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李大釗，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38年的人生，李大釗在中國革命史上書寫了不朽的篇章，也在後人特別是家鄉人心中樹起了一座精神豐碑。

　　坐落在河北省唐山市樂亭縣城的李大釗紀念館，參觀者絡繹不絕。整個建築由黑、白、灰三種色系組成，古朴莊重典雅。8根功績柱，象征李大釗的豐功偉績；8塊浮雕，展示李大釗的主要革命實踐活動足跡；38級臺階，寓意李大釗走過的38年風雨歷程。

　　李大釗生於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習政治經濟。1913年冬，他東渡日本，考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

　　當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後，他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總會的愛國斗爭，起草的《警告全國父老書》迅速傳遍全國，李大釗也因此成為舉國聞名的愛國志士。

　　1916年李大釗回國後，積極參與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和啟發了李大釗，他先後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章和演說。1919年，他又發表了《新紀元》《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等幾十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10月，在李大釗發起下，北京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代表黨中央指導北方的工作。1926年3月，李大釗領導並親自參加了反對日、英帝國主義和反對軍閥張作霖、吳佩孚的斗爭。在極端危險和困難的情況下，繼續領導黨的北方組織堅持革命斗爭。

　　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勾結帝國主義，闖進蘇聯大使館駐地，逮捕了李大釗等80餘人。李大釗備受酷刑，在監獄中、在法庭上，始終大義凜然、堅貞不屈。同年4月28日，軍閥不顧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和譴責，悍然將李大釗等20位革命者絞殺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內。李大釗第一個走上絞架，從容就義，時年38歲。

　　李大釗故居管理處副主任趙書明，是李大釗夫人趙紉蘭弟弟的孫子。他說，李大釗曾經在北京大學任教，當時收入並不低。但是他生活儉朴，把大部分收入用於黨的事業，或用來幫助同志、救濟貧苦青年，以至於當年北京大學發薪水時不得不預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予他的夫人，以免家中斷炊。

　　趙書明說：“他給後人留下了好家風，我們要乾乾淨淨做事、老老實實做人，把清正的家風發揚光大。”

　　張太雷原名張曾讓，1898年6月生，江蘇武進人。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同年冬轉入天津北洋大學（現天津大學）法科學習。因立志化作“驚雷”，衝散陰霾，改造舊社會，後將名字改為張太雷以銘志。

　　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張太雷積極投身其中，成為天津地區愛國運動的骨乾之一。在運動中，張太雷與景仰已久的李大釗建立了聯系。在李大釗影響下，張太雷開始接觸和信仰馬克思主義，並參加了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協助其開展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工作。1920年10月，張太雷和鄧中夏等一起加入李大釗等在北京發起成立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此後，他與鄧中夏一起積極開展工人運動，到長辛店組建勞動補習學校，培養了北方鐵路工人運動的第一批骨乾。從1921年春開始，張太雷先後赴蘇聯工作、學習，任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中國科書記，並多次陪同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代表會見李大釗、陳獨秀、孫中山等，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4年回國後，張太雷負責團中央工作。1925年1月，他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團中央書記，出席黨的四大並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25年中共兩廣區委改為中共廣東區委，張太雷為區委主要負責人之一。1926年2月至1927年4月，張太雷任廣東區委機關刊物《人民周刊》主編。

　　1927年4月至5月，張太雷出席中共五大，尖銳地批評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為了挽救革命，以張太雷為書記的中共湖北省委於6月初明確提出了武裝農民“上山”和爭取地方武裝等策略和建議。7月中共中央改組，張太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務委員會五名常委之一；八七會議後，他被派往廣東工作，擔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兼廣東省委軍委書記、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兼南方局軍委委員。

　　張太雷一到廣東，立即研究制定廣東全省的暴動計劃，並發起組建了廣州起義指揮機構──革命軍事委員會，擔任委員長。正當准備工作緊張進行時，起義消息泄露。張太雷當機立斷，廣州起義的槍聲於1927年12月11日凌晨提前打響。在張太雷主持下，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並任代理主席、人民海陸軍委員。

