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阎宗临，1904年出生，1978年去世，山西五台人。历史学家。1929年入瑞士弗里堡大学学习，1936年获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先后在山西大学、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中山大学等校任教。1950年回山西大学任教。著有《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欧洲文化史论要》《巴斯加尔传》等，主要著述被整理成《阎宗临文集》。

　　我的父亲阎宗临出生于清末，祖祖辈辈都是偏僻小山村的农民。他那一代学者，一般都是出身于书香门第或世家大族，至少是富裕家庭。父亲从山西一个小山村的农民子弟成长为史学大师，经历颇富传奇色彩，在他那个年代，大概绝无仅有。

　　父亲出生的小山村在五台山西麓，有百十户人家。他7岁进了村里的小学，读的是《论语》《孟子》等典籍。父亲在地里干过农活，也背过水，背过煤。艰苦生活的磨炼，培养了他坚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家里的亲戚大多数也很贫穷，只有表兄杨西亭是五台的绅士，家中有些藏书，喜欢读书的父亲，经常跑30多里山路到杨家借书。

　　1918年冬，父亲在本村小学毕业，爷爷打算送他到店铺去当学徒，早点赚钱补贴家用，父亲却坚持要求继续读书。经过一番努力，他的表兄杨西亭答应每年资助20元，爷爷只好在家里不负担读书费用的条件下，同意他继续读书。这一年，父亲14岁，继续读书，是他人生中一个重大选择。

　　1919年春，父亲考入私立川至中学。在这个新式学堂，父亲为了维持学业，不得不在课余为学校做杂工赚钱，如打扫教室，清理环境卫生，或刻写讲义，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尽管生活艰苦，但父亲记性好，悟性高，又刻苦努力，学习成绩很优秀。

　　1924年中学毕业，一直很关心他的乔老师问他的打算，他说想当教师。乔老师建议他去北京报考高等师范，并鼓励他说：“只要你能吃苦，天无绝人之路。”于是，父亲拿着乔老师给的10元钱，离开山西，独自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父亲没有考上北京高等师范，恰好梁漱溟先生在山东曹州办的重华书院招生，父亲去参加入学考试，考了第一名。出乎父亲意料的是：考完试后，梁漱溟亲自到小旅店来看望他这个穷学生，梁漱溟不仅答应免除他的学杂费，而且还负担他的食宿。这无异于雪中送炭，把父亲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在曹州，梁漱溟讲学的内容主要是儒家、佛教哲学，父亲的志趣在文学和历史，对这些内容不感兴趣。父亲想回北京，就把想法跟梁漱溟谈了，梁漱溟深为理解，欣然同意，于是他又从曹州回到北京。父亲和梁漱溟的这段师生缘虽然短暂，仅一个多月，但梁漱溟学问的博大精深，为人的宽厚善良，对学生的爱护支持，在父亲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梁漱溟从此成为他终身敬重的老师。

　　回到北京，10月以后，天气渐渐寒冷，父亲的衣、食、住都成了问题。正在走投无路时，辛亥革命元老景梅九在北京创办的《国风日报》要复刊，《学汇》副刊需要一个校对，可以食宿在报社。经人介绍，景梅九和父亲谈话后，同意让他担任校对。父亲在报社任职，不仅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便于接触文化界人士，对他的一生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

　　在报社，父亲认识了同乡高长虹。高长虹是狂飙社的创建者。这个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文坛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文学社团，宗旨是要做“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的强者，父亲也参加了。狂飙社的成员是一群贫穷而不安于现状的年轻人，他们在文学创作中相互砥砺，有友情，有温暖，这些对当时漂泊在北京的父亲而言，都是极其渴求的。狂飙社的活动，引起鲁迅的重视和支持，高长虹和鲁迅也有密切的交往。父亲对鲁迅很钦佩，于是，高长虹带他去拜会鲁迅，这大概是1925年年初的事。从此，父亲常去鲁迅那里。这在《鲁迅日记》里有记载。

　　有一次，父亲问鲁迅，青年应该读什么书?“问后，他抬起头来，沉默好久，说：‘除线装书和印度书外，都可读。不过在平时，我没有留心过。’”鲁迅要读外国书的主张，对父亲出国勤工俭学是有触动的。父亲后来回忆说：“读洋书成了我青年时代的理想。”

