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天津，得名于明成祖朱棣，意为“天子渡津之地”，旧时又称天津卫。常言有云，“中国近代百年看天津”。民国时期，南有上海滩，北有天津卫，这两座城市是近代中国繁华之所在，其中天津卫在近代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许多风云人物在此处发迹或归隐，很多重大事件在这里发生影响着历史进程。

　　去年，中国网政协频道、议库项目联合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推出品牌栏目《中国近代百年看天津》，讲述这片土地的荣华和沧桑，受到了广大政协委员和网友的热烈欢迎。今年，我们将在该栏目继续推出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本文为本栏目第八期，选自刘民山《李大钊与天津》。文章原载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

　　中国马列主义的先驱者，中国的主要创建人李大钊同志，于1927年4月在北京英勇就义，至今已经60周年（编者注：文章写作时为1987年）。重温烈土一生的光辉历程和他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个人认为，从旧民主主义末期开始，至1927年的20年间，天津的主要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建党前后的革命斗争，大都与李大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不少是在他直接、间接的领导或影响下进行的。作者不揣谫陋，拟将李大钊在天津的几个阶段的活动，试作综合探索。引玉之砖，难免舛误，甚望专家，读者，匡我不逮，以资改正。同时，也愿藉此对李大钊同志慷慨就义60周年，表示悼念之情。

　　这一阶段，时间较长，而且重大历史事件层出不穷。复杂错综。他在1908年《登楼杂感》一诗中，曾经自叹；“一事无成嗟半老，沉沉梦里度春秋。”其实，那是他人学第二年时的作品，说明当时他一方面对国事怀着“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坵 ”的悲愤心情，另一方面却又感到无从着手。这种情况，并非悲观消沉，相反正是积极参与救国活动的前奏。随着局势发展的紧迫，他果然加入了现实斗争的行列，参与了不少政治括动。由于他还年青，具有强烈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愿望，所以总在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而没有选定一条路，照直往前走。从1910年末到1913年秋，大约三年时间里，他参加或支持了下列两个方面的活动：

　　1911年前后，清王朝已陷于孤立无援行将崩溃的局面，全国人民纷纷起而反对。 “那时中国北部政治运动的中心，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政法学校为中心。” (《李大钊文集》下卷，698页)“彼时法校学生，可分两派：一为立宪派，一为革命派。”(《直隶法政专门学校十八周年纪念特刊》载《本校纪事》)同学们多数属于立宪，少数属于革命派。当时法政学堂监督(即校长)李榘，就是顺直咨议局的主要议员。教务主任籍中寅，是资政院民选议员，都是立宪派人士。而同盟会、立宪派两栖的王法勤，也是顺直咨议局的主要议员，国会请愿运动的中坚人物。

　　国会请愿运动共有四次(不包括1908年)，以第四次最为激烈。几千人游行去督署静坐示威，通电全国学生罢课，断指，割股、血书誓言等等，法政专门学堂都是走在最前面。“袁世凯在河南即打电报给天津督署，严防某法校，就是本校。可见本校当时很受官府注意，河下驻扎有兵，是监视本校同学的活动。” (《李大钊文集》下卷，700页)

　　李大钊曾参加过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和他一起参加的同学刘寿山①(注：①刘寿山系李大钊法政学校时同学。1917年初，刘寿山等往阿尔泰，大钊曾赋诗赠别， 有“最是多情今夜月，共君犹自出边关”之句。)，曾追忆当时情况，“……天津各校学生均在本堂大讲堂开会，议定办法，推举代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推定白见五(后改名坚武)、李钊(后改名大钊)、胡宪，徐铮、蓝鸿翥等八人为代表。笔者与李青峰等四人为记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一，241页)后来李大钊也参加了第二天的。在直督陈夔龙被迫答应代为上奏、学生返校途中，同学纷纷议论，李大钊表示；陈督如此欣然同意，不会存“好心”，“准备上当吧!”(同上)随后，学校果然被军警封锁。有的记载谓白雅雨事前早已料及，曾说：“与虎谋皮，庸有何济?诸君曷留热血，以供后日用乎?”(《言治》1期：《白烈土雅雨先生传略》)可做参证。这次请愿的领导人温世霖，也被贬逐到新疆，立宪请愿运动被清廷下去，完全失败了。但立宪派的参加者，却大多转向了革命派。

　　随着立宪请愿运动的失败，革命派势力大增。特别是武昌起义后，法政学堂内的革命气氛很浓。 “革命派组织秘密团体，联络各校，凡福建之《民心报》、香港之《中国报》、上海之(克复报》，以及其他各种发展种族革命思想，莫不充量介绍，以冀革命成功。”(《直隶法政专门学校十八周年纪念特刊》)“同学奔走革命的，白雅雨、于永滋往滦州，王德斋往徐州。”(《李大钊文集》下卷，700页)后来滦州起义，白雅雨壮烈牺牲。

　　棱钺在回忆录中谈到：“北方共和会之组织”系“凌钺、王法勒，李大钊、张良坤、汪瀛、胡宪、于树德等密约至日租界荣华里开会”决定的，而白雅雨系后来参加者。还叙述了各人分工，包括女同志的任务，而李大钊却没有任何工作。 (台湾版《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汇编》中《各省起义》下，凌钺著《辛女滦州起义记》)