　　12月12日，廣州起義的第二天，敵軍攻佔了起義軍的重要陣地，並分兵直撲起義軍總指揮部。張太雷聞訊，立即乘車趕赴前線指揮戰斗。車在行駛中遭到敵人伏擊，張太雷身中三彈倒在插著紅旗的敞篷汽車中，壯烈犧牲。他用自己短短29年的生命歷程踐行了“願化作震碎舊世界驚雷”的錚錚誓言。

　　蔡和森同志1895年3月生於上海，4歲隨母親回到家鄉湖南湘鄉縣（今雙峰縣）。當時中國處於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之下，社會動蕩，人民困苦，政治黑暗。青少年時期，蔡和森同志就樹立了“匡時救民”的遠大抱負，立志改造中國。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時，他與毛澤東同志結為志同道合的摯友，成為湖南先進青年的表率。

　　1918年，蔡和森與毛澤東等同志在長沙共同發起組織了新民學會，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之後，蔡和森同志在留法期間提出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新民學會的活動方針，得到廣泛贊同，產生很大影響。1919年，北京爆發五四愛國運動，在北京籌備旅法勤工儉學的蔡和森同志組織在京的湖南學生，投入了這場反帝反封建運動。

　　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和五四運動推動下，留法勤工儉學形成高潮。1919年年底，蔡和森同志懷著對革命理想的熱烈追求，遠渡重洋赴法勤工儉學。他在法國感受著異國文明的衝擊和思想潮流的激蕩，“猛看猛譯”馬克思主義著作，翻譯《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著作的重要段落，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及各國工人運動，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參與領導勤工儉學學生的正義斗爭，與周恩來、趙世炎等一起籌組中國共產黨旅歐早期組織，成為法國支部的創始人之一。他與陳獨秀和毛澤東同志通信探討建立共產黨的問題，對黨的性質、指導思想等問題提出了正確的主張，成為提出“中國共產黨”名稱的第一人。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正式成立。蔡和森同志雖未參加成立大會，但他對於黨的創建，在思想上、組織上尤其是在建黨理論上作出了重大貢獻。

　　1921年12月，回國不久的蔡和森加入中國共產黨，並留在中央機關從事理論宣傳工作。在黨的二大上，他參與起草大會宣言，並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會後，他根據中央決定，籌備創辦黨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報。《向導》創刊後公開發行，成為當時具有輿論指導地位的黨中央機關報，也成為四億中國同胞思想心靈上的“向導”。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蔡和森展現出卓越的領導群眾斗爭的纔能，並在斗爭中成長為傑出的群眾領袖。蔡和森同志說過，只有書本上學習馬列主義不行，還要有實際行動，在革命斗爭中更能學到馬列主義线年，蔡和森同志赴香港指導廣東革命工作，不幸被捕。在獄中他堅貞不屈，頑強斗爭，直至英勇就義。“匡復有吾在，與人橕巨艱。忠誠印寸心，浩然充兩間”。他用自己年輕的生命，實踐了當年立下的豪邁誓言，為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戰斗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蔡和森作為黨的二屆至六屆的中央委員，五屆、六屆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是黨的早期歷史的參與者和創造者。毛澤東說：“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蔡和森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創始人。他第一個明確提出成立中國共產黨，並率先垂范，為革命嘔心瀝血，英勇奮斗。他像漫漫黑暗中的夜明珠，以自己的智慧、行動，照亮積難深重霧海茫茫的舊中國的星空，找到救國救民的道路。”雙峰縣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蔡和森研究專家羅興湖說，如今，蔡和森紀念館每年接待游客60餘萬人次，接待開展黨性教育和主題黨日活動400多場次。

　　陳潭秋，1896年生，在湖北省黃岡市黃州區陳策樓鎮陳策樓村這個大別山腳下的小山村，他度過了童年、少年。青年時代，他離開家鄉到武漢求學，1916年進入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英語部學習，後與董必武等人籌辦武漢中學，任英文教員。在他們的努力下，這所學校團結了一批進步教員，培養了一批革命青年。

