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我的祖父关纯厚，字思九。满族正红旗人，原籍沈阳，久居天津，行医终老，被颂为天津市医界四大名医之一。

　　祖父毕业于国立奉天高等师范学堂博物专修科，在行医之前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特别是在沈阳担任了长达12年的沈阳贫儿学校的校长，获得了少帅张学良和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的肯定和赞扬，因此在当时的沈阳教育界颇具盛名。

　　但正因为如此，“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政府威逼祖父出任教育“部长”，企图利用祖父与张学良的关系控制东北教育界。来人软硬兼施，多次碰壁后威胁说: “你若再不答应，你在东北就别想再呆下去了” 。为了免遭日伪毒手，随即进关，最终碾转落户在天津。此后，开始埋头学习中医。后来在华北中医考试中名列榜首，主考官就是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他认为祖父是一个可塑之材，就送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古今人。这个名号，既表达出了施老先生对祖父的喜爱，也寄托了他对祖父的殷切期望。

　　如前所述，祖父是师范专科的毕业生，一生都与教育接下了不解之缘。1918年4月18日，祖父师范学校时的同学，后来成为中国杰出的战略情报专家的阎宝航在大南关里景佑宫创办了“奉天省城贫儿学校”。到了1919年，阎宝航因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社会活动过多，不能专心于贫儿学校的建设。为了谋求学校的发展，特聘祖父为贫儿学校的校长。

　　从1919到1931这12年间，沈阳贫儿学校在祖父的管理下，很快走向正规化，从一所增加至四所分校，招生范围也扩大至沈阳全市，全校人数最多时达2000余人，教职员20人以上。学校很快就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关注，省政府专门学校划拨土地，用于校属工厂和农场基地所用，各界人士也都纷纷捐款。少帅张学良第一次参观贫儿学校就捐巨款。在他的影响下，奉天的许多政要、社会贤达等都纷纷解囊相助。

　　1930年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到沈阳参观贫儿学校时，看到学校具有如此之规模，大为慨叹道：“创造出如此业绩，确是难能可贵啊。”

　　祖父后来改行行医，依然情系教育。从1938年10月开始，天津特别市公署成立中医考试委员会委员，每年一次组织全市中医考试。祖父与陆观虎、陈微尘等以中医专家身份充任该会委员，负责阅卷工作。

　　1939年，在聚元票行经理王颂臣的担保下，在施今墨等名医赞助下，祖父在天津东南城角卞氏小学校创办了“天津国医学社”，自任社长。学社分有速成科和本科，速成科1年结业，系中医进修性质。本科3年结业。祖父为学社制定了系统的学习课程，以研习《内经》、《瘟病学》、《伤寒论》、《金匮》为主。并设多处廉诊所作为学生实习基地。每年招生的时候，祖父都要在裕丰大楼亲自面试学生，当场进行国文常识考试，合格者方能录取。

　　天津国医学社共办了6期，至天津解放前夕，该社毕业学生达数百人，可谓是桃李满天下。津门乃至全国名医中都有不少为其门下弟子，如张灏、祁文焕、苏翔远、赵恩俭等都是声名卓著的中医师。天津中医药大学书记张金钟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曾证实，天津中医药大学的前身就是天津国医学社。

　　祖父1918年师范毕业后,曾任沈阳城西岔路口两级小学教员、校长。但是，当同学阎宝航邀请他出任奉天贫儿学校义务校长时，他义不容辞，慨然赴任。当时学校条件十分艰苦，教室内只有长凳数十条，没有书桌。冬天无煤生火，每节课后，学生们只能到院内大石碑包座上晒太阳取暖。尽管如此，学校始终坚持不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还供给书籍、纸笔、石板等。

　　奉天贫儿学校自1918年至1931年，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培养出学生数千人。由于办学成绩卓著，加之教育家黄炎培的大力举荐，当时的奉天省教育厅还特别颁发了教育奖章，以嘉奖贫儿学校的功绩。直到抗战胜利之后，祖父还经常寄希望于张学良能回到东北，到时他还想再回沈阳，继续去办贫儿学校、贫儿工厂和农场。

　　“九一八”事变后，祖父带领27名孤儿来到北平，参加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和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1932年后,在朱庆澜的资助下，办起32个东北流亡学生简易食堂，自任食堂主任，为大量的东北流亡学生提供食品救济。

　　1939年天津发大水，成千上万的灾民拥进市区，大戏院，大饭店都住满了。由于灾民过于集中，生活卫生条件很差，痢疾等传染病在灾民中蔓延。祖父搞到一只小船，带上药品，免费给灾民看病。灾民不知我父姓名，亲切地称祖父为“大胡子”( “七七”事变华北沦陷后，日伪仍不死心，多次派人来天津找祖父。为了安全起见，他留了满睑胡须)。

