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他叫兰铁白，天津人，晚年笔耕不辍，为百年党史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回忆文字。他是国资委机械局（原国家机械工业部）的一名离休干部，曾经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在解放天津期间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解放后，担任过天津第一任市长黄敬的秘书。

　　兰铁白，原名李钧，生于1924年3月27日。2019年，兰铁白在接受天津广播记者采访时说，之所以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是深受自己父亲的影响。

　　兰铁白说，他出生在一个中共地下党人之家。父亲李世雄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交通大学（北平）上学期间，于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后任京门（北京至门头沟铁路）支部书记，进行过工运活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李世雄正在沈阳铁路局工作，亲历了东北三省在日寇铁蹄下被践踏。兰铁白十几岁时，父亲李世雄就引导他读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乃至后来不久再读《西行漫记》等先进作品。

　　九一八事变后，李世雄带着家人回到天津，住进河北区福安街东段的庆阳里3号，和津门名医哈荔田大夫成为邻居。兰铁白就是在这样的时期，在天津度过了自己的小学时代和中学时代。

　　抗战胜利前夕，兰铁白动员同班同学张麟书、李浩普和女同学陶竹瀛四人一同前往解放区，与中共保定敌工部长李英儒（著名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作者）联系，带回《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评中国之命运》《论解放区战场》等进步书籍。

　　1947年上半年，兰铁白在南开大学加入地下党，后作为南开大学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参与领导南大进步。他在福安街庆阳里3号的家也成为了党秘密的“活动点”，这里不但经常召开各种秘密会议，还成为了进步青年奔赴解放区参加革命或掩护转移的中转站。南开大学的地下党员、北系地下党领导之一沙小泉、以及解放后任副市长李耕涛秘书的张林书(张公诚)、解放后任陈伯达秘书的徐鸿烈等人等常来这里开会，传递文件信息、研究工作。

　　1948年11月，兰铁白受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指派，做天津市政府秘书处处长王余杞的工作，妥善保管市政府的文件档案，解放后交给人民政府，受到华北局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刘仁同志的嘉许。

　　1951年秋天，兰铁白调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黄敬同志秘书，1952年8月，国家成立第一机械工业部，黄敬任部长，他随之调入北京，从此在黄敬同志身边工作长达七年之久。兰铁白对于黄敬同志在天津及随后调入北京的工作经历十分熟悉，印象也很是深刻。

　　1958年黄敬同志逝世后，兰铁白开始整理归档黄敬同志的史料，通过长期工作，将黄敬同志的手稿、工作笔记、文件、发言记录以及信件等分门别类全部上交给中央档案馆。他同时还搜集、整理和发表了《毛主席关心机械工业》《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漫忆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日子》等其他有关党史人物的资料，笔耕不辍，为历史留痕。

　　1949年1月，天津迎来了解放，也迎来了解放后第一位市长——黄敬。他诙谐幽默，没有架子，最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他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天津的大街小巷、工厂和学校等最基层的地方，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从1949年初到1952年底，这位市长和天津人民一起，走过了这座城市历史上这段特殊的时期。

　　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策划推出“天津1949”系列报道，追访时代见证者，从他们的讲述中回望难忘的历史时刻。作为天津解放后首位市长黄敬同志的秘书，当时已96岁的兰铁白欣然应允了采访邀约。当年8月，天津广播记者赴北京对兰铁白进行了专访，采访中，兰铁白讲述了黄敬市长在天津工作期间恢复经济生产、解决百姓困难、建设水上公园、建造新中国第一批“经济适用房”等工作故事，通过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老市长黄敬的多个侧面。

　　以下为根据2019年采访兰铁白采写的报道《1949，天津来了个市长叫黄敬！》：

　　1949年1月，天津迎来了解放，也迎来了解放后第一位市长——黄敬（原名俞启威）。

　　这位当年 “一二九”的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晋察冀、冀中、冀鲁豫等根据地的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中的晋察冀中央分局的副书记，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俞明震曾经送鲁迅出国留学。

　　黄敬担任天津市长期间，忠实执行中央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迅速让这座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恢复了生机。

　　他诙谐幽默，没有架子，他和通讯员一起打篮球，摔在地上打滚，出去自己开车，让司机坐车，他用地道天津话和工人聊天，扇着大蒲扇到工地视察，他还与大家一起劳动，建设水上公园。他夙兴夜寐，千方百计改善市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盖起了新中国第一批“经济适用房”……

　　直到今天，老天津人回忆起黄敬，依然都说他是“天津人民的好市长”！从1949年初到1952年底，这位市长和天津人民一起，走过了天津历史上这段特殊的时期……

　　▲1950年6月1日，天津市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黄敬市长（左）、许建国副市长（右）抱着天真的孩子。

　　首先要恢复生产。天津解放几天后，黄敬召开了一次工人座谈会。会上，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党中央告诉我们，进城后先找工人同志谈谈，如何把城市管好。”