　　在同一书中还有，吴守正：《滦州起义》、南琴轩：《辛亥滦州起义)和乙巳俱乐部；《辛亥滦州光复概要》等，均列有共和会参加会员，却都没有李大钊。

　　值得重视的是共和会员于树德，当时系法政学堂附中学生后来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由李介绍加入，并一直在李大钊领导下领导革命斗争。在他回忆共和会和回忆李大钊两篇文章中，都不曾谈到李参加过共和会。其次是当时的女共和会员刘清扬，后来接受李大钊影响很深，她多次在回忆录中谈到李大钊同志对她及天津青年的影响，并且回忆过辛亥革命的一段事绩，也同样没有提到李大钊参加共和会及滦州起义的事。

　　滦州起义时，李大钊23岁(毕业前一年)，已比较成熟，在同学牛威望较高。如果他确实参加了斗争，他会勇于承担重任，决不会无所事事，甚至连最密切的一些同志，也记忆不起，看来，这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以查证核实。

　　当然，李大钊对于辛亥革命斗争是支持而且极表关心的。在他当时敬佩的两个人中，一个就是地理老师白雅雨，直到多年以后，他在路过雷庄时，还两次写下自己心中的感受，作为对烈土的怀念。另一个是滦县的蒋大同(字卫平)，李大钊在永平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但蒋大同班次高，比李大钊大7岁，不久转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学习，后在东北参加同盟会。1909年8月，被沙俄军队惨杀于黑龙江上。1911年，李大钊曾作{哭蒋卫平)七律二首，发表在1913年《言治》第四期，诗中有：“半世英灵沉漠北，经年骸骨冷江头”，“万里招魂竟何处，断肠风雨上高楼”以及“我入平山迟一步，君从绝塞未曾回”之句，情深意切，悲怆义愤，悔恨之情溢于言表。其后又作{题蒋卫平遗像)一首，中有“斯人气尚雄，江流自千古……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可见李大钊对烈士的尊崇和敬佩。

　　中国社会党是江亢虎于1911年11月在上海发起和组织的政治团体。江亢虎在1911年环球之游后，想把欧美流行的社会主义，引进中国。但他所引进的社会主义，既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又反对以暗杀暴动为手段，并且承认国家政权，承认剥削制度，因而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杂烩。

　　由于江亢虎制定了张扬煊赫的党纲八条，提出了赞同民主共和，尊重个人，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专征地税，罢免其他捐税……，而且赞成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特别是极力宣扬男女平等，支持妇女参政，而且吸收女党员参加社会党，因此，很富于诱惑和号召力。当时，政党林立，办党入党，争名夺利，蔚成风气，何况社会党 之主张带有很强的新奇，刺激因素，所以党员发展很快。

　　1912年7月，江亢虎与主要党员陈翼龙北上。8月，北京支部成立；陈翼龙当选为主任干事。陈是社会党中最忠实分子，他脚踏实地贯彻社会党的部分主张。如在北京为贫民办起平民学校，不仅免费，而且补助学习用品，另外建立了法律出版社，北京新剧团等。他苦心经营党务，半年时间，就在北方建起了济南、烟台、张家口、太原、奉天，保定、天津等支部。 (《辛亥革命》六，501—502)

　　天津支部的建立，经过许多曲折和斗争。早在1912年初，天津《醒报》总编辑郭究竟，即曾与上海社会党本部联系，征得同意，在天津组织社会党支部。几经申请备案，上海本部亦来函证明，但天津巡警道杨以德，百般刁难，拒绝同意。延至1912年冬，“曹孝先介绍李大钊同志与陈翼龙会面，畅谈终夜，………遂毅然加入本党”(曹绥之、曹嘉荫， {中国社会党兴灭记》手抄稿)。是年年底，陈翼龙及曹嘉荫赴津组织支部，杨以德仍极力阻挠。 “经过种种波折，始获成立。地址在东马路崇仁宫，旋推举李大钊同志……担任总务干事。” ({中国社会党兴灭记})

　　天津支部成立大会日期为1913年2月2日，曾散发传单，内容首先介绍社会党宗旨，“在不妨害国家存在范围内，鼓吹纯粹的共产社会主义。所以谋生产制度之改革，促共和政治之进行也”(《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190页) 其次还介组了社会党在全国发展的情况。

　　天津支部的活动，由于警厅一直未予备案而无法进行。至1913年4月，陈翼龙为此向内务部提交严重抗议，措词颇为激烈，录之如下：“内务部鉴：敝党天津支部，不次为警厅无理之干涉，已屡向贵部抗争。始于本年2月2日正式成立，迄今并无丝毫违法。顷得报告；昨日为该部党员常会，警厅径派游击队到会禁令开会，强迫取消名义，并要拿办该部执事人员。究竟根据何律，而为此无理之闹，诚令人难索解。况复国家多故，内忧外患，执政者方且顾此失彼，何必以此：专制淫威，特为激扬一般安善良民之愤怒。贵部职权所在，为此直呈，迄速即查明，依法布罪，则敝党人尚能关怀大局，不为投鼠忌器之举。如欲将人道、公理、民权、法律一概灭绝，则吾党人皆当处以极刑，即四百兆国民一律坑之，为何不可?且组织津支部者为仆，今欲拿办亦请从速，但不得舍仆而妄拿我党人也。刀俎鼎镬，仆不知惧也。祈速判决，莫作此鬼蜮伎俩，以玩弄我光明磊落、不良不昧之社会党人，是幸。” (原件存第二历史档案馆，转．引自《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

　　袁世凯政府下的内务部、巡警处，当然不会理睬什么人道，公理，民权，仍然加以禁止干涉，直到八月陈翼龙被袁世凯派特务逮捕杀害，中国社会党终于被全部解散。李大钊此时已经毕业，并准备去日本留学。天津社会党支部虽然成立了大约半年，但一直未能展开什么活动，就被袁世凯反动政权所扼杀。

