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襃，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班固这段话很可以看出当时人物的分野。因为地理环境影响的差异，所以各地人民的风俗习尚也就自然不同。关西人民的勇武有力和邹鲁人士的爱好文学，正是一个显明的对照。这种区别不惟秦汉时候是如此，就是到了汉末三国之间也还没有什么大的变迁。《后汉书·虞诩传》谓：“喭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由虞诩此言，也可看出其流风余韵历久不泯的盛况。

　　我们若由旧史的记载中实际考覈，当可知班氏此言并非过分的夸张。在战国时，诸雄并争，辩士纵横，嬴秦也尝罗致客卿，招纳贤才，所以张仪、甘茂、范雎、李斯一般人皆以白衣干策而取卿相。但是嬴秦所罗致的人物，不过是这班游说之士，用来折冲于樽俎之间，于其立国的精神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实在说来，嬴秦之所以威凌六国，六国之所以畏秦者，并不是这班輶轩的使节，而是其无敌的雄师。这些无敌的雄师，都是选自嬴秦本国的人民，和其所罗致的一般客卿倒没有多大的关系。

　　到了楚汉之际，刘邦、项羽都是由东楚起兵，不用说他们的将士自然也以楚人居多。不过高帝的根据地是在关中，所以得力于秦人的帮助着实不少。《史记·萧相国世家》说：“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尝兴关中卒，辄补缺。”这正是说明高帝的部队实际已变了本质，和他初起兵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垓下之战，项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即以为汉已得楚。由这里也可以看出这时汉军的成分，已经没有多少楚人了。后来高帝大封功臣，以曹参攻城野战的功为多，列置第一，而鄂千秋就以萧何由关中运粮遣兵为功最大，应该在曹参之上，高帝接受他的建议，因以萧何居第一，而抑曹参居第二。这个固然由于萧何的调度得宜，但是关中的粮秣和兵卒在楚汉战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则是无可怀疑的事情。

　　因为高帝起于丰沛，所以一班佐命的功臣，自然以丰沛的人为多，而执兵柄的韩信、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也都是丰沛附近的人物。但是时间稍久，这种趋势也就慢慢消灭。西汉中叶而后，丰沛因为帝乡的关系，容易攀龙附凤，所出的人物仍是很多，而素质的变异，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时丰沛的人物除了一些与帝室有姻娅关系以外，大半竟然是宽衣博带的经生儒者，而攻城野战叱咤风云的勇士不能不称数关西诸郡了。

　　关西人民虽然在材力上压倒关东各地，但在文事方面却不能不低首于关东儒者之前。自嬴秦至于汉初，政府都未积极注意于文事，固不必说了。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进用，崇文学，讲儒术，博士弟子为一般人的进身之阶，而关西的人民在这方面却不大听说。《史》《汉》二书俱有《儒林传》，专记一代经术文学之士，但是关西人民在其中并没有占重要的位置。这很可以看出秦汉之世关西一般人的习尚。关西人在西汉时虽也曾登庸卿相，如武帝时的公孙贺、李蔡等，然而其所恃以进身的却是汗马的功劳，而不是尊前的对策。

　　东汉时这种差别慢慢减少，最著名的凉州三明（安定皇甫规字威明，敦煌张奂字然明，武威段颎字纪明），皆为一时名将，边庭重镇，但于材力之外，也都兼崇儒术。虽然仍是赳赳武夫，而勇武之中也还彬彬有礼。《后汉书·皇甫规传》言：“（规）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所著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凡二十七篇。”又《张奂传》言：“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段颎传》亦言：“颎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初举孝廉。”我们若不读其全传，究其身世，仅就这几段记载来看，谁能说明他们不像邹鲁的儒士，又谁能想象他们是曾经威震边庭、羌胡畏服的名将？

　　经过武帝和董仲舒、公孙弘一班人对于儒术的提倡，东汉一代明章二帝也都注意这方面，所以儒学大昌，关西受其影响，风气也有点转变。上面所说的凉州三明皆以一时名将，而授徒著作，堪为这时期的代表。然风流未泯，尚武的精神固仍保存而不失。譬如扶风马融，亦为一代鸿儒，名重关西，卢植、郑玄皆出其门下，但其请缨征羌的勇气，虽千百年后，仍能令人景慕不置。《后汉书》融本传载其请缨的端末说：“（融）转武都太守。时西羌反叛，征西将军马贤与护羌校尉胡畴征之，而稽久不进。融知其将败，上疏乞自效，曰：‘今杂种诸羌转相钞盗，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党，而马贤等处处留滞。羌胡百里望尘，千里听声，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后，则必侵寇三辅，为民大害。臣愿请贤所不可用关东兵五千，裁假部队之号，尽力率厉，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虽然当时政府没有允许他的请求，而这种武勇的精神不能不令人佩服，这绝不是普通人所想象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所可比拟的。

