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金融巨子卞白眉，对天津金融事业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曾做出卓著贡献。继张绍祖先生介绍过卞白眉作为中国银行筹建人之一，在中行设立之初曾愤然辞职的历史往事后，刘慎五先生和张绍祖先生再补充介绍一下卞白眉在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和拓展外汇业务，以及在抗战期间如何抵制日寇对民族金融业的侵蚀等内容，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这位魂牵家国的金融家。

　　当年，我在解放路这条街的外贸企业工作的时候，中资开办的银行从北向南数，有新华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河北省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等，共七家。其中，只有中国银行 一家经营外汇业务，其他都被外资银行垄断了。中国银行的外汇业务就是由卞白眉任职期间创办的。

　　天津自开埠以来，对外贸易一直控制在外商洋行手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洋行的业务中断，中国对外贸易这才兴起。当时天津华商贸易行有：利济公司、华昌贸易行、兴隆洋行、华孚贸易行、德记贸易行、协和贸易公司，以及犹太人和白俄经营的紫东洋行、远东公司等等。卞白眉为了扶持华商对外贸易的开展，于1933年在天津中国银行开办外汇业务，聘用留美归国的林凤苞主持这个工作。同时，政府对我国留学生在外津贴的事儿，也都委托中国银行办理。

　　图 位于天津解放北路营口道路口的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现为中行文博馆天津分馆。

　　为了开办外汇业务，天津中国银行除了自筹外币外，曾向上海分行借用美金25万元。同时通过随市购买朝鲜银行发行的钞票，汇交日本代理银行变成日元，再用日元兑换英镑、美金、法郎，并从中收取兑换差价。开办初期，国外的代理行有美国的纽约欧文信托公司，英国的米兰银行。

　　为了扩大出口货源，扶持内地土特产外运，卞白眉曾拨专款一百万元，作为内地押汇业务。并在华北各个省、区分支行设立仓库，使各地客商便于就地办理抵押贷款、押汇贷款、打包贷款、出口押汇贷款等业务。各贸易商利用中国银行各个环节的贷款办法，十分方便。中国银行则既有物资保证，又能够加速资金周转，按期回收；而且押款利息、货栈栈租、代理保险结算等都可有不少收入，吸进了大量银行存款，放款、内汇、外汇的业务与日俱增。

　　当时，卞白眉指示中国银行办理外汇业务，一定要做到：收支平衡，不亏不长。比如说，当天外汇进出发生差额，致使帐面不能平衡，那就以外汇折成黄金，委托东街钱庄，也就是东门外、宫南、宫北一带的钱庄买进黄金，以抵补当天外汇的缺额。

　　棉纱布行业是天津重点商业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货源短缺，外汇下跌，国内市场价格上升，经营棉纱布业的都得到厚利。战前纱布年进口额在两千万两以上，有存货的人都成了巨富，比如隆聚、隆顺、敦庆隆、瑞兴益、同义兴等等，这些商号的股东有孙、胡、金、潘、卞、范、纪、乔这八姓，他们都因暴富而被称为“新八大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镑汇价猛涨，进口棉纱布折合银两计算，成本要比原订货高，再加上国内军阀混战，销路不畅。所以说，凡是订有进口棉纱布的商号，全都受损失。按当时汇价折算，天津棉纱布商亏欠洋行贷款约一百多万两，外商银行、洋行希望中国银行出头协助，棉纱布业也委托隆顺纱布庄资东卞俶成恳托卞白眉帮助渡过难关。卞白眉在各方力量推动下，于1921年2月28日找到了汇丰银行经理安德森、麦加利银行经理曼因，商量解决办法。结果就是，由天津棉纱布商共同筹集白银70万两，其中一笔50万两按月息2分存入中国银行，定期20年，后10年无息；另一笔20万两，定期20年，后8年无息；月息也是2分。棉纱布商号欠洋行的贷款，由中国银行负责以利息分期偿还。各方对这个方案也都认可，就签订了偿还合同。至此，一场哄动津市的棉纱布业亏损事件，得以圆满解决。

