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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代，晋绥军将领傅作义就以擅守而著称，在与奉军的作战中，傅作义以劣势兵力，于涿州据守三个月，对败退出关的奉系军阀构成了不小的威胁。张家父子如芒在背，调集部队拼命围攻涿州城，仗打到最后，张学良亲临前线指挥，把奉军炮兵都调上去攻城，仍然无济于事，由此可见傅作义军事才能之突出。

　　此后，傅虽然因孤掌难鸣，在停火交涉后主动交出城池，但张学良对他十分器重。到了战争结束，傅作义又几经辗转，在绥远站稳脚跟，同日寇和伪蒙军作战，并赢得了震动华北地区的百灵庙大捷。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山西方面战事吃紧，傅作义率领主力由绥远开赴忻口等处同日军作战，后娘子关一线失守，忻口守军被迫后撤至太原。在日军的尾随跟进压制下，如何保卫太原，拖住日寇，便成为了当务之急。

　　11月4日夜，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匆忙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他要求卫立煌和黄绍竑接受自己提出的“依城野战”的作战方案。但是，阎的这一计划很快招致二人反对，卫立煌等坚持手下部队经过恶战，短时间内无法仓促投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阎锡山见与对方争论无果，竟然暗中命令手下执行，以造成“先斩后奏”的既成事实。

　　卫立煌等当然不会听他的，于是，从忻口撤下的部队大多转向晋南，太原外围的防御部队寥寥无几，成为了一座孤城。而卫立煌与阎锡山二人之间，也由此结下了梁子。

　　阎锡山看到局势危急，他想把主力撤出太原这是非之地，但又不甘心不放一枪一弹就把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山西省会拱手于日军，因此，在他的授意下，以擅守著称的绥远省主席、第7集团军司令、兼35军军长傅作义主动承担起了死守太原的使命。

　　阎锡山以为凭借太原坚城，傅作义手中兵力尚有万余人，足能够抵挡住日寇一时，可是，从11月6日日军板垣师团进攻太原东北角开始，到8日夜晚傅作义率残部突围西渡汾河，太原陷落，竟然只有三天多时间。这不由得让人困惑，为什么擅守的傅作义将军会在太原保卫战中遭遇军事生涯的挫折呢？

　　其实，从后来人的眼光看，我们多少有些低估了傅作义将军守城之难度，因为从当时情况看，太原已经变成了一座孤城。不错，傅作义手中的确还有两个主力旅和两个炮团外加一个炮垒大队的本钱，但是，这些部队刚经历了惨烈的忻口会战，人员编制和武器配备还没有恢复，除此之外，太原城之大，仅靠这些力量来守卫，怎么看都有些吃力。当然了，阎锡山也不是不知道这些，所以又把原先李服膺61军的杨维垣旅和陈庆华的独立第一旅交给傅作义统一调度。但是，傅作义对这些非嫡系部队的内情根本不了解，更不可能轻易把防御重点委托给他们，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是兵家大忌，而傅作义此时正面临着这样一种难处。

　　相比于傅作义方面捉襟见肘的兵力配备，侵华日军的进展速度极快，其中，曾受阻于娘子关的川岸文三郎第20师团，已经于11月4日占领了距离太原城只有二十余里的鸣谦和小店。如果不是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香月清司偏袒板垣征四郎，想用他来主攻太原城，“一雪忻口作战之耻”，太原保卫战的结果将不堪设想。

　　为了表明自己的守城决心，当阎锡山等离开后，傅作义立即下令城内戒严，各城门都用沙袋等堆积封锁住，同时，傅作义判断太原东关和北关可能成为日寇进攻的主要目标，所以把自己的董其武跟孙兰峰两个主力旅调上去布防，而杨维垣旅等非嫡系力量，则被安排到城南和城西进行驻扎，作为战略预备队，以待战事需要再行投入作战。

　　11月6日，日寇占据太原东山，居高临下，以榴弹炮和山炮轰击太原城，城外守军阵地瞬间陷入一片火海，就在守军组织抢救伤员，加固城墙时，日军的航空兵又出动，对城内进行轰炸扫射。显然，日寇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消磨守军意志，好给板垣师团的地面攻势扫清障碍。

　　6日夜，板垣师团陆续开到，并在第二天发动了全面进攻，在炮火的掩护下，一部分日军步兵向城北的兵工厂和城东的黄国梁坟地偷袭，结果，黄国梁坟地守军松懈，被敌人得手，而兵工厂方面因由董其武手下的李思温团守备，工事坚固，官兵多富有战斗经验，所以先后三次挫败了日寇的进犯，为给城内防御保存力量，以免让部下被敌人炮火杀伤，董其武将兵工厂的部队撤入城内，监视敌军动向。

　　眼看第一轮攻势不利，日寇方面先以大部队从太原城东西北三个方向进行迂回包抄，后又集中火力，在太原城东北角打开了一个缺口，原先三丈六尺高的城墙，仅剩下了不到两丈的土坡。