　　综上所述，李大钊在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的两年半中，不仅参与了立宪国会请领，同时也关心支持民主革命斗争，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在袁世凯就任总统后他又参加了中国社会党。这说明他一方面迫切需要找寻真正救国救民的道路，另一方面却又不使自己陷入或者迷信于某一种方式，而是在行动中不断地探索和追求。参加中国社会党，而且被选为天津支部干事。尽管由于反动当局干扰，未能展开活动，但对于李大钊来说，确实是值得重视的一件事。

　　自1912年起，李大钊参加了学校同学组织的“北洋法政学会”，并被选为编辑部长(共二人，另一人为郁嶷)。从此，他在参与政治活动的同时，又以笔作刀枪，投入救国救民的舆论阵地。从现有资料看，他主要参加了两方面活动：

　　一为日本中岛端的《支那分割之命运》，一为帝俄波茨德涅夫的《蒙古与蒙古人》。两书均为他和同学们共同翻译，但他是学会的编辑部长，所以实际上是翻译的主要领导人。两本书都反映了李大钊强烈的爱国反帝思想。

　　《支那分割之命运》一书，系日本侵略分子中岛端所著。书中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对中国肆意歪曲，疯狂侵略的野心。该书出版于1912年10月，出版前之广告宣传，公然说中国：“五亿万人口之民族，乱国欤，亡国欤、统一欤、分割欤?浑浑池沌，漂泊于洪涛巨浸之中者，非今日之支那耶?盖支那者，二十世纪之谜也。能解此谜者，可以霸东亚，可以雄五洲。此书洵为支那民族之三世相，又解谜之良键。凡朝野士夫，苟有雄飞大陆之志者，盍早握此键。”李大钊与学会同学读此书气愤填膺，立即翻译出来，并详加驳议，名为《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于1912年12月出版。其目的在“以为国人当头之棒，警梦之钟，知耻知惧，竞奋图存。”

　　《蒙古及蒙古人》一书的著者为沙俄文学博土波茨德涅夫。他多年居留蒙古，其实际职责为沙俄之“蒙古侦察员”。他在书中介绍“蒙古山川道途之险易，天产物资之情况，生活之状态，社会之组织，政治经济之真象，风俗习惯之由来及其对宗主国之感情，与俄人之关系，纤细靡遗。”其企图很明显，无非为帝俄侵略蒙古，铺平道路。李大钊等对此书并没有采取驳议的手法，而是如实泽来，但在介绍中明确指出：“今者北边告警，风声尤恶，因应乏术，丧败堪虞。势已岌岌矣，人犹懵懵乎?”随后更指出翻译之目的，在于“惩前毖后，穷本溯源……弭祸患于今时，奠国基于后 。”所以在书名前加“蒙古丛书第一种”，是准备继续编辑有关蒙古之书，“以绾北门之钥锁也。”

　　《言治》杂志，于1913年4月创刊，共发行6期，系李大钊与另一编辑部长郁嶷共同主编。 《言治》发刊之目的，从《言抬宣言书》及《言治序》中，可以看出：“固以群居研学为帜志……今日以为是者，明日复有说焉，足以相胜，则今日之说可立废。吾所持论深自信者，他人能举吾失而吾告，则复违而赞同他人之说焉，而无所容于心……但取决于真理，去感情之缚，绝意气之私。”并强调“同人自由研究之所得，为独立之发表”，以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

　　然而实际上，在袁世凯严密控制下的天津，而北洋法政学堂又为其培养官吏之场所，因此作为北洋法政学会的刊物，总不免带有一定的倾向性。所以《言治》尽管有很多文章，痛心国事，抨击军阀政客的祸国殃民罪行，另外也有不少介绍西方资本主义议会、法治等文章，反映了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愿望与要求，但对于当时政局的主要矛盾，比如南北刚刚实现统一，由于袁世凯的操纵，使党派之间攻讦、倾轧，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而袁世凯的收买政客，制造舆论，又使拥护袁记中央统一占领优势地位。《言治》虽然标榜“无所于党”，但却无法摆脱其客观影响。有些文章，明显地站在了拥护中央统一的立场。

　　所以，《言治》杂志，一方面在天津具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其局限性和不足处，也必须加以指出。

　　李大钊在{言治》上发表的论著、杂文、诗歌，共34篇(首)。可以看出，他写作勤奋，精力充沛，而且责任感很强。但在他的论著中，同样存在着上述的缺点。一方面基于爱国爱民之情，痛心国事，激昂慷慨，另一方面却也在有的文章中，不自觉地支持维护袁记中央政权。例如在《言治》三期刊登的《论民权之旁落》，其中就有“所望仁人君子，奋共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民力自厚，枉自归焉。不劳尔辈先觉君子，拔剑击柱，为吾民争权于今日。不此之图，纵百喙以夸功于吾民之前，吾民不尔感也。”（《李大钊全集》上卷，40页)很明显，指责的矛头，是对着当时反袁世凯的议员而发的。

　　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李大钊后来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分析过当时的情况，指出民初之际，人们苦于战乱，渴望安定，要求统一，而且希望有“非常人物，出而任非常之事”。由于袁世凯善于玩弄权术，重金收买，制造舆沦，因而成为“吾民脑中所宿之‘神武’人物”，甚至崇拜之为“吾国之拿破仑也”，“吾国之华盛顿也”。李大钊当时还是未参加实际工作的青年学生，也很难摆脱社会舆论的影响，所以曾为假象所蒙蔽，而寄希望于袁世凯。

　　李大钊在这一时期译著之主要内容及指导思想，表现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祖国的领土主权；反对封建，关心民瘼，抨击戕夺民权，无情揭露军阀政客罪行；憧憬西方的民主法治。