　　父亲之所以能赴法勤工俭学，说来也是机缘巧遇。那时，国风日报社的宿舍新添了一位从上海来的客人。问起来才知道，他是常在《学汇》副刊发表文章的华林，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多年。华林和父亲多次交谈之后，很欣赏他艰苦奋斗、勤奋好学的精神，也很喜欢父亲诚实谦虚、善良平和的个性。当华林问到父亲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打算时，父亲说：“我的愿望还是想考师范大学，将来当一名教师。”华林说：“你既然想继续读书，为什么不到法国勤工俭学呢?”父亲说：“我也想去勤工俭学，可是我不懂法文，不知道怎么办出国手续，到法国后，万一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华林说：“做事情总要冒点险，不过也不要神秘化了。你只要能找到200元钱，就可以去法国了。其他的事，办出国手续，到法国找工作，我都可以替你想办法。”华林对于赴法勤工俭学的路径很熟悉，也有广泛的人际关系，所以作出了这样的承诺。可是，对于像父亲这样的穷青年来说，200元无疑是一笔巨款，怎么能筹到呢?朋友建议父亲找景梅九想办法，因为景梅九非常爱护青年。恰好华林和景梅九很熟，就主动与景梅九联系，恳请他予以帮助。父亲出国的经费就由景梅九解决了。

　　在华林的大力帮助和精心安排下，父亲赴法勤工俭学终于成行。他先从北京到天津，然后乘船到上海。1925年12月5日，父亲乘坐法国船“安德烈洛奔号”四等舱，走出国门，于1926年1月8日到达法国马赛，又从马赛乘火车到巴黎。

　　父亲在欧洲生活了13年，前4年是打工赚钱，后9年是在瑞士弗里堡大学从本科一直读到取得博士学位。

　　父亲打工的4年，开始的一年多，主要是在一个化工厂做杂工，清洁工、搬运工、油漆工都做过，后来转到里昂杜比兹人造丝工厂实验室做清洁工。由于他工作勤奋，善于学习，掌握了实验技巧，为总工程师莱旦所赏识，提升他为助理员。当莱旦知道父亲打工存钱不是为安家，而是为进大学读书，深为这个刻苦求学的年轻人感动。经莱旦的联系安排，父亲进入弗里堡大学文学哲学学院学习，免费住在圣·宇思丹学生公寓里。

　　父亲从1924年中学毕业到进入弗里堡大学，中间隔了5年多，入大学时已经25岁了，实在是不容易。父亲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读书特别刻苦认真，学问日渐增长，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天资聪颖，勤奋刻苦，这是父亲成为弗里堡大学优秀学生的原因，也是他完成从工人向学者优雅转身的原因。

　　父亲在校主要学习欧洲的历史与文化，拉丁文是必修课。拉丁文是“死文字”，深奥难学。父亲经过3年刻苦学习，终于熟练掌握了这种语言，考试得到了“造诣高深”“优秀资格”的评价。拉丁文教授对这位东方学生的成绩感到惊讶，问他：“你从哪里来的这股毅力?”父亲回答说：“我为了了解西方文化的灵魂。”

　　由于从小的愿望是当教师，父亲选修了教育学，因此有机缘认识了教教育学的岱梧教授。1932年父亲通过了教育学的考试，获得了“特优”的好成绩。父亲拉丁文及教育学考试的优异成绩，使岱梧感到震惊，他主动约见父亲，得知他刻苦求学的经历，深为同情和感动。从此，岱梧对他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让他每星期到家里一次，指导他学习，在经济上也给予帮助。父亲为完成硕士、博士论文到意大利、英国、比利时等地查阅资料的费用，都是岱梧资助的。

　　1933年7月，父亲以“特优”的成绩通过了法国文学和古代中世纪史的考试，获得了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学位。此时，恰逢岱梧当选为大学校长。岱梧决定在学校开设中国文化课，聘请父亲讲授，并给他一年的假期，可以回国探亲，还允许他带一个未婚妻回来，给予报销船票。这样，父亲在出国8年后，有了回国的机会。

　　父亲这次东归是当年10月2日到达上海，再到北平。10月下旬，父亲回到阔别10年的家乡看望了时时在念中的慈母。1933年年底，他从山村回到北平。12月，父亲受聘为北平中法大学伏尔泰学院教授，讲授法国文学一个学期。这时父亲刚30岁，正是而立之年。他一生都在高校工作，没有做过助教、讲师、副教授，而是直接成为教授。

　　东归一年中，父亲还有一件大事，就是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母亲梁佩云。母亲是山西清徐人，1909年12月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我的外祖父梁成哲是清朝末年最后一科进士，曾留学日本，擅长诗词书画，是故乡的名人。那段时间，父亲和母亲相遇、相识、相知，于1934年秋天一同返回瑞士。

