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财大教授曾任天津中行经理其两栋豪宅旧居存谜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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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是中国唯一一家建制整体承续,已连续经营110年的银行,她的发展历程缩影了中国金融业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抗战时期,林鸿赉临危受命,出任天津中行经理,他在天津中行的工作往事以及在津生活的情况,邵桓先生进行了研究梳理。
天津博物馆馆藏了一件革命文物,这件文物是一份报纸,叫《天津导报》。《天津导报》是天津市解放委员会的机关报,于1945年9月30日创刊,12月上旬停刊,出版了25期,是当时在华北蒋管区发行的唯一报刊。这份报纸是由解放前曾在天津中国银行工作过的,我党地下工作者王家祥于1979年捐赠给当时的天津历史博物馆。天津解放后,王家祥曾参与接管天津中国银行的工作,后长期在天津中行工作直至退休。
1944年秋,20岁的王家祥进入天津中国银行成为练习生,此时他已经是我党外围组织读书会成员,而帮助掩护王家祥的真实身份,将其介绍进中国银行的就是我要讲述的在日伪时期任天津中国银行经理的林鸿赉。
林鸿赉(1900 - 1981),字庶希,浙江镇海县人(今为宁波市镇海区)。自幼随北上行医父亲林子臬来到天津,就读于天津新学书院,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20年林鸿赉被选为公派留学生保送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回国后历任财政部关务署科长,天津统税管理所主任。1936年夏,林鸿赉进入到中国银行总管理处,10月调入杭州分行。1937年杭州沦陷,林鸿赉辗转于1938年2月到达上海,在上海期间与好友——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多有往来。
图 1938年林鸿赉返回上海不久,原配夫人宋怀玉因病去世。讣告书封面及内页由书画家萧俊贤、宝熙题写,林鸿赉撰写了悼念亡妻的祭文。
1938年1月天津中国银行经理卞白眉被迫离开天津前往香港,卞白眉离津后,天津中国银行仅留下襄理朱葆山和李骥来二人维持行务。为了防止日伪当局乘机派经理入驻天津中国银行,位于香港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研究后,调时任杭州中国银行襄理林鸿赉到香港面授机宜,委以天津中国银行副经理之职,立即北上任职,主持工作。危急时刻,选择林鸿赉出任天津行副经理,除了考虑到林鸿赉专业能力强,曾在天津工作生活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林鸿赉的几个兄长——林鸿宾、林鸿集、林鸿寿、姐丈白振庸都在北方任职,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
图 1928年日本出版的名人录中的“林鸿集”条目。林鸿集,字枕湖,是林鸿赉的二兄长,曾任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委员,内国公债局协理,明华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芦盐务署处长和天津地自治局编纂等职。
林鸿赉到了天津后,先是稳定行内同事情绪,要求大家团结一致,恪守本职,朱葆山襄理和各部主任皆任原职,同时将调到天津的昆明支行外汇专员魏宗铎提拔为襄理。魏宗铎自幼生长在日本,精通日语、英语,业务能力超群,后来被提升为天津中行副经理。经过林鸿赉的一番操作,既健全了行内的人事组织,又稳定了人心,使得天津中行的业务保持正常运转。
敌伪占领天津后,强行将法币一元折换伪币六角,使中行员工每月收人减少了40%。抗战时期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中行员工生活更是艰难。此时,天津中行收取了一笔英商开滦矿务局的大额股息,于是林鸿赉以天津分行名义上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要求从收取股息中,提出部分款项,以补助津行员工生活。同时,还要求将津中小学的教职员工每月的生活补助费由24元追加为50元。林鸿赉在报告中据理力争,终于使得伪联总行基本答应了相关的要求。
在当时凶险的环境下,林鸿赉采用“智斗”的方法,比如他把津中里最好的一座洋房5号,请伪中联银行经理唐卜年入住(当时唐卜年兼任伪中国银行监理),以免敌伪军、警、特等人员来中国银行宿舍区骚扰。
图 由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委托日本东京建物株式会社建筑的津中里,此为从云南路一侧看过去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44年3月,日本宪兵队闯入贵州路津中里将林鸿赉抓捕,同时还抓捕了金城银行、交通银行、新华银行经理和职员。林鸿赉和其他人被押上卡车,押解到位于现在建设路74号的原日军宪兵队。在那里,日寇先后以林鸿赉曾去参加河北省八路军会议、金融支持八路军等“莫须有”的罪名进行审讯,期间林鸿赉等人还被押送到江苏路江苏胡同2号——宪兵队的另外一个拘留所。
主审林鸿赉的日寇桥本变本加厉,押解林鸿赉去天津中国银行查账,前后共约20余次。为了避免株连他人,林鸿赉通过机会告知襄理朱葆山转告家人找门路疏通。林家人通过关系找到盐业银行张伯驹从中周旋,并用金钱疏通,在被关押两个多月后,林鸿赉才得以获释。林鸿赉曾撰文《我在日本宪兵队里的囚徒生活》,在文中描述了他在被囚期间所见到的日寇对同胞的迫害和对日军暴行的愤慨!