　　图 天津中国银行拟定的《挽救华北纱业计划书》。该计划指出了挽救华北纱业的必要性及方法途径，得到总管理处的全力支持（来源：中国银行文博馆天津分馆）

　　三十年代初期，华北地区连年天灾人祸，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农业生产亟待救济。当时金城、大陆等银行支持华北棉产改进委员会，在华北棉产区组织农村生产合作社，发放农业贷款。卞白眉自1934年起，在天津中国银行也开办农业贷款，指定副经理束云章负责（“三津文化”已推送彭锦先生讲述束云章的文章——津中里旁老冰场   里中名人束云章——点击蓝色标题，即可跳转阅读），聘用留美归国的三位农业专家，成立了工作组，分赴河北、河南、陕西三省产棉区考察。同时招考了一批大学生和高中生，委托华洋义赈会培训后，担任各县的农贷发放工作。河北省有保定、石家庄、正定、邯郸等二十个县；河南省有郑州、安阳、灵宝、许昌等十二个县。发放的农贷以购买牲畜、农具、化肥、优种和小型水利设施为限。贷款多则几万元，少则几千元，以土地为抵押，一般为月息八厘，秋收后还款。同时引进国外良种猪和鸡，供农民饲养，增加了农民的副业收入。

　　图 天津中国银行副经理束士方就农业放款工作事致农放指导员的信（来源：中国银行文博馆天津分馆）

　　副教授，1941年生，山西平定人，毕业于天津师范学校。任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退休），曾兼任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天津市河西区政协文化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教育学会理事等职。长期从事天津地方史研究，重点研究教育史、电影史、名人名楼。

　　民国时期的天津中国银行和今天的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可不一样，从1924年起，天津中国银行成为华北地区的管辖行，统管北京、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察哈尔、绥远以及天津市，共六省二市。卞白眉自1918年主持天津分行工作以来，本着民族大节，按照银行的常规，周旋在政客军阀、洋人豪强、敌特伪奸之间，殚精竭虑，历经沧桑，创下了骄人的业绩。

　　图 1924年，中国银行实行区域管辖制，天津成为华北地区管辖行，红线区域内均属于天津行管辖，是中国银行系统内管辖范围最广的分行（来源：中国银行文博馆天津分馆）

　　上次我们提到了，1916年中、交两行曾停止兑现，这个“停兑令”事件使中国银行的信誉受到影响。卞白眉主持天津中国银行后，首先做好发行准备，坚持十足兑现，来恢复银行的信誉。

　　1921年11月15号，北京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突然又发生挤兑风潮。原因是当年北洋政府两次借垫警饷480万元，公债基金又借垫700万元，以及原来的不兑现钞券调换的存单陆续到期。北京那边的消息传来，天津中国银行也发生挤兑风潮。北京是15号出的事，16号天津中国银行的客户就开始提款和柜台兑现，这一天就达到160多万现洋。所以，不得不从17号起，限制每人只能兑换10块钱。卞白眉立即采取应急措施：通知各代理发行银行补足六成现金准备；商请上海分行运过来现洋150万元；然后又和三津磨房公会商量好了，你们预存过来现洋5万元，并通知全市1300多家米面铺，收到中国银行钞券，保证兑现。同时，由银行公会给北洋政府国务院发电报，饬令天津海关照收中、交两行钞券，海关税务司并也将六厘公债基金提前拨过来备用；又催收盐余款10多万。这样，到20号，就平息了这波挤兑风潮，到12月1号又取消了限额兑换的规定。一场10多天的兑现风潮就这样平息了。从中能看出卞白眉的处事能力。

　　图 为平息挤兑风潮，天津中国银行与三津磨坊公会发布的保证兑现的公告（来源：中国银行文博馆天津分馆）

　　银行最害怕的就是挤兑风潮，到了1935年春，平津两行又一次发生挤兑风潮。主要是由于美国再次提高白银价格，使天津外商银行和当时日、法租界内的很多家图谋暴利的钱庄，不断私运现洋出关。又加上日本侵略者为搞垮华北地区民族工商业，扰乱金融，唆使日本浪人和朝鲜人一面武装走私，一面以走私所得钞券兑换现洋。当时在北平天津拥向中国银行挤兑的人，主要是日本人、朝鲜人以及少数的白俄。天津中国银行在春节后开市4天之中，就兑付现洋30多万元。

