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在天津一些历史久远的街区，尤其是著名的五大道、意式风情区，散落着一座座受到保护的风貌建筑和充满神秘色彩的名人故居，吸引了海内外无数游客前来游览。今年63岁的朱国成，从小执迷于地域历史文化，他多次走访这些小洋楼，从那每一个窗口里面，似乎看到了历史的变迁和曾经发生于此的故事。

　　近代百年看天津。天津地处京城门户，水陆要冲，既是北方的工业基地、商贸金融中心，又是军事、政治、文化的要地，在近代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天津也是许多著名历史人物曾经寓居的地方。历史已经远去，今天，这些保存完好的名人故居及其主人的生平经历、人生足迹，让人们读到一段段史书中无从记载的内容，也深刻地体现或折射出天津乃至中国近代史的印迹。

　　“有人统计过，这些静默却又鲜活的小洋楼里，曾经住过多位总统、总理和军政要员，至于企业界、文化界、教育界、医生等其他各界显要和社会贤达那就更多了。”朱国成津津乐道地说，“北洋政府时期曾任副总统、代理大总统等职的冯国璋在津有多处房产，最大的一处坐落在河北区民主道，是建筑面积达4600多平方米、人称‘冯家花园’的西式小洋楼。在这条路上，还有建于民国初年的曹禺故居，这里是曹禺童年时居住的地方，也是他艺术生涯的起点，上世纪30年代轰动文坛的《雷雨》《日出》等名作就是在这里酝酿出来的。和平区赤峰道上的一所西洋集仿式楼房特别惹眼，那是张学良故居，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来津常住此处。天津书法‘八大家’之一的华世奎，曾在今胜利路上他的意式风格寓所里，书写了大量书法珍品。著名教育家严修的故居建在重庆道上，据说严修侄孙才是真正的主人……”

　　朱国成是从2018年退休后正式开始“阅读天津”的。一开始，他是奔着自己心中所想而去的，却发现常常是“有心寻花真费力，无意看柳柳很多”。“比如，我去看曹禺故居，却发现了冯国璋、华世奎等人的故居。有时还会反复去一个区域，太浪费时间了。”朱国成走了很多冤枉路，于是，他调整策略，一条路一条路地走。“现在，我已经走完解放南（北）路、重庆道、睦南道、马场道、大沽路、大理道、浦口道、常德道、长沙路、花园路、成都道等。天津知名的名人故居我走了一多半吧。”

　　其实，朱国成并不是建筑行家，他看故居的兴趣点在房子里的人和曾经发生的故事。“透过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和他们身上跌宕起伏的故事，历史就活了。”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朱国成再一次走进抗日名将张自忠故居。

　　张自忠在津先后有两处故居，一处在现在的河北区金钢桥医院附近；另一处在今天的成都道60号。两处故居相比，后者保留更为完整。“天津人对张自忠很有感情，他曾任天津市市长。”这一点，朱国成深有同感。张自忠在任期间，于1936年8月以庆安堂名义购得空地一块，计4.356市亩，在今成都道建成楼房一所。主楼三层，后楼二层，建筑总面积1400余平方米。

　　张自忠1911年在天津法政学堂求学时秘密加入同盟会，1914年投笔从戎。1931年后，张自忠曾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第五十九军军长、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等职。1936年6月18日张自忠就任天津市长。

　　1937年，日本占领天津后，张自忠直奔抗战前线，先后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徐州战役和武汉保卫战等著名战役。1940年5月在湖北宜城、襄河一线截击日军主力时，身陷重围，壮烈牺牲，年仅49岁。

　　张自忠殉国后，被国共两党肯定和纪念。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并为张自忠举行国葬，各地军政当局和人民群众纷纷举行隆重悼念活动。与此同时，延安《新中华报》发表《悼张自忠将军》的社论，高度评价张自忠的抗战功勋。延安各界代表千余人，为张自忠等殉国将领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题写了挽词。为了纪念这位抗日名将，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均设立张自忠路。