　　1946年7月26日，祖父与李东园、孟文明、袁祥生、吕少文等，共同担任天津贫病救济会理事，他是第一负责人。会址最早设在中国大戏院三楼，后因演剧喧嚣，影响日常工作，迁至第一区辽宁路裕丰大楼105号。

　　祖父在师范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兼修了内难、伤寒、本草等中医理论。因此早在1923年通过了沈阳中医资格考试。1935年开始正式从事中医事业，师从张锡纯。1936年1月，获得北平市政府颁发的燕字第27号中医证书。后入北京华北国医学院学习，结识孔伯华、施今墨等中医前辈，医术大进。

　　1937年3月到天津，注册外字第7号中医证书，在辽宁路裕丰大楼开办诊所，开始在津行医。由于祖父是学生物出身，除系统学习了生物外，还兼修了生理卫生、化学等科。因此一开始行医，走的就是中西医结合的路子，在当时可谓是在理论上有新意，临床上有特长，尤其在诊治疑难杂症方面，解放前就成了天津四大名医之一。1946年，还出任天津市中医公会理事。

　　据《今晚报》2013年12月16日记载，通过多年的临床实践，祖父总结出一套治疗肺病的经验。1947年5月底至6月初每天下午5时，他在中国广播电台举办为期一周的中医治疗肺病系列讲座，每次20分钟。1948年5月，《大公报》还刊登了《肺病专家古今人大夫肺病经验》一文，从肺病的防治、治疗、保养等三方面，记叙了祖父治疗肺病的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

　　解放后，祖父继续从医，1957年编写出300万字的医学巨著《中医证治典范》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复信表扬。

　　奉天贫儿学校，是爱国人士阎宝航先生于1918年创办的，专门招收贫苦孩子免费上学的学校，这在当时的东北尚属首创。

　　阎宝航出生于辽宁海城望台乡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因为家庭贫寒，没钱上学，阎宝航12岁时还在帮父亲干农活和给村里人放猪。这期间，他经常偷空到村里的私塾馆窗下听课，日积月累，竟也能熟练地诵读课文，爱惜人才的私塾老先生便免费接纳他成了一名学生。就这样，阎宝航接受了几年的旧式启蒙教育。1913年，阎宝航考上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这是当时东三省的最高学府。

　　在毕业实习期间，阎宝航时常参加设在沈阳大南门里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集会。阎宝航就是在这里与张学良相识并成为了挚友，也与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他还结识了一些中外人士和社会名流。阎宝航在青年会活动中，增长了很多知识，开阔了眼界，更加认识到教育救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常常思索怎样才能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教育。

　　阎宝航在往返于青年会的途中，经常要经过大南门和小南门里一带。这一带是贫民聚居的地区，他们的子女无力就学，整天在街上玩耍，惹是生非，无所不为。崇尚“教育救国”的阎宝航看到此种状况，非常着急。他想，如果中国如此下去，国将不国。渐渐地在他的头脑中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办一所免费的学校，要让那些上不起学的儿童免费接受教育。

　　阎宝航首先想到了利用青年会的英文夜校晚间上课，白天则空着无人使用的条件，借用夜校开办学校，让贫苦儿童免费上学。这个想法征得了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的支持，当即捐款10块大洋，作为开办费。随后，阎宝航亲自到大南门里一带贫民居住区进行招生，说明不收任何费用，还供给书籍、纸笔、石板等，家中只要送小孩到景佑宫贫儿学校去念书就行了。这一举措，在当时广为流传，“沈阳城出了新鲜事儿了，白念书，不花钱，且供给书籍纸笔，从来没听说有这等事。

　　阎宝航免费办学的消息不胫而走，老百姓有的相信，有的半信半疑。在观望中，阎宝航第一次只招到六七个学生。人数虽少，但阎宝航决定开始上课。随后1918年4月18日，阎宝航在大南关里景佑宫挂出了“奉天省城贫儿学校”的牌子，并以此日作为创办纪念日，标志着奉天贫儿学校诞生了。

　　贫儿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专收无力就学之贫苦儿童，授以生活必需之知识技能，并注重道德教育，以完全其人格。”阎宝航与同学魏益新、张璞山共同参加建校和教学工作，他们轮流上课。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眼见为实的学生家长就相互介绍，学生渐渐多了起来。

　　但当时景佑宫作为教室其条件十分艰苦，教室内只有长凳数十条，没有书桌。学生们听课时只能坐在凳子上，手里拿着书，写字时得跪在地上，长凳当书桌。由于经费困难，冬天无煤生火，每节课后，学生们只能到院内大石碑包座上晒太阳取暖。贫儿学校虽然条件艰苦，但在阎宝航等爱国人士的努力下，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1919年，阎宝航任青年会干事期间，由于社会活动过多，牵扯许多精力，并要到北京参加青年会的学习，因此不能专心于贫儿学校的管理和教学。为了谋求学校的发展，特聘其师范时期的同学关纯厚担当贫儿学校的义务校长，阎宝航则出任该校的理事。

