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她是《呼啸山庄》的首译者，她翻译的《呼啸山庄》流传至今，被誉为“不可撼动的经典译本”，受到无数中国读者的喜爱。

　　去年，南京大学教授余斌历时10年整理撰写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出版。家族旧事、翡翠年华、求学之路、山河故人，一个世纪的人与事在叙述中缓缓展开。

　　杨苡，原名杨静如，一九一九年出生于天津，先后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西南联大外文系、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曾任职南京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著有《青青者忆》（散文集）、《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编注）、儿童文学《自己的事自己做》等，译有《天真与经验之歌》《兄妹译诗》等书。

　　杨苡曾说：“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与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事想说。”

　　杨苡先生的人生百年，正是中国栉风沐雨、沧桑巨变的百年。爱国、进步、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血液般融入杨苡先生的人生选择。她明亮的人格，让世人看到被文学生活、文学事业、文学追求所浸润的人生是如何饱满与光洁。

　　杨苡是五四运动同龄人，那些被写进历史的大人物和大事件，于她都是身边人和身边事。

　　他的父亲杨毓璋是民国时期天津中国银行的第一任行长。弟弟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弟弟杨敏儒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弟弟罗沛霖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苡曾说：“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成长的环境不同，要承担的责任也不同。我出生在‘五四’，成长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但就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年青一代的朝气、热情和责任感一点都没有丢。”她的赤子情怀、跌宕起落间的从容优雅，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

　　少女时期，她受巴金小说《家》的影响，决心离开家，做小说中“觉慧”一样的进步青年。

　　杨苡因为爱好文学得以和巴金相识，并有了书信来往。“那时我17岁，还在天津读高中，受到如金丝笼般的家庭束缚，感觉到特别窒息与苦闷，于是就给巴老写信，向他诉说这一切，并向他描述我的梦想。没几天巴老回信了，让我感动的是，巴老对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小读者十分耐心，他说，不要动不动就说离开家，你要懂得向前看，保持乐观，多读书，相信未来。未来总是美丽的。”

　　杨苡经历了上个世纪我们可以想象的所有的磨难——幼年读书时，日寇入侵，天津沦陷，没有学上了，辗转一路跑到中国香港、越南，然后绕道昆明，去西南联大。

　　当杨苡回忆起这段艰难岁月时，她讲起的却是一个令人镇静的细节：“热水瓶倒在地上，神奇的是碗里煮好的鸡蛋倒没翻出来，居然不偏不倚好好坐在地上。”

　　多年后，在她家中挂着一幅鲁迅的诗作：“岂有豪情胜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用这句诗形容那段岁月，再合适不过。

　　烽火中，在沈从文的建议下，杨苡从中文系转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陈梦家、吴宓……群星闪耀的西南联大在她的记忆里是一个个年轻的身影、一串串日常的弦歌。

　　吴宓是西南联大名教授,杨苡清楚记得的,却是他登门索书时一脸的怒气;沈从文是她的恩师,但更清晰的却是他在众人面前讲话时,破了的棉袄袖子里掉出棉絮的画面。她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好玩”,“好玩”影响到她的记忆和对记忆的筛选,后面未尝没有一种观人观世的态度。

　　1940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纪念日这天，杨苡与赵瑞蕻在报纸上刊登了结婚启事。

　　当时，巴金写信鼓励杨苡：“人不该单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

　　20世纪50年代初，生活曾是安定而美好的。那几年杨苡不上班，在家里译书，履历表中填的职业是“自由翻译工作者”。就在这里，她完成了经典译作《呼啸山庄》。

　　1953年，丈夫赵瑞蕻到德国任访问教授，杨苡独自带着孩子住在南京一间小小的破房子里。

　　她在中学时代就看过《呼啸山庄》改编的美国原版电影《魂归离恨天》，1943年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时在图书馆读到了原作。此前，梁实秋曾翻译过这部作品，定名为《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但杨苡总觉得译名不妥。

　　“有一夜，窗外风雨交加，一阵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洒落在玻璃窗上，宛如凯瑟琳在窗外哭泣着叫我开窗。我所住的房子外面本来就是一片荒凉的花园，这时我几乎感到我也是在当年约克郡旷野附近的那所古老的房子里。我嘴里不知不觉地念着Wuthering Heights……苦苦地想着该怎样确切译出它的意义，又能基本上接近它的读音。忽然灵感自天而降，我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动乱时期，杨苡要去面对失去爱人的悲伤，晚年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她都宽容以对。她一直保持着一种思考，一直对生活有一份自己的热爱。

　　1980年，她的代表译作《呼啸山庄》重回人们的视野，受到读者极其热烈的追捧。

　　翻译的《呼啸山庄》声名远播之后，她从事过儿童文学创作，还写过不少散文，但她本人都不甚看重，她更看重的是她的家，她的亲情、友谊，她经历的人与事。

　　关于家族旧事，她讲述的重点,也都落在“无关宏旨”处，祖辈煊赫的声势，她不感兴趣也不大闹得清。念念不忘者，是已然没落的大家庭里,一个个普通人的遭际。

　　比之于获得成就，她更关心她的生活、她的“日子”。说起一些文人学者，杨先生常赞他们是“有学问的”、“有才的”，言下自己是排除在外的。

　　杨苡先生的家很小，客厅十二平方米，同时也是书房。“我们家又小又乱。有人说落脚点都没有，但也有人说很cozy。”