　　父亲回到弗里堡大学，一边给学生讲中国近代思想史，一边进入弗里堡大学研究院学习，准备博士学位考试和撰写博士论文。

　　按照弗里堡大学的要求，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前，要进行专业知识的考核。父亲完成博士论文后，在1936年7月顺利通过了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专业知识的考核，可以进行论文答辩了。

　　父亲博士论文的题目是《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论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17世纪末18世纪初耶稣会士与中国的关系;第二部分分析杜赫德的著作，主要是《中华帝国志》;第三部分论述以杜赫德的著作为主的耶稣会士的作品对18世纪法国的影响。

　　父亲认为，18世纪被人称之为哲学的世纪，对于欧洲，中国是一线光明。给予近代历史演变重大影响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和推动而发生的。耶稣会士传播的有关中国的资料，使18世纪法国的思想家在抨击宗教、反对专制主义和宣扬宽容的道德时，可以从东方文明中找到适当的论据。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世界近代史上所占的地位。

　　父亲的博士论文，观点新颖，资料翔实，论述清晰，获得参加答辩的教授一致好评。答辩顺利通过，父亲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论文于1937年在瑞士正式出版。

　　难能可贵的是，法国汉学家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2002年出版的力作《请中国作证：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在梳理有关《中华帝国全志》的研究史时，专门提到父亲在瑞士出版的博士论文，并将其作为“当代著作”列于参考书目中，强调父亲的著作引起了作者对其中某些问题的探讨。这表明父亲的博士论文在法国汉学界是受到关注的。

　　在弗里堡大学，父亲和彼时住在瑞士的法国文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有过难得的交往。

　　罗兰由于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对中国很感兴趣，希望弗里堡大学的朋友找一个懂中国文学的行家帮他了解中国。父亲就被推荐去罗兰那里。当知道他曾经与鲁迅有过交往时，罗兰很高兴。在父亲介绍鲁迅的作品时，罗兰会提出问题，而且会从中欧文化差异的角度做进一步解释。对于父亲的工作，罗兰是计时给予报酬的。对父亲而言，罗兰的关爱，起着“家长兼导师”的作用。后来，父亲提出希望翻译一部罗兰的作品。罗兰说：“你帮助我了解阿Q，我帮助你了解米开朗基罗。”罗兰还专门为父亲的中译本写了一篇不长的序言。1936年，父亲完成了《米开朗基罗传》和那篇宝贵的序言的中文翻译。1937年父亲回国时，这些译稿与其他图书资料一同寄往上海，毁于战火。对此，父亲抱憾终生。

　　在弗里堡三年的朝夕相处，父母亲之间有了深刻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1937年7月14日，他们举行了婚礼。婚后，父亲向岱梧谈了回国参加抗战的想法，岱梧从父亲的发展和生活出发，劝他留在瑞士，继续从事刚开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父亲婉言谢绝了岱梧的挽留，他回国的决心已定。我曾问过父亲：“当时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回来?”父亲的回答是一句简单的反问：“国家有难，你能不回来吗?!”这句简单而质朴的反问，饱含着来自传统文化积淀的厚重的爱国情怀。那时，母亲已经在欧洲有名的弗里堡护士学校完成了学业，获得了一等护士文凭。父亲的爱国之情，母亲的深明大义，是多么令人感动。

　　7月25日，父母亲告别弗里堡大学，踏上了回国的行程。他们原计划是先到上海，再转赴北平。7月底，北平沦陷，8月中旬，上海开始了淞沪会战。他们只好改道香港，先期运到上海的行李和图书资料，全都毁于战火之中。

　　9月初，父母亲回到了苦难深重的祖国。父亲首先想到的是回故乡。9月中旬，他回到山西太原，受聘为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不久，由于战事的发展，山西大学停办。父亲应朋友之约，先前往武汉，其后又转往桂林，先后在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任教，并在无锡国专兼职。抗战胜利后，父亲受聘于中山大学，曾任历史系主任及历史研究所所长。1949年，钱穆到广州，邀请他去台湾，他拒绝了。1950年，焦菊隐邀请他到北京师范大学，陆侃如邀请他到山东大学，赵宗复、张友渔邀请他回山西大学，父亲选择了回归故乡，到山西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此后，他曾任副教务长，1973年再任系主任，直至1978年10月逝世。

　　父亲一生都在大学任教，对教师这个职业情有独钟。他以极大的热忱从事教学工作和教学组织工作，尽管他教学经验很丰富，但每次讲课，不论学生多少，总要认真备课，不断补充新的资料和相关研究的进展情况，写成讲稿，再去讲课。他曾告诫一位即将走上讲台的青年教师：“一个教师登讲台，就像一个演员登舞台一样，一定要严肃认真，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切不可随心所欲。”