　　1920年秋，陳潭秋和董必武等在武漢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7月出席黨的一大。此後，陳潭秋先後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員、武漢地方執委會委員長、湖北區委組織部主任、江西省委書記、滿洲省委書記、江蘇省委秘書長、福建省委書記、中央政府糧食部部長等職，領導各地的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和兵運工作，為黨的事業四處奔波。

　　紅軍長征後，陳潭秋留中央蘇區堅持游擊戰爭，任中共江西分局組織部部長，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後參加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

　　“我始終是萍蹤浪跡、行止不定的人。”陳潭秋在一封家書中表達了對母親的深深歉意，“老母去世的消息我也早已聽聞反可憐老人去世遲了幾年，如果早幾年免受諸多苦難啊！”

　　“他就是這樣一位與眾不同的英雄人物，心中永遠裝著貧困百姓。雖是書生出身，但依然敢於持槍上火線。”陳潭秋故居紀念館館長丁海舟說，大家看到陳潭秋的照片多是左側臉，因為他的右耳在游擊戰中負傷。

　　1939年9月，陳潭秋奉命回國，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他同新疆軍閥盛世纔進行了靈活巧妙的斗爭。當盛世纔公開走上反蘇道路後，1942年夏，黨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全部撤離。陳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後一批，並表示：“只要還有一個同志，我就不能走。”

　　1942年9月17日，陳潭秋被捕。敵人對他施以酷刑，逼迫他“脫黨”，他拒不屈服。1943年9月27日，陳潭秋被秘密殺害於獄中，時年47歲。

　　陳潭秋同志犧牲的消息一直不為人所知。直到1945年4月，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潭秋還被推選為中央委員。代表們沒想到，陳潭秋早已為革命事業而獻身。

　　作為一名特殊的七大中央委員，陳潭秋雖無緣見證中共七大召開的盛況，沒有看到勝利的曙光，但他的革命精神仍在代代相傳。

　　鄧中夏，1894年10月生，湖南宜章人。1914年考入湖南高等師范學校，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後轉入哲學系學習。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任北京學生聯合會總務乾事，參與火燒趙家樓的行動。1920年3月，在李大釗領導下，鄧中夏、高君宇等人發起組織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10月，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為骨乾，發起組織了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李大釗為書記，鄧中夏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從1920年4月起，鄧中夏長期在北京長辛店從事工人運動，主辦工人勞動補習學校，建立工會，為北方工人運動培養了大批骨乾力量。1922年5月1日，他作為長辛店工人的代表，出席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當選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同年7月，他出席黨的二大，參與二大宣言和黨的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被選為中央委員。不久，他又先後當選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委員長，參與創辦《中國青年》雜志。1923年他受李大釗推薦參加創辦國民黨和共產黨合辦的上海大學，任總務長。1925年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後，任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留在廣州工作，不久參與組織和領導了著名的省港大罷工。

　　在大革命失敗的緊急關頭，他堅決主張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並受中央派遣到九江，與李立三、譚平山、葉挺、聶榮臻等開會，分析形勢，提出建議。隨後，參加黨的八七會議，堅決擁護會議確定的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被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3月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

　　1930年7月，鄧中夏從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中央任命他為中央代表赴湘鄂西根據地，任湘鄂西特委書記、紅二軍團（後改為紅三軍）政委、前敵委員會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與賀龍、周逸群一起領導湘鄂西的武裝斗爭。1932年調回上海堅持秘密斗爭，任全國赤色互濟總會主任兼黨團書記。

　　1933年5月，鄧中夏在上海工作時被捕，隨即被叛徒供出身份。蔣介石聞訊後親自過問，並令立即將鄧中夏押往南京國民黨憲兵司令部監獄。在獄中，鄧中夏以共產黨員的堅定信念和鋼鐵意志，挺住了敵人金錢厚祿的利誘和嚴刑拷打的摧殘。他對獄中地下黨支部負責人說：“請告訴大家，就是把鄧中夏的骨頭燒成灰，鄧中夏還是共產黨員。”

