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1404年12月23日，天津筑城设卫。直到1731年，天津才由“卫”升格为“府”。此后，这一基本区划格局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但就时空天津的角度而言，1860年至1912年这一时期，天津发生了众多大事，显著的地理特征就是外国租界的设立，拓展了旧有的城市空间。而随着北洋新区的崛起，天津开始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蜕变。

　　1860年至1902年，西方列强在与天津老城厢毗邻的海河沿岸陆续开辟了九国租界。天津也成为中国建立租界最多的城市，租界总面积是天津卫城面积的八九倍。这些租界虽地处天津县辖域范围内，但拥有治外法权，不归中国人管理。

　　天津租界的建立大致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三国租界在天津紫竹林地区形成。第二阶段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德租界建立。第三阶段是1900年庚子战争后，俄、比、意、奥四国租界形成。各国租界设立后，又都掀起了扩充租界的狂潮。

　　外国租界在天津的设立，是天津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也带来了天津城市功能上的重要转折，天津从原来的海防前线变成了西方殖民侵略的桥头堡。

　　在地理形态上，天津的城市区域从运河与海河交汇的三岔河口地区沿海河向东南扩展，城市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天津老城对称的、正南正北布局的矩形，变为沿海河蜿蜒展开的带状布局，最明显的就是城市街道大多也顺应这种空间布局发展开来。

　　随着租界码头的兴建，紫竹林港区逐渐取代三岔河口港区，完成了天津港区重心的迁移。

　　租界精良而洋派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了众多中外居民前来落户，成为近代天津城市的新中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重心。20世纪20年代后，天津商业中心转移到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步行街）、法租界劝业场和英租界小白楼一带，标志着天津新的商业中心全面形成。

　　天津外国租界以各式西洋风格建筑为主，其建筑类型之丰富不仅在中国独一无二，在世界范围也极为罕见。成了现今天津的文化名片之一。今天，游人行走其间，恍若穿越到欧洲。租界区的住宅建筑最具代表性的是独立式花园别墅、公寓和里弄式住宅，以今天的“五大道”地区为典型，也是很多历史名人聚集的风貌区域。

　　受租界文化的影响，在非租界区的“华界”，近代天津也建设了大量带有西式元素的建筑。从官府建筑到民居建筑，从学校、文体建筑到工业、商业建筑，都展现了中西文化结合与碰撞的思想，很多颇具匠心且风格独特的精美建筑，有的保留至今。

　　19世纪末的天津三岔河口以北地区即河北地区，依然沟塘遍地、芦苇丛生，只在窑洼、金家窑、锦衣卫桥等地有少数民居群落。清代诗人崔旭在《大悲院》诗中有“欲向窑洼寻故迹，芦花野水四围秋”的诗句，可见附近的自然景观还是很荒凉的，是河北新区开发前的自然地理状况。

　　对比租界，当时没有任何现代化市政设施的老城厢地区形成了鲜明反差。强烈刺激了一批务实派官员开始谋划开拓天津新的发展空间。1902年开始，新上任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率先在天津践行北洋新政，建设河北新区（又称北洋新区）。这是他谋划新型社会空间的重要举措，也为北洋新政提供了地理空间基础，明显有与外国租界抗衡的意图。

　　在袁世凯主持下，北洋新区的规划和建设迅速展开，短短几年，一片完全区别老城厢而又能与租界区媲美的现代城市新街区建成。北洋新区在规划上运用了工业城市的空间视角，使其形成了当时天津文化地理景观最新颖的区域，也是当时天津政治、教育、文化、运输和实业管理的中心，成为天津城市转型的重要标志，直接助推了天津及直隶省的现代化步伐。

　　北洋新区在文化地理上兼取西洋风格和中华传统文化，例如南北向经路用数字排序，主干线称大经路，东西各称一至八经路。东西向为纬路，以天、地、元、黄、宇、宙、日、月、辰、宿、律、吕、调、昆、冈等命名，取自《千字文》中“天地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律吕调阳，玉出昆冈……”等字句。许多里巷的命名，如颐寿里、择仁里、东兴里、元福里、元善里、敏智巷，也多出自《诗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

　　大经路（今中山路）是天津当时最宽的马路，红学家周汝昌回忆：“大经路从金钢桥的南端，一直往北延伸，而且笔直，宽阔平坦，走在这里，总觉得胸怀开拓，步子迈得舒展而健快。这条街，不但中央车道宽阔，两侧人行道也是舒展的，两旁商店、街道，都是小门脸儿，那是宋、辽、金、元时代商店的典型建筑。书店，则是我最常光顾的去处。”

　　大经路两侧承载着许多新文化和新文明，成为当时天津文化格调最时尚的街区，也成为北洋理念的展示平台。大街上坐落着劝业会场、直隶洋务局、天津建造局、直隶学务所、天津高等审判分厅、直隶禁烟局、顺直咨议局、直隶劝业道署、直隶交涉署、教育品陈列所、直隶图书馆等机构，汇聚了北洋军医学堂、北洋工艺学堂、天津女子公学、北洋客籍学堂、北洋高等女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北洋师范学堂、河北第一蒙养院、直隶水产学堂、北洋商业高等学堂，中国地学会等。而后又建立了博物院和美术馆，北洋造币厂、京奉津浦铁路局、达仁堂、中华武士会等也坐落于此。

　　难能可贵的是，北洋新区新文化空间吸引了近代一批接受新思想的精英在此聚集，成为近代新思想和新思潮的起源地与发散地，助推了传统文化的转轨与创新。开放的空间强化了城市的开放与包容的特征，为新式教育在天津首先驻足提供了政治、思想、人才等社会优势，所以当时天津新式教育的发展优于其他开埠早于天津的众多城市。

　　清廷中的洋务派及实力派代表恭亲王奕讠斤：“吾国外事尽萃于天津，外交之利害，全国之安危，而恒于是乎卜之。”“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画经营，尤多发韧于是邦（天津），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举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这都说明天津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交舞台，也是维新图变的前沿之地，是其他省份学习的榜样。

　　1860年外国租界设立的同时，也在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上输入了一些西方文化的要素。特别是从1901年开始到北洋新区建设这段时间，天津的城市管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管理机构和制度。包括司法局，田产局、警察局、税务局、卫生局、公共工程局等，有了道路规划、市政工程、卫生防疫、交通警察等概念。至此，老城厢地区连同大片外国租界区和北洋新区，已经初步形成一个没有“城市”建置的广大城区，为天津“城市时代”的到来完成了充分的空间准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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