　　他满怀激情，孳孳不懈地探索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他强烈地反帝反侵略和反对封建专制的精神，成为他全部活动和全部著述的思想核心与支柱。他在天津的学生时代，已成长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此段为期四年半左右， 自李大钊赴日留学至《言治》季刊第3期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其间经历了在日留学两年半，反袁斗争，归国前后主编《民彝》、《晨钟报)、《甲寅日刊》，发表《警告全国父老书》、《民彝与政治》，{青春》等著名论著，直至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在这期间，李大钊经历了极其复杂曲折的斗争历程，不仅在知识领域极大的开阔了视野，而且经历了反袁斗争的实践与考验。他的政论文章，在全图范围内起到了推动、鼓舞甚至指导作用。特别在青年中，发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段期间李大钊的活动主要在日本和北京，但他曾来天津两次，作过讲演，天津《大公报》也曾经转载过他的文章。再加上他在北京发表的《青春》等，在天津青年中也是有影响的。

　　1913年冬初，李大钊从天津乘船东渡日本留学。行前，写下了《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七律一首：“班生此去意何从?破碎神州日已曛。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表达了他对祖国动乱的关切和对友人的思念之情。后来在《警告全国父老书》中，他曾追述东渡时在船上的感触：“曩者去国，航海东南，落日狂涛，一碧万顷。过黄海，望三韩故墟，追寻甲午覆师之陈迹，渺不可睹。但闻怒嘲哀咽，海水东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者。”(《李大钊文集)上卷，122页)可见李大钊当年去国时，忧国忧民之心情是相当沉重的。

　　1914年春，他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仍在不断发表文章。8月10日《甲寅》杂志(章土钊在日本创办)第一卷第3期刊登了李大钊的《风俗》和《物价与货币购买力》。9月3日，天津《大公报》转载了《风俗》一文，至9月6日止，连载4矢。《风俗》是李大钊留日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反映了他离开天津十个月左右以后，对国事、对袁世凯的基本态度。文章开始论述了中国从“人欲横于洪流，衣冠沦于禽兽”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心死”，在于“亡群”。而“人心死、“亡群”，则与风俗密切攸关，故“离子人心则无风俗，离于风俗则无群”。然而风俗之好、恶、厚、薄，取决于一群人中之“中枢人物”，所谓“风之以义者，众与之赴义，风之以利者，太与之赴利”。他从而指责袁世凯：“今之观于朝，执政之人，则如何者?政如疾风，民如秋草，上之所好，下必有甚。逞其杀也，盈廷皆争权攘利之桀，承颜尽寡廉鲜耻之客。钩心斗角，诈变机谲。”而且进一步斥责袁世凯“祭祷开淫祀之风，有类好巫；嘉禾赐聚敛之臣，庸知尚俭。”(以上引文，均见《甲寅》1卷3期(风俗》)说明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已经开始了一定的转变。3个月后《中华》杂志，又发表了李大钊的《政治对抗力之养成》，继续提出“希望有力者，自节其无极之势力，容纳于政治正轨内发生之异派势力，幸勿过事摧残，致政治新运，斩断中途也。”(《李大钊文集》上卷，99页)可以看出李大钊对袁世凯滥杀人的残暴行动，是不满的；但他仍从规谏立场，希望袁在“政治正轨”中容纳“异派势力”， “勿过事摧残”。也就是说，他还没有转变到反袁立场上去。直到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出卖国家主权的二十一条，同时帝制活动更加嚣张，李大钊才彻底认清袁的本来面目，从而毅然决然投入了反袁斗争。

　　《中华国际法论》，系日本法学博土今井嘉幸编著。今井氏从1907年至1913年，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执教六年，与李大钊有师生之谊。1913年回国前，一曾在《言治》2期发表《论撤去领事裁判权》一文(黄旭译)，他认为中国应该争取撤去各国领事裁判权，并表示“异日……果终实行”，他将“举杯相庆于故里”。他还在文中希望日本“先他国撤去领事裁判权”。因此，他和法政学堂同学的关系是友好的。

　　今井氏也曾和李大钊等同学谈过：“中国将来必当撤去领事裁判权，诸君研究法学，宜预为之备。吾积稿累案，暇当贡之诸君。” (《李大钊文集》上卷，125页)李大钊去东京后，前往访谒，今井氏已将在津原存积稿，纂辑成《中华国际法论》第1卷，李大钊与同学张润之合作将该书译成中文，李并写了一篇译叙，于1915年4月在东京印行。今井后来在日本与吉野作造等，极力鼓吹平民主义，倡导民权运动，很受日本人民的欢迎。

　　反袁斗争结束后，李大钊至北京，先主编《钟报》，编辑《宪法公言》、 《甲寅日刊》等。在此期间曾来津两次。

　　第一次在1916年12月11日至16日，系来津参加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同学欢迎会，住了6天。(《白坚武日记》第一册)具体活动不详。

　　第二次为1917年6月25日，仍去法政学堂，并访问同学白坚武，还发出一则采访消息，标题为：《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易人)，发表于《甲寅日刊》6月25日。在消息中，他回顾了法政专门学堂的光荣历史，指出：“清季天津学生之与于请开国拿运动，革命运动者，以斯校徒为最激烈。卒以是为官僚所嫉视，屡谋所以破坏而未遂。”但改为“直隶法政专门学校”后，“规模缩小”，不再“与闻外事”，因而校事有所废弛。其后报导了校长继任者为李镜湖，教务主任即其同学白坚武，并对他们寄予期望。可以看出李大钮对母校感情，是很深的。