　　当时很多工人都被黄市长一口流利的天津话惊呆了。很多人不知道，他曾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和汇文中学，对天津这座城市有着特殊的感情，也有着更多的了解。他讲的都是最底层人民的心里话，连动作都带着工人的特点。

　　会上，他号召工人们恢复生产，工人们都说，有这样的市长，工人就是没有饭吃，也不会有怨言。

　　▲1949年2月13日，天津市各界人士隆重召开庆祝天津解放大会。图为天津市市长黄敬同志在大会上讲话。

　　生产得到初步恢复，工人的主人翁意识有了提高，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左”的倾向：有的工厂工人工资增加得很多，甚至连续增加四五次，同时还出现平均主义倾向，使资本家对工资问题发生顾虑。有的工厂不准解雇工人，劳动纪律也破坏了，管理者无法进行正常企业管理，引起了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的恐慌。

　　1949年四五月，来天津调查，并于1949年4月24日向天津市干部作了一次讲话。他说：管好天津就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就是诚心诚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团结争取的对象。

　　1949年7月，黄敬市长召开会议，专门检讨工作中存在“左”的缺点和错误，而且主动承担责任。黄敬说，产生错误的原因是对中国的国情缺乏深刻认识。

　　当前中国经济现状是，90%是落后的农村经济，进步的工业经济只占10%，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今天的中国一切问题是发展工业，增加工业比重。我们对资本家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既要允许其发展经济，又要加以若干的节制。他引用了毛主席话，“今天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

　　1949年9月，天津市军管会征求各方意见，颁发了《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草案），这是建国以后最早一部处理劳资关系的条例。条文规定了资方在生产和工作需要下，有解雇工人的权利，但需提前10天通知劳方，并酌给劳方遣散费。工资需作增减之调整时，劳资双方协商调整。工人违反厂规，资方有权按照厂规办理。

　　黄敬和市委及时纠正了工作中“左”的错误，资本家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有了保障，对由疑虑转为信任，私营企业家消除了顾虑。到1949年11月，除了原工商企业已恢复外，还新增加工商户1.4万户，其中商店增加1万户，工厂增加0.4万户。

　　当时的三条石地区遍布小型的机械厂，卫生条件差，安全问题更是突出。黄敬让总工会的同志下基层调查，时任天津市总工会工作人员的孙少华将拍好的照片拿给他看。当时黄敬正在主持各部委的领导会，孙少华推门就进，黄敬并没有责怪她打断会议，而是问她有什么事？“我就把照片给他，他说咱不看了，我问，搞安全大检查同意吗？他立即说：同意！”

　　生产环境得到整治，市民的生活环境同样需要改善。刚解放的天津，环境卫生非常恶劣，黄敬决心整治城市面貌，改善生活环境。经他提议，市委、市政府同意实施修建两园一场，改造一池两河工程，也就是修建人民公园、水上公园和杨柳青飞机场，改造南开蓄水池、赤龙河和墙子河。

　　不到一年时间，这些工程相继竣工。天津脏差乱臭的现象得到了根本治理。环境变美了，市民群众交口称赞。黄敬又把目光转向为工人解决住房问题。

　　天津解放初期，不少工人的居住条件很差，很多工人住在窝棚里，有人甚至无房可住。作为市长，黄敬对此忧心忡忡。他曾经多次对秘书兰铁白说：“别说住窝棚，你老少三辈住一间房子，一不方便，二没法生活，三道德风尚也不好呀。咱们得找工人谈一谈。”

　　黄敬于是邀请了20多位老工人和劳动模范到他的住处座谈，他和大家一起，手掰手地就一平方米造价多少最为合算，用什么材料最为便当，建成后能住上多少年，工、料、钱款的来源等问题进行探讨。

　　房子的大小、房型确定了，但此时的天津百废待兴，再加上要全力以赴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拿不出资金建房。怎么办？情急之下，黄敬跑到了北京中南海，找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反应这个问题，争取中央的支持。“请中央先支持我天津市一部分钱吧，我再贷些款，从厂里的资金或者利润里面再凑凑，到几年以后还。这样我争取先盖它5万间。”

　　▲1952年3月20日，天津市黄敬市长与总工会黄火青主席召集各工厂代表讨论工人新宿舍建设问题。

　　为了让工人们满意，在全面动工以前，黄敬要求先在河西区湛江路盖起了10间房屋做“样板房”，然后邀请工人及其家属代表参观审查，根据大家的意见，又进一步修改了设计图纸后才开始施工。

　　在黄敬亲自领导下，工程进展迅速，1952年初开工，建设当年夏天就有许多人喜迁新居。1952年底，在中山门、王串场等五处距工厂集中地较近的地方，5万间住宅全部落成，住房困难的工人陆续搬进了这批“经济适用房”。

　　在第一个工人新村———中山门新村的开工典礼上,黄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工人师傅们，对不起大家了，国家本来想要盖正式的住宅的，要盖大楼房。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资金非常困难，暂时还没有这个能力，只能先盖一些简易平房。我保证，最多住上十年，我们就会重新在这里建设正式的住宅区，盖我们真正的工人新村!”