　　“天津名人故居的主人中还有一位著名的抗日将领——吉鸿昌，吉鸿昌为抗日名将，只因是员，蒋介石处心积虑除掉他，使他‘恨不抗日死’却死在蒋介石的刀下。”站在和平区花园路4号的吉鸿昌旧居红楼前，朱国成感到这座欧式二层小楼红得耀眼，似乎看到临刑前的吉鸿昌大义凛然写下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吉鸿昌，1913年入冯玉祥部，骁勇善战，从士兵递升至军长。1930年，吉鸿昌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这一年年底，他带领家人住进了天津法租界的一栋欧式小洋楼。吉鸿昌在这里没住多久，就被蒋介石派去进攻中国领导的鄂豫皖苏区。

　　在此期间，他曾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秘密进入苏区考察，接受了许多革命思想。受中国的影响，吉鸿昌坚决反对实行的卖国的投降政策，拒绝进攻红军。蒋介石对此非常生气，他剥夺了吉鸿昌的兵权，强行命令吉鸿昌出国考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吉鸿昌虽然身在国外，却一直积极宣传抗日。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吉鸿昌毅然回国，上书并面见蒋介石，要求带兵抗日，却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不久，吉鸿昌秘密加入，并在党组织的指示下回到天津，为抗日筹措经费，准备武器。而他居住的红楼也成为在天津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据点。不久，吉鸿昌在天津秘密训练抗日武装力量的事情暴露，蒋介石更为恼怒，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被逮捕受尽酷刑后被执行枪决。

　　“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小洋楼”。近代政治波谲云诡，天津的小洋楼充满了神秘色彩，每一个窗口里面，都藏着不少的故事。在日本侵华时期，天津名人故居里还有两个人值得一提，他们都是曾经的国家“元首”，但是在民族大义和个人利益面前，他们做出了截然相反的政治抉择。

　　一个是从1934年到1945年这12年间做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溥仪。在此之前的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等皇室赶出了紫禁城，溥仪于1925年逃到了天津。他在天津生活了近7年，先在张园住了5年，又在静园生活了2年。就是在静园，溥仪会见了臭名昭著的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敲定了他去当伪满洲国皇帝的计划。

　　朱国成认为，溥仪想借助日本的势力在东北建立自己的国家，然后再次入主中原，恢复大清朝，继续做他的宣统皇帝，恢复九五之尊。日本投降后，溥仪作为战犯被捕成了囚犯，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改造成为一个公民，走完了他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的一生。

　　另一个是拒任伪职的退位总统徐世昌，他出身翰林，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传统文化造诣很深。1918年10月，徐世昌被国会选为民国大总统。四年后通电辞职，退隐天津租界以书画自娱，生活优哉游哉。

　　然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徐世昌开始关心政治，静观时局的发展，每天让侄女给他读报，并对外声明自己的立场：“中国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救亡。”

　　“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徐世昌对日寇深恶痛绝，对身边人或来访者说：“大敌当前，国内应团结协作，一致对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机。”1938年初，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约见徐世昌，遭他拒绝。任职于伪满洲国的徐世昌的门生受溥仪之命也来规劝他出任华北首领，徐世昌闻言愤然大骂，愤然坚辞。

　　“当你走进名人故居，能立体地、全方位地、真切地感受名人的生活及其事迹，不再是书本上干巴巴的文字，或是道听途说，或是以讹传讹的野史外传。走走看看，其实也是一种历史学习。”朱国成说，他的前半生没能读万卷书，后半生也不奢望走万里路，但学习还是需要的。“几乎所有名人都有自己不一样的经历和业绩，后人能从中得到不同的启发。”

　　朱国成说，看梁启超故居，是因为读初中时，老师给我们讲历史，得知梁启超是坚定的维新派，但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政治思想逐渐走向保守。“我要寻找他走向保守的原因。看后感觉，他的转向或许是一种无奈吧。顾维钧故居是我看完电影《我的1919》后去寻访的。他在巴黎和会上不畏强权，为国家争取利益，令人钦佩。但是，也很让人心疼，觉得他真的可怜，弱国没有话语权，弱国的外交官，也就形同草芥了。即使是那样的国家，他依然热爱着，他的爱国情怀，令我印象深刻。”

　　一座座风格各异的小洋楼、四合院为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厚重的人文色彩，有那么一群人，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沉重或清晰的人生足迹。这些保存完好的名人故居，为后人回顾历史打开了一个窗口，走进名人故居就是走近历史，领会历史，或许这就是名人故居的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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