　　关纯厚校长上任后，在阎宝航等人的全力支持下，贫儿学校的校务管理逐步走向正规，并正式成立了校董会，校董里还包括了当时沈阳的一些社会名流。同时，学校还制定了详细的办学计划。祖父还专门制定校训，要求每个学以此对照自己，并身体力行。为培养学生养成助人为乐的高尚品格，学校还要求学生每天做一件好事，并把所做的好事记录在日记上，以备老师检查。因此，在贫儿学校中，学生之间互相团结，风气很正，打架斗殴事件很少发生，学生们也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随着奉天贫儿学校规模和影响力的扩大，社会各方面对贫儿学校更加重视。1922年3月，经当时的奉天省长王永江同意，拨大南关双小庙子地区，作为学校的校址。共设总校和四所分校。贫儿学校的招生范围扩大至全市，全校人数最多时达2000余人，教职员20人以上。

　　自贫儿学校成立以来，经费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但有幸得到了张学良的大力支持。1919年，他第一次参观贫儿学校就捐巨款。从此祖父与张学良将军开始相识、相交。直到抗战胜利后，关纯厚还总是挂念着张少帅，经常说：“等少帅放回来了，我就回东北还办贫儿学校，办贫儿工厂，贫儿农场”。在他的影响下，奉天的许多政要、社会贤达等都纷纷捐助。郭松龄将军和黑龙江将军吴俊升都慷慨解囊相助，韩敬之的杂技团、程砚秋所在的京剧团也进行义演为贫儿学校捐款。

　　随着贫儿学校的发展壮大，为了改变只靠募捐办学的局面，关纯厚校长决定筹建工厂、农场。 1927年，时任奉天省长刘尚清给学校拨地54亩作为工厂和农场基地。张学良、余庆澜、张惠霖、东三省官银号等共捐款5万余元，用做建厂费用。1929年，开始动工修建工厂、农场。到1931年，贫儿学校已在沈阳大北边门外建成厂房110间、学生宿舍20间，其余空地留作农场。家远的学生有了住处，学校有了自己的工厂、农场，也解决了贫儿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安置问题。

　　1930年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到沈阳参观贫儿学校时，看到学校具有如此之规模，大为慨叹：“熊希龄先生以国务总理的地位和声望，费很大力气才办成了北京香山慈幼院，你们以师范学校毕业生，无权无势，无名无力，竟凭一种志愿，白手起家，创造出如此业绩，确是难能可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大肆烧杀抢掠，好多工厂、学校遭到破坏，奉天贫儿学校也未能幸免，被迫停办。当时的伪满政府想让关纯厚出任教育部长，企图利用他在教育界的声望及与张学良的关系来控制东北教育界。关纯厚断然拒绝，随即带领27名孤儿来到北平。.1934年曾函谏旅欧回国的张学良“坚决抗日”。

　　奉天贫儿学校自1918年至1931年，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培养出学生数千人。原沈阳市委李涛，原福洲部队副政委王景义，原辽宁省民政厅长李清等老同志，都曾受教于当年的贫儿学校。不仅为数千名贫苦儿童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也为以后的抗日救亡运动培养了一支重要力量。由于办学成绩卓著，加之教育家黄炎培的大力举荐，当时的辽宁省教育厅还给阎宝航颁发了教育奖章，以嘉奖学校公益助学的功绩。

　　从1938年10月开始，天津特别市公署成立中医考试委员会，每年一次组织全市中医考试。关纯厚与陆观虎、陈微尘等以中医专家身份充任该会委员，负责阅卷工作。

　　在这段工作期间，关纯厚深感中医教育与人才的对未来中医发展的重要性，于是在1939年，在聚元票行经理王颂臣的担保下，在施今墨等名医赞助下，关纯厚在天津东南城角卞氏小学校创办了“天津国医学社”，自任社长，并聘请社会名流金息侯、王西铭、夏彦藻、富健康、李东园、王颂臣、李惠民为董事。

　　每年的7月10日至8月9日为开始招生，关纯厚在裕丰大楼亲自面试学生，当场进行国文常识考试，合格者方能录取。学社分有速成科和本科，速成科1年结业，系中医进修性质。本科3年结业。每届招生40名。课程设有公民、国文、生理、病理、方剂、药物、诊断、内科、妇科、儿科等10门课程。中医则以研习《内经》、《瘟病学》、《伤寒论》、《金匮》为主。并设多处廉诊所作为学生实习基地学生入学后，每日下午7时至9时上课两小时。考试及格者获颁毕业证书，并由天津市教育局加盖局印章。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该社一度停办。1947年7月，获市政府批准后重新登记注册。至天津解放前夕，该社毕业学生达数百人，很多津门乃至全国著名中医出自该社，如张灏、祁文焕、苏翔远、赵恩俭等都是声名卓著的中医师，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为新中国成立后天津中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天津中医药大学书记张金钟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曾证实，天津中医药大学的前身就是天津国医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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