　　由于各种原因，黄敬“盖大楼房”的保证没有兑现，这些由简易平房组成的工人新村存在了40多年，一直到20世纪末才被高楼大厦取代，许多住户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三代。

　　“三黄治津”的“三黄”中，黄敬是最年轻的，只有37岁。（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市委副书记、市长黄敬，市委副书记黄火青，人们称他们“三黄”。）

　　有一次，市委在召开会议。中间休息时，黄敬市长跑到伙房去了，几个炊事员正在做饭，案板上有一盆肉。他走过去伸手捏了一小块肉，放到嘴里。几个炊事员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然而，他却蹑手蹑脚地走了。这天，炊事员们特别高兴，特别兴奋。

　　一个炎热的夏天，黄敬在中国大戏院作报告，他上身穿着一件汗衫，因为穿得时间太长了，汗衫上有两个核桃大的洞。有的干部抿着嘴笑。后来他们听人说，黄市长说他穿这样的汗衫，是为了更凉爽些。

　　中午，解放初期曾在天津市委企业党委工作的罗真回忆，午休时间，黄敬在张园和通讯员打篮球，争抢之间，两人都摔在地上打滚。“黄市长出去开车，把司机扒拉旁边，他开。警察拦住他路检，发现他没有驾照，他说他是黄敬，‘黄敬？我不认识黄敬，我认识这个本。’”

　　事后，黄敬非但没有批评那位拦住他的交警，还为自己没有好好遵守交通规则做了自我批评，不过他还是忍不住总想过过“开车瘾”，后来自己专门去考了驾照，于是“市长给司机开车”的桥段还在不断上演。

　　黄敬出身名门，受过高等教育，但他和蔼可亲，即使有不满意的地方，也很少大发雷霆，而是用幽默的语言让工作人员心领神会。在天津市委工作过的赵岩记得，黄敬有个木头图章，是在胜芳时找人刻的，他嫌太粗陋，就拿着图章，说：“这是你们谁干的事儿？这不是像猪肉铺掌柜的图章么？让人家外国人一看，你们中国的猪肉铺掌柜的当了市长了！”

　　工作人员一边笑，一边给他又找懂得篆刻的人刻了一块鸡血石图章。后来，赵岩在天津市某纪念馆里看见了那个图章，黄敬并没有据为私有。

　　黄敬极具语言天赋，善于用不同的方言和不同的对象谈话。和工人在一起就是一口地道的天津话；跟团干部讲话的时候，就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跟企业家和工商民主人士谈话，又变成了浙江口音，和来自冀中根据地的同志就说冀中方言。短短几句话就和大家拉近了距离。

　　在黄敬担任天津市市长期间，他还主持兴建了塘沽新港、改建了天津火车站，举办了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会，恢复了对外贸易，组建了天津医学院，建成了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到1952年底，全市GDP比1949年增长了2倍多。

　　▲1952年10月17日，天津港职工打着腰鼓扭着秧歌庆贺万吨级货船进港。

　　城市百废待兴，黄敬的工作十分繁重，他每天除了开会，还要到基层视察甚至参与建设。

　　在水上公园的建筑工地上，经常可以看到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的黄敬。他和工人一道抬土筐。工人们知道他有糖尿病，身体不好，不忍心给他多装土。黄敬却说：“没问题，多装些。”

　　炎炎夏日，黄敬多次到工人新村的建设现场盯进度，拿着大蒲扇，跟工人聊这聊那，工人听说这个貌似普通的人就是黄市长，看着他挥汗如雨的样子，内心万分感动。

　　在黄敬担任天津市长期间，人民生活蒸蒸日上，黄敬却积劳成疾。他常常累得在会上也打起瞌睡。时任新华社记者的石坚有这样一段回忆：

　　那是我们新华社有一篇急稿需请市长审阅。我和总编范瑾一起到遵义道市长宿舍送审。当时市委正在开会。吴研农、杨英、黄松龄都在场。黄敬正靠在椅背上，两腿架起来呼呼大睡。范瑾同志走过来在他耳边连叫：“老黄，老黄！”黄敬睁开眼看了看，又睡着了。范瑾无可奈何地说：“又睡了。”又叫两三次，黄敬醒来拿过稿件，不到十分钟审阅完毕，我急忙赶回分社发了稿。我想幸亏市长夫人范瑾同去，如果我这小记者送审，怎敢三番五次喊醒市长呢！

　　▲1951年10月5日，天津日报社总编辑范瑾（右一）与市长黄敬（左一）在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上。

　　1952年8月，黄敬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任部长，离开了天津，直到今天，老天津人回忆起黄敬来，依然都说他是“天津人民的好市长”！

　　原标题：《怀念 曾经的地下党、原天津市长黄敬秘书去世！临终前仍在做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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