图 解放后林鸿赉曾撰文《我在日本宪兵队里的囚徒生活》回忆其被日寇抓捕的过程
抗战胜利后,为了给来天津的接收人员提供住宿之所,林鸿赉将个人所住津中里1号楼腾出,将家迁至浦口道31号载洵老宅。1946年初,林鸿赉奉调到上海政府经济委员会任职。不久后,林鸿赉应中孚银行总经理孙锡三邀请,出任天津中孚银行经理,同时被推选为天津银行公会理事,直至1949年天津解放。
解放后,林鸿赉与友人合资成立了天津中孚贸易公司,出任董事长。1956年公私合营时,因擅长英语、外贸、金融等专业,被安排在天津外贸局干部学校培训中层干部,1958年调入河北财经学院(今天津财经大学前身)国际贸易系任教。1966年林鸿赉退休时,全系师生赠送给他“为人师表”匾额,学校对他的教学生涯给予了高度评价。
林鸿赉的儿子林放先生回忆到:“林鸿赉是个非常忙碌的人,当银行经理时,他每天都排满了交际活动,极少在家里吃饭。林鸿赉对子女教育很重视,特意为孩子请了私塾老师讲授传统的国学知识。他也重视子女的体育锻炼,每到星期日就会带孩子们去乡谊俱乐部(今干部俱乐部)锻炼身体。晚年的林鸿赉喜欢读传统书籍,在他的书架上,最珍爱的书籍是《二十四史》”。林鸿赉先生于1981年去世,享年81岁。
今天去五大道游玩的朋友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五大道上有两个“林鸿赉旧居”呢?一个是位于常德道2号,一个是位于大理道42号。其实,常德道2号不是“林鸿赉旧居”而是中国现代法学家、政治家,曾任中华民国海关总署署长、税务总署署长张福运的旧宅。
图 张福运(1890-1983),山东福山(今山东烟台)人,中国现代法学家、政治家。曾经担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海关总署署长、税务总署署长等重要职务。
原来在1947年张福运赴香港前将这所房子赠送给了同窗挚友林鸿赉,所以房地契上的名字是林鸿赉,但林鸿赉在这所房子里几乎一天也没有居住过,1952年交由市房地产部门予以代管。于是,后来依据地契上的名字将此宅命名为“林鸿赉旧居”,挂牌在常德道2号,同时又在这个宅子的衡阳路一侧另外挂牌“张福运旧宅”,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了今天的“一宅两名”的奇特现象。
而林鸿赉真正的住所,是位于当时的天津英租界的新加坡道(今和平区大理道42号)的一幢欧式三层连体楼房,门牌号旁挂牌“林鸿赉旧居”。
在天津与林鸿赉有关的洋楼曾有四处,按时间顺序分别是:津中里、原德租界的“贝勒府”、大理道42号以及常德道2号张福运旧居(现民园广场旁马克西姆西餐厅)。其中“贝勒府”与张福运豪宅又都有衍生传奇可说。三津文化将陆续推出相关内容,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