　　1960年，大哥守胜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任教。父亲马上写信鼓励他安心教学工作，并为他抄录了希腊史学家普鲁塔克的一段话：“一个人的智慧，不是一个器具，有待教师去填满，而是一块可燃烧的东西，有待教师去点燃。”在1962年山西大学的开学典礼上，父亲发表了题为《谈独立思考》的讲话，谆谆告诫大学生们，要胸怀大志，刻苦攻读，要注意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不断扩大心智的结构和能量，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在桂林的八年，尽管生活艰苦，环境恶劣，但这是父亲一生科研成果最丰富的时期。在中西交通史领域，父亲写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略述》和《近代中西交通之研究》，对中西交通史作了概括式的论述。在《清初中西交通史料汇集》的总题目下，父亲写了17篇文章。这些文章是依据父亲在欧洲图书馆、档案馆抄回来的材料写成的，对于这些史料，西方学者尚未察觉到其特殊价值，中国学者又囿于条件而未能见到，或即使见到也难以读懂。因此，这些文章既具有开创性，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比如，清朝康熙年间，樊守义曾在欧洲停留13年，并将其在欧洲的见闻写成《身见录》一书，被认为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欧洲游记。此书原稿藏在罗马国立图书馆，没有刊印过，父亲将其拍摄成照片带回国内，标点校注，写成《〈身见录〉注略》加以刊布。

　　此外，父亲的研究重点是欧洲文化史，抗战与文化。父亲在桂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抗战与文化》论述了中国抗战必胜的原因。此后，他结合二战在欧洲的爆发，从文化史观的角度对各国在战争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写了多篇文章，1941年这些文章合集成《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一书出版。1944年，父亲的专著《欧洲文化史论要》出版。前者是从地理上、空间上研究欧洲各国文化的特点，后者是从历史上、时间上研究欧洲各时代文化的变化，这两部著作对欧洲文化一横一纵的研究，可以互为补充，互为发明。父亲还对欧洲文化未来的发展提出三点推测，历史发展证明他的推测是正确的。

　　在中山大学，父亲写了《欧洲史要义》和《希腊罗马史稿》两部书稿，并发表了一些关于欧洲史的论文。

　　回到山西大学后，他的研究转向了，写了《关于赫梯——军事奴隶所有者》《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关于巴克特里亚古代的历史》等论文，发表在学校校刊或内部刊物《学术通讯》中。由于这些选题不是国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发表论文的刊物又没有什么影响，因此，他也就淡出史学界，变得籍籍无名了。但作为学者，父亲对学术是以身相许的，晚年在病中，他写了一首诗：“史业今生未许休，病床长欲写春秋。残阳愿照非洲土，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认识到非洲将来是学术界要研究的，为给青年学者提供点资料，他在病中翻译了法国“我知道什么”丛书中四本关于非洲的书，直至病重住院，才放下手中之笔。

　　父亲逝世后，我开始对父亲的遗著进行整理和出版。因为我深知父亲求学和治学的艰难，这些论著保留下来也很不容易，如果它们在我手里散失或湮灭，就愧对父亲在天之灵了。2007年10月我编的《阎宗临作品》三种，即《中西交通史》《欧洲文化史论》和《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阎宗临作品》出版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了“阎宗临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与会学者从四个方面评价父亲的学术贡献：一是中西会通的治学精神;二是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三是文采横溢的学术论著;四是爱国主义精神和坎坷的学术命运。学者一致认为，父亲是一位被重新发现的史学大师。

　　2014年是父亲诞辰110周年，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牵头组成了《阎宗临文集》编辑委员会，主任由刘新成担任，学术顾问有齐世荣、刘家和、马克垚。编委由首师大、北大、清华、北师大等8个高校、科研单位的13名教授组成。编委会尽力把父亲的论著搜集齐全，并组织人员进行整理、校订、编辑。2019年《阎宗临文集》(四卷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此同时，阎守扶、宋若云编的《阎宗临手稿集》(两卷本)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作为“近现代学人学术著述丛刊”之一出版。2021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阎宗临学术经典《欧洲文化史》和《中西交通史》。这些书的出版，对父亲论著和手稿的价值做了最好的认定。

　　2020年8月20日，我和弟弟守扶向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捐赠了父亲《罗马史》《欧洲史要义》等七部十二册手稿，时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向我们颁发了捐赠证书。这个名家手稿文库创立自1954年，收藏有众多名家手稿，其中就有父亲所尊敬的鲁迅先生的手稿。与这些名家手稿同处一室，父亲的手稿有了最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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