　　另外，据刘清扬等人回忆，李大钊曾于1917年来津作过讲演，讲演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大亚细亚主义问题，具体时间不清楚。根据当时情况分析， 4月18日，李大钊曾在{甲寅日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另外，7月初，张勋复辟，李大钊奔避上海，下半年不可能来天津，所以讲演的时间，应该就在这次来津。

　　在刘锖扬回忆录中，对“李大钊先生对天津青年的启蒙教育”，作了详细叙述。据她记忆，这次讲演是由天津青年组织的爱国讲演会主办，第一个被邀请的即李大钊。讲演地点在东马路青年会礼堂， “听众拥挤异常，楼上下都无插足之余地”，讲题是，《大亚细亚主义)。李大钊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英美各国企图分割亚洲各国领土，以扩张他们的势力范围，向亚洲落后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以压榨各国人民的利 益。因此，亚洲各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御侮。”他斥责“日本不应该和袁世凯私订灭亡我国的二十一条约，压迫我们中国。这是对亚洲国家的自相残害，是分裂自己的力量，正中欧美各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毒计，对亚洲各国团结御侮是不利的。”

　　“听众对这一番话，表示热烈欢迎，鼓掌声如雷动。”刘清扬最后指出：“天津青年接受李大钊先生的爱国教育最早，印象也是特别深刻的。”(刘清扬： {对李大钊先生的回忆)手稿)

　　这段期间比较短，但对于李大钊来说，却是关键阶段。从1918年7月，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发表，他开始结束了早期十余年彷徨无所适从的心情，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真正出路。在此基础上，他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以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同时开始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并着手筹建中国，使他自己逐渐成为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另一方面，他的重要文章，他的言传身教，传播着新生的、朝气蓬勃的革命思想，在知识界、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不可抗拒的深刻影响。不仅在北京他身边围绕团结着部分先进青年，在天津的影响也越来越扩大。

　　据目前可以肯定的资料，他在这段中，曾两次来天津，作过讲演。还曾参与主持天津觉悟社与中国少年学会等五团体在掏然亭举行的改造联合座谈会。其后又指导建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等。

　　1919年9月21日，李大钊应天津青年进步组织觉悟社邀请来津。当时觉悟社有20个社员，都是大中学生，他们虽然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但思想上单纯幼稚，需要先进科学思想知识的武装。所以，来天津讲演的北京教授，常常受到欢迎，而最受欢迎的就是李大钊。 “使我们感到特别亲切的是，李大钊那种和蔼可亲虚怀若谷的长者风度，在他身上没有半点骄矜之气，讲话时总是用勉励的词句。”(谌小岑， 《李大钊先生与“觉悟社”》)

　　李大钊在同觉悟社社员们的谈话中，对觉悟社的性质表示满意，对于男女联合组织，“打破封建隔阂的团结起来，尤为赞许。”对于出版不定期宣传刊物，给予了很大鼓励。 (参见刘清扬回忆录)他还向社员们讲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使社员们受到很大启发。后来又传阅过他的几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我们是第一次从李大钊的文章中，接触到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通过他同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了关系。”(谌小岑：《五四运动中产生的觉悟社》)

　　此外，李大钊还给青年们作了公开讲演，地点在维斯理堂。内容主要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同时，“也谈到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必须坚持到底。一要不承认一切卖国条约和密约，二要实行民族独立自决，三要打倒卖国贼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人。(王贞儒： 《李大钊同志在天津的两次讲演》)总之，他这次来天津，是在天津第一个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种子。

　　据有关文章记述：“1919年夏，布尔特曼①(注：①布尔特曼后任俄国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主席团成员。)从外国干涉者占领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来到天津，李大钊同他建立了联系。李大钊对俄国布尔什维克联合工人组织工会方面的经验，很感兴趣。在外国干涉的年代里，来到天津的这些布尔什维克党员们，向大学生们介绍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给他们讲述了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原载缪勒：《在革命烈火中》，伊尔库茨克，1957年版。转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 {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6一7期合刊)从时间上看，应该就是这次李大钊来天津。也可能是借讲演机会，来天津和俄国人建立了第一次联系，但仍需要作进一步的查证。

　　1920年1至2月间，陈独秀因在“五四”运动中被捕，被囚禁了3个月，出狱后仍受军警监视。经李大钊安排，亲自护送陈出京。两人乔装打扮，乘骡车来到天津，以后陈独秀独自去上海。

　　李大钊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到旧俄租界会见俄国第三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鲍立维(又译柏烈伟、布鲁威)。据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回忆； “次日晚间，李，姜、山西同志，南开胡维宪同学连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中集会，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载‘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未然，他立刻搭车回京。”

　　以后李大钊在北大接见过苏联使者联共党员荷荷诺夫金，商谈建党问题。不久第三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到北京会见李大钊，都是经过天津的鲍立维介绍的。因此，1920年一、二月间，李大钊来津会见鲍立维，对于中国的创建，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倡议缘起是1920年8月初，觉悟社举行年会，总结一年多来从事救国运动的经验教训，大家感到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团体，但形形色色，思想复杂，需要加以改造，才能团结起来，奔向共同目标。会后，就由社员11人去北京，准备请李大钊召集北京一些团体，进行商谈。由于李大钊谦虚，只提供了可邀请参加会议的4个团体名单，包括曙光社，人道社、青年工读互助团和少年中国学会。

　　1920年8月16日，座谈会在陶然亭举行。参加人数约30余人，由刘清扬主持会议，报告开会宗旨。邓文淑()报告觉悟社一年来组织及活动经过。周恩来对改造联合的意义，作了讲演和说明。