　　杨苡喜欢布偶，大猩猩、猫头鹰、穿格子西服的小男孩、扎辫子的黄毛丫头……“这是我的一种玩法，我最喜欢那个睡觉的娃娃。”

　　2003 年，杨苡骨折住院，她对女儿说:“开刀打进身体的那只钢钉价值八千元，相当于一颗钻戒。”

　　《从前的优雅》的作者、作家李舒说：“杨苡先生可能更符合我内心对于一个优雅女性的注解。她一生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她始终保持的是一种冷静和低调的形式。我见过她一次，感觉她是非常平静地面对一切命运之中的风云雷电、疾风骤雨。”

　　将人类可以经历的所有磨难都经历过之后，直到老年，一听见“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杨苡仍然会热泪盈眶。她不悲观，对国家前途一直抱有信心。

　　在2019年，这一年杨先生实打实地跨入了百岁高龄。这么说盖因民间有“过九不过十”的说法，前一年杨先生99大寿，周围的人已然以百岁“相许”，她兀自拒绝，说是“假的”。那年年底还真有一小坎：胆结石发作，她进了医院。做手术还是不做，家人、医院，都很纠结。杨先生无所谓，两可。但也不是全然没有倾向，她问医生，还能不能再活一年？得到模糊的答案后，杨先生在穿上手术服手术前半小时自己决定——不做手术。

　　九十五岁以后，杨先生已经开始频频提及身后事了，同时也时不时说她的“预感”，比如，今年过不去了；还能活半年；我自己有数的，冬天肯定不行了……有点“时刻准备着”的意思。

　　余斌曾回忆，当时杨先生说时语气里没有“不祥”的成分，不悲，不伤，有时还笑嘻嘻的，神情一点不沉重。

　　十多年前，杨先生已经开始了针对记忆衰退的抵抗活动。她在有意识地与遗忘较劲。比如有段时间，每天早上醒来，她便开始回想刚刚做过的梦，打捞梦中的种种细节；默写她背过的一首诗、唱过的一首歌的歌词……她的手边有一块写字板，夹着一叠信纸，想到什么，随手记下，这是她独创的地道的脑力体操。

　　余斌说：“我不知道她的操练效果如何，只知道以她103岁的高龄，仍然可以清楚地记起中学时唱过的一些歌曲，一字不落地把歌词写给我，有时是中文，有时是英文。”

　　她的同辈人在世的已所剩无几，因为长寿，她几乎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已然不待“下回分解”。如果把每个人的人生比作一本书，那么这些书她皆已翻看到最后一页。荣辱浮沉、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在她那里，都已成为有头有尾的故事，有如“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然而在杨先生波澜不惊的叙述的后面，我们或许仍能不期然而然地感受到“命运”二字的分量。

　　2022年10月，杨苡先生103岁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特别致以贺信。信中称，“杨苡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是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是首创‘呼啸山庄’这一译名并使该译本成为经典的重要翻译家，是兼及诗歌、散文、儿童文学创作的勤勉写作者。山河沦落时，杨苡先生不甘安守家庭的庇护，怀着青春的热血投身时代洪流与祖国同命运；家国康宁时，杨苡先生古稀之年以生花妙笔完成《天真与经验之歌》《我赤裸裸地来：罗丹传》等著作的翻译，依然满怀蓬勃意气。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到《红与黑》《呼啸山庄》，杨苡先生与兄长杨宪益、爱人赵瑞蕻共同推动中文与世界对话，使文学经典如种子般在不同文明土壤里生根开花，成就了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一个奇迹”。

　　李舒说：“刚刚得知，103岁的杨苡先生还是没能扛过新冠，于今晚永远离开了我们。“wait and hope”是《基督山伯爵》的结尾，是杨先生最喜欢的一句话，也是我的座右铭。《从前的优雅》的23个故事里，杨先生是唯一仍在世的主人公，现在，她也走了。103岁已是高寿，我想，她终于可以重逢大李先生，重逢穆旦、萧珊和王树藏等西南联大的同学们，重逢她最敬重的哥哥杨宪益和姐姐杨敏如。”

　　纪录片《西南联大》《九零后》导演徐蓓曾说：“杨苡先生不是一般的百岁老人。她的家族和师友中，不乏中国近现代史上星光闪耀的人物；她在西南联大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同学们——那些不同信仰、不同家世、不同性情的青春生命，各自有着令人唏嘘的命运——这注定了杨苡先生的口述自传，同时也是过去一百年间的家国史。时代不是她的人生背景，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

　　在南京大学教授余斌看来，“杨先生活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经历了家族的命运起落，有个人生活的波折……她的一生，说平常，也平常。然而正因其平常的一面，也许更能让读者产生共鸣，传递出‘普遍的人生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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