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推荐理由：本书是一本文化散文集。以《汉书》《史记》为基本阅读范畴，以史实及相关史料为基本内容，从中梳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全书约20万字，文章写世态，写人情，指陈弊病，纵论古今，不乏诛心之论，更是有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做底子。作者看重古人的规矩，遵循规矩对照当下文学审美，以此走出百年以来国人于西学的“学徒”心态，寻回文化自信。

　　以前，我读过一些穆涛的散文，也读过他对散文的论述，常感到眼前一亮。这次，有缘得读其全部作品，受到很大震动。这种震动既有关于他这个“人”的，也有关于他的散文的，还有关于他的文学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如将所有这些概括起来，那就是：穆涛不是一般的散文家，也非一般人，而是个得道者。他胸有谋略，运筹帷幄；他心有韬略，内敛沉静；他大道藏身，举重若轻；他看透世界人生，逍遥自适。这与那些随波逐流的散文写作和浑浑噩噩过人生的人大为不同。本文主要谈谈穆涛散文的叙事策略，从中可见其境界、品位、风格、气度。

　　有人将中国传统文化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所谓“小传统”，是指“五四”以来开辟的新文化传统，或曰向西方学习后得来的“现代性”传统。长期以来，对于这两个传统，不论是文学还是文化都处于断裂甚至尴尬状态：既然“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是在批判乃至否定中国古代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求新求变、去老破旧也就势在必行。因此，不管怎么说，“五四”在开辟一个新时代的同时，也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传统断裂了，这在“五四”那代有着深厚国学功底的人身上表现得尚不明显，越到后来这一断裂愈加突出。

　　“五四”那代人仿佛在清醒中又中了魔，他们不遗余力批判和否定中国古代文化传统。鲁迅将中国古代文化比成“吃人的宴席”，陈独秀觉得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释家都应打倒和根除，钱玄同甚至偏激地说中国应废除汉字和换血换种，林语堂则痛骂中华民族是根本败类的民族，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虽有学衡派等的坚决反对和据理力争，但基本是一边倒，即用西方的现代性之刀割断中国传统文化的脐带。乐黛云曾回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她没读过《诗经》，被汤用彤的“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一句考住的窘态。尽管她找的理由是搞现代文学的，老师没教过这课，但汤先生却认为，连《诗经》都没读过，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于是，乐黛云感到非常耻辱，从此发奋背诵《诗经》，并表示：“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根基，就是从汤老的教训开始的。”

　　更年轻的国人、学人、作家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更是忽略，在西方文化的天然优越和先进的预设中，唯“西方是从”和“西方崇拜”的现象非常突出。即使所谓的“寻根文学”也往往不一定寻到真正的“根”，有的还将糟粕当精华。很多历史文化散文往往存在两个不足：一是知识漏洞百出，因此受到多方批评；二是用西方价值观审视和剪裁中国历史。可以说，在“五四”以来的小传统面前，包括散文家在内的不少作家、学者都陷入一种盲目随从状态。他们在文化的意义上缺少谋篇布局，更无理性自觉。在此，穆涛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中唯一的一个‘不自信的一百年’。上一个世纪，军阀们做的恶劣事情以及恶劣结果，已经被认识到了，但文化上酿的一杯杯苦酒还有待于我们自斟自酌。”（《解放思想》）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启蒙逻辑：国家战败是因为军事不如人，军事战败是因为缺乏实业，实业不兴是政治所致，政治腐败是因为制度落后，制度落后的根源在文化的劣根性。于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成为罪魁祸首，被“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挖根掘坟。

　　穆涛首先充分肯定“五四”革命的价值，他在《现代精神与民间立场》一文中说：“‘五四’以其现代精神革掉了封建旧制式的命，拆除了老围墙，前后左右贯通了思路，进而在文心上真的雕了一个龙，而且是飞舞起来的巨龙。”不过，他也指出其局限性，“但从散文角度看，‘五四’另一个‘大成就’正是把散文从正统席位上推了下去。”不过，与许多人不同，穆涛全力探入中国古代散文、文学、文化的历史，特别是对班固《汉书》有专深研讨，发表一系列成果。他在《代价与成本》一文中表示：“强化中国传统元素才显得更为迫切。一个国家的大学，特别是人文学科领域，自身元素不占上风，是让后辈人不幸的大事。”穆涛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态度诚恳坚定，充满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耐心，他像一个痴迷的探险者和寻宝者乐此不疲。