　　1933年9月21日，在南京雨花臺刑場，鄧中夏高呼著“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口號英勇就義，時年39歲。

　　吉鴻昌，1895年生，河南扶溝人。1913年入馮玉祥部。1921年馮部擴編為第十一師，吉鴻昌昇任營長。1925年10月，吉鴻昌昇任綏遠督統署直轄騎兵團團長兼任警務處處長，不久後又被推薦任三十六旅旅長。

　　1926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人劉伯堅等人的幫助下，馮玉祥部在綏遠省五原誓師，響應北伐戰爭，吉鴻昌率三十六旅千裡馳救被圍困數月之久的西安，使西安城轉危為安。

　　1927年三十六旅擴編為十九師，吉鴻昌昇任師長，率部進駐潼關。這一時期，他一方面大力支持共產黨人在部隊開展政治工作，一方面同著名共產黨人劉伯堅、宣俠父、魏野疇等親密往來，向他們請教革命道理。

　　1927年7月蔣、馮徐州會議後，第二集團軍內部進行清黨“送客”，大批共產黨人被“禮送”離隊，而在十九師，吉鴻昌不僅沒有搞“送客”，還暗中保護了一批共產黨員。1931年夏，因特務告發，吉鴻昌的潢川起義計劃夭折。1931年8月，蔣介石解除吉鴻昌的兵權，強令他“出國考察”。

　　吉鴻昌此次出洋，時值“九一八”事變爆發。吉鴻昌環游了歐美等十餘國，沿途向各地僑胞積極宣傳抗日。

　　1932年2月28日，吉鴻昌從國外回到上海。他立即找到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商談抗日救國活動大計。同年秋天，他在北平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2年10月9日，馮玉祥決心與中共合作，共同抗日，吉鴻昌則在天津為抗日武裝發動察哈爾抗戰計劃而四處奔走。他毀家紓難，變賣家產6萬元購買槍械。1933年3月下旬，他按照黨的指示，急赴張家口，協助馮玉祥揭旗抗日。

　　1933年5月26日，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宣告成立，吉鴻昌任第二軍軍長。6月20日，馮玉祥任命吉鴻昌為北路軍前敵總指揮。他率同盟軍主力分3路北進，在一個月內，抗日同盟軍接連收復察北四縣，使日軍遭到“九一八”事變以來的第一次沈重打擊，震動中外。

　　1934年5月，吉鴻昌參與組織了“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選為主任委員。這時吉鴻昌在天津法租界霞飛路40號的家，成了黨組織的地下聯絡站。在樓上一角，他還設立了簡易印刷所，印刷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機關刊物──《民族戰旗》和黨的秘密文件。

　　吉鴻昌的活動引起了敵人的密切注意。蔣介石嚴令北平軍分會不惜一切手段逮捕暗殺吉鴻昌。11月9日晚，吉鴻昌被捕。

　　在國民黨北平軍分會舉行的所謂軍法會審時，他義正詞嚴，變敵人的法庭為講壇，歷數國民黨反動派禍國殃民、殘內媚外的罪惡，莊嚴宣稱：“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能夠為我們黨的主義，為全人類的解放事業而奮斗，這已是我畢生最大光榮。”

　　臨刑前，他以樹枝作筆，以大地為紙，寫下了正氣浩然的就義詩：“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1934年11月24日，吉鴻昌英勇就義，年僅39歲。

　　2009年，吉鴻昌被評選為“100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吉鴻昌的女兒吉瑞芝說：“父親已經離開87年了，但我一直覺得他就在我身邊，他的精神一直激勵著我。父親是我們黨的驕傲，民族的驕傲，他的英雄事跡，已化作不朽的民族精神和不竭的精神財富，他身上體現的崇高精神和浩然正氣，必將激勵一代又一代人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懈努力。”（津雲新聞編輯付勇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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