　　上面所举的不过是几个特殊的例子，由这几个特殊的例子很可看出一般的情形。实在地说来，秦汉时代关西关东的人民在素质上多少有点差异，尤其是边郡的人民更为显著。两汉对徙民实边的政策看得特别重要，实边的事实更是史不绝书。实边的人民虽然也和边地人民一样，染到尚武的风气，但初至边地，往往会受到边民的欺凌，这其中自然免不了主客不和的关系，而实边的人民体质荏弱，恐怕要占最大的原因。《后汉书·贾复传》载：“建初中（贾宗）为朔方太守，旧内郡徙人在边者，率多贫弱，为居人所仆役，不得为吏。”这正是关西人民和关东人民差别的地方。

　　至于关西人民所以崇尚武勇力的原故，班固在《赵充国辛庆忌传》中已经指出一点。在《汉书·地理志》中，班氏更作详细的说明。他说：“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及《车辚》《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谊则为乱，小人有勇而亡谊则为盗。’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无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班氏此言乃就地理环境的影响，说明关西人民之所以崇力是由于地邻边庭、接近羌胡的原故。固然，羌胡的骚扰使关西人民不能不请求防御的方略，因而养成崇力的习俗。但是，当时政府的提倡和社会的鼓励，却也相当重要，而不容轻易忽略的。

　　说到政府对于尚武精神的提倡，最早当然要数及秦孝公。本来嬴秦的立国，原是僻居西陲一隅，其初因为国小地僻，而为中原诸侯所轻视。缪公虽尝称霸，然其威力仅及于西戎，东则为晋所阻，不能一出函谷关。及孝公即位，颇思振作，乃任商鞅为相，风俗因之大变。秦人的勇武好战，孝公和商鞅的力量最多。《史记·秦本纪》言：“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商君传》亦言：“定变法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秦国本来远处西陲，与戎狄相邻，其习俗素喜勇武，更加上孝公商鞅的一再提倡，“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所以风俗的变化，是当然的事情。商鞅在鼓励秦人尚武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设施，他设法招徕三晋之民使代秦人耕作，好让秦人专心出去作战。《商君书·徕民篇》中言：“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故三世战胜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事本，兵虽百宿于外，竟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今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而秦得之以为粟，此反行两登之计也。”秦国得到这样的调整根本没有后顾之忧，秦人也得一心一意去从事战争，诚如商鞅所说“春围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陈其宝，以大武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秦兵愈战愈精，而六国应敌不暇，无由再从容去耕作了。自此以后，一般人对于秦军的勇武，都另眼相看，尤其是那些纵横辩士，更是称道不置。《战国策·秦策三》载范雎说秦昭王之言曰：“大王之国，……战车千乘，奋击百万，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韩策一》又载张仪说韩王之言曰：“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挚（《史记·张仪传》作虎贲）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辩士的言辞虽然免不了夸大的成分和恭维的气息，但他们所称道秦卒的壮勇，却有几分的真实性，因为秦兵历次东征的结果，证明这些话并非完全靠不住的。

　　嬴秦的兵制我们已经不大知道。汉代的士卒则多用关西的人民，这对于关西人民尚武的精神，实予以莫大的鼓励。汉初兵制，大约有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几类，皆选郡国人民有材力者充之。楼船士多在江淮之南，为汉代的水军。水军在汉代效用极少，仅在对南粤朝鲜等处用兵时征发过，其他几乎不再听闻。轻车骑士大抵都是关西人民，而材官则多半是选自中原人民。《汉书·高帝纪》：“（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乃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军霸上。”《武帝纪》：“（元鼎）六年冬，十月，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人，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宣帝纪》：“（神爵元年）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由这几篇帝纪中可以看出骑士与材官在征发地域上的分别。西汉时，骑士颇为一般人所重视，社会地位也相当之高，虽封疆大吏对于他们也不得轻易奈何。《汉书·赵广汉传》：“坐贼杀不辜，鞠狱故不以实，擅斥除骑士乏军兴数罪。……竟坐要斩。”广汉在当时身为京兆尹，京兆尹的位置非常重要，而广汉在西汉一代中也算有数的能吏，为人又是极精明强干，在地方官吏中曾经大露头角，但竟因为斥除骑士的罪名，而受到腰斩的重刑。这虽是广汉本人的不幸，由此也可看出骑士在当时受到的待遇是如何的优渥。至于材官，则没有这样大的福分，得不到这样的青睐。其原因所在，想必是与关西士卒的勇武有关，或者因为材官是步兵，彼此之间遂有轩轾。武帝以后，兵卒的种类增多，有选募的勇敢、犇命、伉健、豪吏、应募、私徒，又有征自罪徒的谴民、恶少、亡命、徒、弛刑、罪人、应募罪人等名称，但是骑士的地位，并没有因之而减低。