　　首先，在他笔下，中国历史知识如花树一般枝繁叶茂，充满生机活力。在《算缗和告缗》一文中，穆涛讲到汉代的两个经济措施：“算缗是中国历史上农业税之外的首项财产税，为开拓之属。功益处在于不加重农民负担……汉武帝是有作为的皇帝，有作为，就是多做大事情。”“为确保政令畅通，作为配套措施，公元前118年和公元前114年，两度发布‘告缗令’，鼓励百姓检举揭发。”“告缗使民风败恶，倡导诚信反而使诚信沦丧，百姓风行给政府打小报告，做政府的密探。”类似的知识点在穆涛散文中俯拾皆是，如春日之繁花似锦，令人目不暇接。

　　其次，穆涛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根本认识非常透辟，处处是真知灼见，有的还是意义重大的，这在《敬与耻》《正信》《什么样的朴素什么样的爱》《致中和》《敬礼》《清雅》等文中都有较好体现。他这样谈“敬”：“敬有两方面的指向，敬人与敬己。敬己是敬德，是自尊，自重，自爱，是克敬守敬。敬礼不是举举手，摆个姿势，装装样子，而是循规守矩的总称。敬人、敬业、敬天地万物。”“敬是一个人的态度，要有态有度，态是行为状态，度是分寸感。无论对人还是对己，不及和过分都是失败。”（《敬与耻》）他如此论“信”：“正信，是迷信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迷信是忘我地去相信。正信要清醒，要走出迷宫，要找到通往理的大方向。正信，也不是质疑那个层面，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会出大问题的。迷信，再加上一份自信，离正信就不太远了。”“‘信得过’这个词指的是上一个台阶，仅仅觉悟了还不够，还要有超越，要跨过去。”“信见，是正信之后的所见。以信见指导所为，才会积好一点的功德。”“义的主航道不在生活的表层，有点类似隧道，也不是通途，需要勘探，需要拨开迷雾，有时也需要破冰或者凿岩。”（《正信》）他偏爱清正之气，认为“养正气或浩然正气，仅靠宽胃是不够的”“养出大气需要磨砺”“写文章写出正气是更难得的。一篇文章里，如果洋溢出了清正之气，就入了文学的境界”。（《气》）他还这样解“爱”：“爱的实质，是对自己的制约。”“博爱不是贪，是对自己多加约束，要更多地担当责任和义务。要特别留心爱自由这句话，自由不是放纵，自由的上限不是由自己，公众的利害要放在首位。”（《什么样的朴素什么样的爱》）所有这些对于中国现代新文学和新文化的价值观无疑具有纠偏作用，因为它过于强调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在爱情与欲望方面泛滥成灾。

　　再次，用心感悟的智慧在穆涛散文中并不少见。这是一个理性和智力往往达不到的地方，是一种醍醐灌顶和豁然开朗的通透清明境界。在《黄帝的三十年之悟》一文中，穆涛说：“灰色是不动声色，包罗万象。黑和白掺和在一起是灰，红黄蓝掺和在一起还是灰。颜色越杂，灰得越沉。物质，当然还有思想，充分燃烧之后是灰的。天破晓，地之初是灰的。天苍苍，野茫茫，苍和茫都闪烁着灰的光质。在希望和失望的交叉地带上，是一览无余的灰色。一个人，灰什么都行，心万万不能灰的，心要透亮，不能杂芜。”他还说：“中国人真正相信的东西其实不多，但黄帝，是骨子里自发的迷信，着迷般的坚信。无论海内的，还是海外的，只要是华人都自傲为他的子孙，附庸其后。”这样的表述充满“悟力”，是从数千年历史文化中感受到的心语。“灰什么都行，心万万不能灰的”这句话，像智慧的“心灯”一样将暗夜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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