　　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他“提议各团体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各团体间，此后似应有进一步舶联络。” (《少年中国》2卷3期，57至58页)

　　18日，五团体各推代表筹商办法。少年中国学会代表，仍为李大钊等3人。经决议定联合名称为“改造联合”。公推张申府拟订《改造联合宣言》和《约章》。在{宣言}中提出，“我们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同志，认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

　　还进一步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 “要组织起来，去切切实实的做点事。”在《改造联合约章》中更提出了开展宣传事业，社会实际之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以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等具体任务。 (《少年中国》2卷5期，65至66页)

　　实质由李大钊引导，而由觉悟社倡议的五团体改造联合座谈会，促进了京津进步团体的进一步联合。虽然联合是松散的，也没有开展起什么工作，但却扩大了群众团体在社会上的影响。

　　“五四”运动时期，天津有两个进步的青年团体：一个是觉悟社，已如上述；另一个是新生社。新生社较觉悟社稍晚，主要成员为直隶省立一中和直隶省立第一女师的学生。组织者主要为韩麟符和于方舟。觉悟社主要成员，因工作和学习的原因逐渐离开天津，分赴各地或出国，独有于方舟留在天津，继续进行五四运动所未完成的任务。新生社曾编辑出版《新生》杂志，在创刊号上，于方舟发表过反帝反封建的文章。新生社成立后，据说也曾邀请李大钊来津，作过讲演，但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核实。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于方舟和李大钊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他后来也成为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另外《新生)比《觉悟》，更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也和李大钊的影响分不开。

　　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出现在1920年11月，那是在李大钊的领导安排下进行的。参预其事的谌小岑，在(张太雷与天津第一个团小组》中，曾有叙述：“十月初(指1920年)到了北京，请求李大钊先生帮助我到欧洲去勤工俭学。过了几天，李大钊先生派张国焘通知我，要我先去天津找张太雷成立S．Y．(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组织。”

　　到11月中旬，一个星期五，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成立了。成员共?人，除张太雷、谌小岑外，还有胡维宪、吴南如，陶某和京奉铁路局两个职员。这个小组只存在了两个月时间，没有再增新的成员。其主要活动是创刊了以工人阅读为目的的一份小报。小报名称，最初定为《劳报》，每天出四开一小张，由谌小岑和胡维宪负责编辑。报纸虽小，色彩却很鲜明，“成为天津第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以及国内工人运动的报纸”。另外还印行过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劳报》出版不到两星期，就被警察厅以“宣传过激主义”罪名而查封。但报纸却并未停刊，第二天就改名为《来报》，继续发行。《来报》的意思有二：一是从英文Labour一词的译音而来，二是按张太雷的解释：’“意味着抛弃陈旧的过去，’争取崭新的未来”。《来报》出版大约四个星期，至1921年1月初，又被查封。查封后不久，李大钊派张太雷去苏联，团的工作也就暂时停顿。

　　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虽然时间很短，《劳报》、 《来报》总共发刊只有一个半月，但在广大工人中间，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却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这一阶段将近六年时间，是李大钊短暂一生中的高潮时期。由于中国的建立，他担任了北方区委书记的工作。

　　因此，尽管具有了愈来愈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但却面临着北方各省、市广大地区革命斗争实践的考验。从创建党团组织，开展工运、农运、军运，以至复杂错综的统一战线的建立等，在当时军阀割据、国事蜩螗的客观条件下，确实是一场难以想象的艰巨、严峻的理论结合实践的革命斗争。李大钊以卓越的理论水平，机智的斗争策略，善于发动群众，而又缜密入微的工作方法，在短短的6年中，开创了北方地区革命工作的基础，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创造性地结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累累硕果。

　　李大钊立足于北京，而以天津作为最重要的开展革命工作的阵地。其原因不仅因为天津是北京的门户，华北最大的商业都会，而且由于李大钊熟悉天津情况，自“五四”运动以来，又已在广大青年中，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培养和积蓄了比较坚实的革命力量。所以这段期间，关于党的政策的贯彻，群众运动的展开，天津和北京几乎是步调一致的。不少重大事件，都是在李大钊直接、间接的领导下进行的。从天津党团的建立、工人运动的高涨、国共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形成、孙中山北上及国民会议运动，以及“五卅”， “三一八”，收回旅大等群众斗争，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本文不准备逐一涉及具体事实，只想就李大钊来津活动及有直接影响的主要事件，略做叙述：

　　天津党团组织的建立，都是在李大钊的影响和指导之下进行的。所谓影响和领导，除了安排、确定等上下关系之外，还包含着一层天津所特有的重要含义，就是天津党团组织的骨干，大多是五四运动以来，接受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而成长起来的青年，对于李大钊不仅由衷的尊重和敬佩，关系也很密切。如果稍作分析，还可发现天津党团组织，是以新生社、觉悟社留津成员和法政、北洋，高工等校个别成员为基础的。

　　以团组织的建立而论，天津团的建立凡三次，第一次即以张太雷为首的7人小组，已如上述，其中谌小岑，胡维宪，都是觉悟社社员。

　　第二次建立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11人，于树德、李峙山任正副书记。李峙山系觉悟社社员，于树德是北洋法政学堂学生，与李大钊关系至好。他于1917年毕业于法政学堂后，赴日本留学，1921年归国，即在母校任教。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他和安体诚，在法政学堂附近、靠近恒源纱厂的宇纬路，创办了天津工余补习学桉，招收工人和学徒，进行文化补习教育，并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于树德、安体诚都亲自任教，还在校内设立天津工人图书馆，备有不少通俗的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报刊，供工人和失学知识青年借阅。后来还成立“五五书报代卖社”，专门出售革命书刊。团组织建立后，所有成员都参加了工余补习学校的工作。在工徒和知识青年中，很受欢迎，成为党在天津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有力阵地，但仅仅1年，就被反动当局查封。于树德和安体诚先后均经李大钊介绍入党。