　　骑士固是关西人民的进身之阶，而拱卫宫廷的羽林、期门，更是关西壮士发迹之始。羽林、期门的选拔，率由六郡良家子。这里所谓六郡是指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而言。至于良家子的限制，据如淳的注解，谓医士商贾百工之人不得参预其间，其中的分子可说是相当纯粹。若不是这六郡人民特别的勇武，何以会有这样特殊的选拔？在当时由这羽林、期门两部分出来的人才是相当的众多，《汉书·赵充国传》：“充国……陇西上邽人也，后徙金城令居。始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甘延寿传》：“延寿……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投石拔距，绝于等伦，尝超逾羽林亭楼，由是迁为郎，试弁，为期门。以材力爱幸。”《公孙贺传》：“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曰：‘臣本边鄙，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后汉书·董卓传》亦言：“卓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这不过几个显明的例子。两汉数百年间以羽林、期门出身而历高位的，正不知有多少，利禄之薮，难怪要引起一般人的羡慕，因而都往这条路上想办法。武帝提倡儒术，广置博士，打动齐鲁间儒生的利欲之心，研究章句的人，竟成了普遍的风气，但是这种博士的头衔，却打不动关西人民的心理，因为他们另有进身之阶，出头之地，用不着摸索简册、寻章摘句。后来到东汉时，儒风虽然西被，而关西的人民仍然不愿意骤违旧俗，所以尚武的风气并没有因之稍杀。

　　关西为产马之区，也可以间接地助长关西人民的尚武精神。这话看起来很为奇突，实在当时的情形，正是如此。古代战争以车战为主，到了战国，车战已经不能应付敌人，于是骑兵占到重要的位置，尤其是秦汉时常和匈奴西羌战争，骑兵更是重要，没有骑兵简直不能和羌胡对垒。因为这种关系，骑兵在社会上的地位是要比步兵高过许多，上面所提到赵广汉以斥除骑士而获罪，就是一个证明。关西骑士无论在质与量上，皆为全国其他各地所不及，当然也可以归功于关西产马的优良。远在嬴秦之时，关西产马的优良，早已脍炙人口。《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巴、蜀、汉中本是嬴秦的粮食仓库，今以胡貉、代马与此粮食仓库并举，可知其所占地位的重要了。又《韩策一》载张仪说韩王曰：“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其所产的马，素质之佳，于此可见一斑。嬴秦之所以能扫平六国者，固然是仗着他的优越兵力，同时马种的精良，也不能没有关系。到了西汉，对于马的养育，曾经做到最大的努力，李广利的西征大宛，就是因为寻求天马而起。并且又在西边北边诸郡大举养马，一时视为国家的要政。《汉书·百官公卿表》师古注引《汉官仪》说：“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可知汉代对于养马的重视。武帝以后，关西各地盛植苜蓿，也是因为苜蓿为饲马的最好草料。关西诸郡本来是宜于牧畜的，政府养马之外，人民私马的养育也有相当的数目。《汉书·地理志》谓：“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后汉书·邓禹传》亦言：“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这种自然宜于畜牧的环境之下，畜牧事业的发达，是可想象得到的事情。《史记·货殖列传》说：“乌氏倮畜牧，……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这正是北地郡一位养马的大家。而东汉马援也是以在边郡出牧而致富豪。《后汉书》援本传言：“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乃辞（兄）况，欲就边郡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关西养马如此之众多，其人民对于骑射的工夫，当然可以日趋精良，关西骑士的质与量为全国各地所不及，也当然得力于马的力量。我们再由历次征伐匈奴对于马的损失，因而影响到关西骑士的优越的地位，可知马的关系是如何的巨大。《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自大将军围单于之后，十四年而卒。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其损失之大直可惊人，甚至对于整个的国策也发生影响，对于关西骑士的命运，自然也有重大的关系。大概关西的骑士受了这样的打击，其精神稍有降落，到了东汉初年，渔阳、上谷的突骑，竟也有名于时，而关西骑士反没人提起，故《后汉书·吴汉传》就说：“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话虽如此，关西人民尚武的精神究竟浓厚，虽因一时的挫折而有降落的情形，但休养生息，仍然可得到原来的状况，所以，凉州兵的英名，历久不衰，一直到三国初年，凉州兵还是被称为天下的劲旅。

　　诚如班固所言，关西诸郡因为迫近戎狄，所以其俗习修战备。自嬴秦以至汉末，匈奴与西羌始终为西北二大边患，侵扰边塞，抄掠人畜，一直没有止息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关西人民实在得不到休暇的机会。《汉书·贾谊传》所谓：“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恰是一幅绝妙的戍边图。关西人民为了自卫，也是不能不讲求尚武的精神。《李广传》谓广世世受射，这种相习成风的训练，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自秦汉迄今，历时数千年，虽然环境屡易，而西北人民仍然有以勇武闻于世者，这不能不说是受旧俗的影响。班氏所谓歌谣慷慨，风流犹存，其实把这两句话用在今日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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