　　在爆炸所产生的烟幕还未完全散去的时候，日军步兵迅速拥入城墙缺口，向守卫城东的孙兰峰旅防御阵地猛扑，一些日军甚至进入城内，和守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面对攻入城中的日军，前线守卫部队连忙阻止敢死队，和敌人围绕房屋展开了激烈的厮杀争夺，同时城楼上的守军也顶住日军狂轰滥炸，竭尽全力驱逐进入城内的敌军。经过半日的激战，城头丢失的阵地被重新夺回，日军插上的膏药旗也被打断，而城楼东北角的小校场炮兵营盘则未成功克复，双方在城东北形成了对峙之势。

　　残酷的战斗，让负责东北角防务的第419团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伤亡了一个营左右的兵力，团长袁庆荣也负了伤。到了夜间，日寇又派出部队来增援已靠近城下的突击力量。此时，城内的日寇间谍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从潜伏已久的小北门天主教堂等处冲出，截杀零散的哨兵，制造恐怖气氛，到了后来，这些埋伏在城内的敌军便衣队甚至向傅作义所在的绥靖公署大院开枪，而守军在反偷袭时，却因不熟悉地形（官兵大多从绥远赶来，原先维持秩序的太原宪兵早跑光了）而屡屡扑空。

　　就这样，城内的守军在抵御城外日军进攻的同时，不得不分出部队来压制城内的敌特破坏活动。

　　此时，傅作义也在为局势的急转直下而感到焦虑，在他的指挥部内，秘书官和一部分亲随早逃之夭夭，留下来的戒严司令、第35军副军长曾延毅对局势不抱期望，只希望自己能赶紧逃出城区，于是，就在傅作义派他去解决城内敌军的时候，他先率领手下前往城南，发现城门封死，曾担心天亮了跑不出去，干脆下马，转由水西关的缺口爬出，曾延毅离开后，负责戒严的副司令马秉仁也趁乱溜之大吉。一部分官兵不明真相，听到别人说“副军长逃走了”，还以为是傅作义自己丢下部队逃走了，官兵士气低迷，人心惶惶。

　　在这样一种恐怖气氛笼罩下，时间到了11月8日，这一天，日军的攻势更加猛烈，双方继续围绕城东和城北的阵地，反复争夺，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的黎城县人4连长张福元，在发觉身边战友纷纷战死后，面对扑上来的敌军，选择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而像张福元这样的中国军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更是数不胜数。他们用自己的牺牲，筑起了新的长城。

　　终于，在守军的顽强阻击下，晋绥军官兵又重新控制了城东，部队此时大多伤亡过半，炮弹也不敷使用，可就在此时，日寇又出动了伞兵，由城内大教场等处降落，同赶来阻击的守军发生了激战。

　　11月8日下午，日寇的攻势更为猛烈，由于兵力有限，孙兰峰等部被迫退出小东门和小北门防线，转向城内，继续与敌人进行巷战。眼看再打下去，太原绥靖公署将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防守指挥官袁庆曾等仗着胆子，向傅作义提出向城南转移，保存骨干，继续抗战。

　　傅作义并非不知道继续坚守将毫无意义，当他得知半个太原城已经陷落敌手后，已经两天多没合过眼的他，终于决定率领司令部的特务连突围。

　　11月8日夜21时，傅作义一行人离开公署，赶到南门，发现狭窄的城门早被逃亡的官兵挤个水泄不通，眼看南边不行，傅作义等又改从城西撤出，在路上他才发现，原先被留作预备队的非嫡系武装，大多不见踪影。

　　出城后，他们向西蹚过冰冷的汾河，转移至西山的山村中，由于黑夜中敌我交战激烈，视线又不好，结果傅作义一趟冲杀下来，身边竟然只剩下了特务连的一个排长。

　　相比于傅作义等人转移至安全地带的命运，不少守军在突围中迷失了方向，竟然闯入了敌军的阵地，结果伤亡惨重，到了最后整顿人马时，孙兰峰的211旅五千多人，只剩下两千左右，其余部队就更是减员严重了。所幸，此后傅作义率领残部回到绥远，在那里养精蓄锐，痛击日寇，一度占领包头，才让低落的士气得以重振。

　　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固然，太原保卫战只坚持了三天，以擅守而闻名的傅作义部因此战遭遇重创，傅本人似乎难辞其咎。但是，阎锡山不顾现实的一意孤行，卫立煌在劝说傅作义撤离未果、独自率军前往晋南的做法，难道就不应该为这场失利承担一定的责任吗？忻口失守后，太原已经无险可守，面对武器装备和人员作战素养远高出中方的敌军，傅作义能够据城三日，而不是过早的离去，已经实属不易。此时若再用他在涿州打防御战的往事来质疑傅作义将军的指挥能力，反显得有些多余了。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晋绥抗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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