　　1922年，经李大钊推举，于树德还以进步团体“新中学会”代表名义，去苏联参加远东民族代表会议， (于树德：《我所知道的李大钊同志》)

　　第三次团组织的建立，扩大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时间为1924年3月9日，与会成员达45人。于方舟被选为委员长，下面设立了6个支部，为加强学习马列主义，团地委还设立了学术讲演会，由后补委员负责。

　　1924年春，中共天津地委正式成立，于方舟任委员长。于方舟当时才24岁，一身兼负着党团地委委员长的工作，责任是相当艰巨的。他一直在李大钊的培养领导之下，起初主持新生社，创办“全带社会主义色彩”的刊物《新生》。他是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又在天津组织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李大钊介绍入党。可以说，他是在李大钊较长时间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坚强的战士。后来，他和李大钊一样，为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天津的革命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国共两党第一次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是李大钊对中国革命作出的杰出贡献。在孙中山的邀请下，李大钊等以员的身份，参加了。天津的员，也相继加入了。1924年1月，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产生了改组后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24人，后补委员17人。其中人共九名；执行委员3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候补委员6人：，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值得住意的是，天津的人占了3个：于树德、于方舟、韩麟符。根据“一大”决定，北京建立执行分部，由李大钊负责，凡被选为中央委员者，得为分部委员，因此，于树德以执行分部委员身份，协助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与发展组织的工作。在天津，则由于方舟、韩麟符、江浩、安幸生等人，负责筹建直隶省党部与天津市党部的工作。天津力量是比较强的，我以为这是与李大钊的周密考虑安排分不开的。也正由于此，天津在群众运动中，才能坚决执行李大钊所坚持的党的革命统一战线，使革命形势发展很快，随着组织的扩大，及团的组织也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第三次北上。在北上宣言中他明确指出，北上目的在于“推倒军阀”，“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特权”，坚决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但当时的中国，处于南北军阀割据状态。北方曹锟、吴佩孚虽倒，段祺瑞、张作霖又粉墨登场。而且军阀与其后台帝国主义紧密勾结，形成顽固的反革命统治。孙中山为革命不怕艰难险阻的精神，确实是值得称颂的。当然，他也清楚，在北京、天津，有以李大钊为首的人所组织的广大群众在作他的后盾。当孙中山途经上海时，帝国主义者公然散布不许他在上海逗留。到达天津时，法国工部局起初不许他通过法租界，后来又不许在法界的国民饭店开欢迎会，经过交涉后可以召开欢迎会但不许作政治性演说。英国工部局则于孙中山到津的第二天，非法搜查设在英租界内的直隶省党部，非法拘捕了负责人韩麟符、于方舟和安幸生。很明显，这是帝国主义对孙中山北上的挑衅行为。

　　另外段祺瑞已在北京就临时执政职，公开宣布尊重不平等条约，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承认，同时还提出召开以军阀、政客、封建余孽为主要成员的“善后会议”，与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相对抗。

　　斗争形势是严重的。但在人，的组织下，40多个团体的代表和2万多群众，在码头上热烈欢迎孙中山的到来。“孙中山万岁!”“国民会议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天津人民献给孙中山一面写着“代表全民众而奋斗”的锦旗，由于方舟起草的欢迎传单写着：“全民众的利益重担，是负在先生双肩。民众生存在死的命运，只有先生能将这个死的命运挽回。”在北洋军阀的老巢天津，能够对孙中山如此热烈的欢迎，能够给孙中山以如此崇高的评价，充分表达了天津人民对孙中山的信赖与支持，也说明天津人民的殷切愿望已经和孙中山北上的目的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由于于方舟等坚决执行李大钊对革命统一战线的安排、部署，所以京津两市的国民会议运动，互相呼应，紧密配合。天津由20余团体参加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都很快组成。领导人员除国货售品所的宋则久，《新民意报》总编辑马千里等，其余如学术讲演会，反帝运动大联盟安幸生、妇女日报社李峙山、明星通讯社谌小岑、直隶省党部于方舟，江著元等，都是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一批革命力量。他们组织宣讲、开会、发表宣言，朝气蓬勃，波澜壮阔，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成为李大钊直接领导下北京国民会议运动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应该说，京津两市国民会议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正是李大钊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结成的硕果。

　　敌人对这一点也很清楚。当时已控制在皖系手里的《大公报》，在孙中山留津养病期间，虽然也报导一些群众活动及当时汪精卫、黄昌觳等人的讲话，但更多的是报导孙科，张继，江伟藩，卢师谛等人的讲话。在江伟藩的长篇谈话中，已公开对参加的人进行攻击。到1月初，《大公报》更连载所谓《中国反青年同志社宣布中国员之罪状书》，极尽诬蔑，谩骂，造谣之能事，并且公然点出李大钊，陈独秀的诸多“罪状”，其中最后一项是“诱陷青年”。这些卑鄙的造谣手段，可以说是从反面提供了一个力证，那就是：李大钊对天津青年的影响和指导作用是深远的，李大钊和天津革命运动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第一次在1923年12月23日至月末，约停留一星期，作过两次讲演，一次在23日，“天津学术讲演会，上星期曾请本校毕业的老前辈，学界革命的急先锋李守常先生，在省议会讲演《历史与人生观》的题目。”(《直隶法政专门学校十八周年纪念特刊》：《十八周年纪念开会辞》)全文已不可见，只留一段转述的内容，录如下：“历史是要前进的。回顾从前，羡慕从前，是无用的。不惟无用，一踌躇、一眷恋，反足耽搁吾们前进的时间，黄金时代总是站在吾们的前面，作吾们引路的一盏明灯，一直照着他奔去。”当时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李秀夫，就在十八周年纪念会指出，这是李守常先生的“历史观”、“人生观”，“吾今取其意作本周年纪念会之开会辞。”可以看出，李大铋这次讲演在天津特别是对法政专门学校的影响。