　　当时平津当局对此都极为重视，曾提出制定兑现登记办法和派警员到现场监督。北平市长袁良甚至请派日本宪兵到现场，以免影响社会治安和引起外交纠纷。卞白眉对此极力反对，他明白这次挤兑风潮是由日本特务机关背后操纵造成的，作为银行，只有充实储备实力，才能抵御外来的压力。所以，除了向总行申报备足现洋外，又通令华北各地分支行，大量吸收现洋存款，源源运到北平天津，增加了库存实力，抵挡了兑现压力。与此同时，又通过当局与日本方面交涉，限制对朝鲜人兑现。双管齐下，终于平息了平津两市的又一次挤兑风潮。

　　1937年7月，日军占领天津后，伪币还没有发行，而日军急需法币抢购物资。于是日方指使前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曹汝霖传话，希望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共同向日本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透支300万元法币。卞白眉认为银行之间少数周转，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所以就答应可以透支20万元。但是日本侵华商社——兴中公司负责人十河却致函银行公会和伪河北省银行，20万不行，一定要300万。卞白眉于是就亲自到十河的住宅说明，筹集这么大笔的法币确实有困难。这个日本人十河就吓唬卞白眉，卞白眉也没搭理他，结果不欢而散。

　　图 中、交两行留守人员向卞白眉、徐柏园请示保全库存白银办法的电报（来源：中国银行文博馆天津分馆）

　　当年8月30日，日方又打算以金票300万元调换法币300万元，并要求中国银行将所换金票存入库中，不能动用。这时候曹汝霖又出面劝卞白眉，要不就答应日方的要求吧。卞白眉当即表示：若此迁就，中、交两行是否能维持下去，也成问题，他再次拒绝日本的调换要求。

　　到9月19日，日方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又令曹汝霖找到卞白眉，打算由河北省银行加发钞票，然后以金票兑换法币。卞白眉立即郑重告知曹汝霖，这个办法，问题更多，又拒绝了。

　　1937年12月，伪政权决定成立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先由曹汝霖出面约请中国、交通两行和“北四行”负责人征询意见。后来王克敏又于12月16日亲临天津和卞白眉商量成立联合准备银行的事。当时，卞白眉明确表示：（1）不加入股本；（2）不能截止发行日和发行额；（3）不能交出全部准备金。

　　12月23日，伪政权在北平外交部大楼召集各银行负责人开会，责令各行认交联合准备银行股金。当即决定中国银行为450万元，交通银行350万元，“北四行”和河北省银行各为80万元，冀东银行50万元，一共是1250万元，当场强令各行负责人签字认股，双方僵持不下，最后由王克敏出面，授意卞白眉写上“尽量筹集”。卞白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签写：“卞白眉尽量筹集”，他把自己的名字加在前边，就表示这是他个人，而不是代表中国银行。王克敏又强行规定各行股款必须于1938年2月1日交齐。

　　卞白眉于签字后心情十分沉重，在日记中写道：“从前之我，已于今日死，此后仅行尸走肉，活死人耳！”

　　1938年1月，中国银行总行通知卞白眉去香港开会。几经周折后，卞白眉在2月10日离津赴港。到香港后，成立天津中国银行驻香港办事处，仍然遥领天津分行，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期间，他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总行发行集中委员会主任委员，代理总稽核，1943年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1949年总行解散后退休。1951年迁居美国。1968年在美国病逝，享年84岁。

　　图 卞白眉就应对日方金融威胁等事复林凤苞的信（来源：中国银行文博馆天津分馆）

　　卞白眉曾长期任天津银行公会会长、天津市商会执委、常委。他与中外各界人士广泛交往，热心教育，他曾任南开大学、新学书院、耀华中学、中西女中、汇文中学的董事或董事长，他是英租界华人董事，经常参加扶轮社、甲戌社办的公益活动，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卞白眉是一位德高望重，并很有影响的银行家，他的一生对国家尤其是天津金融事业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卞家世传《诉衷情》的词，其中说“当年万里求兴国，金融绘神州。民族风骨犹存，横眉向敌寇；邦不强，鬓已秋，志末酬。此身难料，魂牵家国，客老异洲。”可以说，这是对卞白眉一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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