都是学生，没有经验，在行动过程中经常有人被捕。1942年底抗日杀奸团出了叛徒，日本宪兵在天津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天津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几乎被一网打尽。

　　抗日杀奸团成员大多出自于天津南开中学、耀华中学等名校，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到1945年，参加抗日杀奸团的学生一共有五、六百人，被捕入狱的有八十多人，其中有二十多人壮烈牺牲。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抗团被捕的成员全部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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