　　另一次讲演，就在12月30日法政学校的18周年纪念会上。讲题是《十八年来之回顾》，全文保留在纪念特刊上。讲演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回顾国内国外18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另一部分则回顾了18年来法校师生参加政治运动的情况。他以亲历者的身份，扼要叙述了辛亥革命期间，法校内立宪，革命两派的活动情况，可说是很有价值的史料。他还勉励同学：过去只是“本校历史的序文，本校历史的正文在将来。我希望以后的同学齐心努力，给本校历史正文第一页，第一章下第一笔，”“为整顿我们的国家，恢复我们的民族，”“齐心!努力！” (《李大钊文集》下卷，698页)

　　这次讲演是在中国“一大”开幕前夕，一方面说明他对母校的关切，一方面可以设想，他这次来津，会和去参加的天津员于树德、于方舟、韩麟符等交换意见，会进行一些准备工作的。他赶回北京后， 1月4日召开了北京员大会，选举了包括他在内的6名代表，并于5日由北京乘特快车赶赴广州。

　　第二次来天津在1926年3月14日，“赴天津指导该市党的工作。并于本日在天津群众举行的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演说会上发表演说。” (《京报》1926，3，17)天津纪念孙中山的活动，是由天津总工会和天津市党部联合举办的，为期5天。在会上讲演的还右谭平山、于树德，于方舟等，他们分别阐述了孙中山关于国民革命的主张和他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功绩等。李大钊还曾应邀去南开中学作了爱国讲演。

　　这段期间，李大钊的一些讲演稿，发表在天津《新民意报》副刊上，现在发现的有：

　　1．《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刊于1923年1月19日《新民意报》副刊《星火》，原系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讲演。

　　2．《史学与哲学》，刊于1923年4月17日至4月19日《新民意报》副刊《星火》，署名李守常。这是他在上海复旦大学所作的讲演，记录人为黄维荣、温崇信。

　　3．《马克思经济学说》，系李大钊1923年3月所作的讲演，由孙席珍笔记。先发表于《时事新报》附张《上海职工俱乐部特刊》，后转载于《新民意报》副刊《星火》。

　　以上只是知道的直接在天津发表或转载的文章，可看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早已进一步扩展到更为具体的经济学说，经济组织以及唯物史观等方面。他对天津进步青年和知识界的影响，是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的。

　　一．李大钊伟大的一生，是和天津分不开的。在早期的10余年中，前6年在天津读书，既奠定了坚实的学识基础，又参加了政治活动，还主持编译书籍，发刊杂志，发表过很多政论诗文，表达了他热爱祖国、维护民权、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愿望。实际上他已经成为年青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后四年多，他主要在日本和北京，他经历了艰巨复杂的反袁斗争，更大的开阔了知识领域，发表了一批具有高度和广度的理论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反响。他关心天津，关心母校，曾经两次来津，作过公开讲演，受到天津广大青年的欢迎。

　　“五四”运动前后，他作为反帝反封建群众爱国运动的领导者，虽然身在北京，主持着北京运动的开展，但也时刻关心着天津。他来天津公开演讲，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他参加天津进步青年社团的座谈，给予他们诚恳的帮助和指导，天津青年也经常去北京向他请教。因此，在李大钊的周围，已经开始并逐渐团结起一批先进有为的知识青年，成为后来天津革命运动中的骨干力量。

　　北方区委建立后，李大钊以北方党领导人的身份，直接或间接领导着天津的工作。他以北京为中心，而以天津作为开展革命运动的最重要阵地。天津的革命运动，与北京的步调往往是一致的。

　　从1913年4月，李大钊在天津发表的《大哀篇》，到1926年3月，在天津发表的纪念孙中山逝世周年的演讲，清楚地看到李大钊爱国、爱民、反帝，反封的坚强信念，始终不渝。他的一生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伟大功绩，也为天津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李大钊一生，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经历了从旧的社会史观向唯物史观转变的漫长过程。这一转变的分水岭，就是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在此以前，李大钊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还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但他能结合中国反帝、反封的实际，号召群众，奋起努力，反对复古倒退，争取民族自强，因而形成带有辩证法因素的、具有自己特点的进化论史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标志了李大钊向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转化。到1919年4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说明李大钊已全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已经建立和形成了唯物史观，并且开始运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斗争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始运用于中国革命，应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因为这不仅是李大钊社会史观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宇宙观开始变化的里程碑。随着唯物史观的迅速传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由于李大钊对天津的关心，从“五四”运动时期，就在进步青年社团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天津扎根，成长，并逐渐形成一股崭新的、不可战胜的思想动力。马克思主义在天津能够占领阵地，是和李大钊的传播分不开的。

　　三．李大钊对青年的关怀和鼓励，是很突出的， “五四”前后，天津很多进步青年接受了他的启发和熏陶。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且有些成为天津党团的骨干或领导成员，为北方和天津的革命斗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和他们的引路人李大钊同志；都将永远活在天津人民的心中，永远为天津人民所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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