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如果一座城市只是建城时间久远，或者只有自然环境优美，就算不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

　　武汉不仅有 3500年的城市发展史，不仅有两山并峙与两江汇流的磅礴气势与壮丽景色，更是地灵人杰、人文荟萃之地，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千百年来，历史遗址遍布全市各地，名胜古迹吸引着八方游客，一座座优秀历史建筑，众多杰出人物，多种特色文化，显示了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保存着传统风貌的城市中传承，而且到了近代，更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前沿阵地，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1986年，国务院公布武汉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就是对武汉上述事实的肯定。这是武汉城市的光荣，也是武汉市民的荣耀。

　　古语云：“惟楚有材”,盛赞楚地人才济济。武汉地区，自明清时起，人才辈出，虽有一位与“状元”擦肩而过，但“榜眼”“探花”倒出了好几位，还有入阁为相的。而更多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界人士，他们凭借武汉这个大舞台，施展各自的才华，从不同角度促进了武汉城市的发展，或提高了武汉的知名度。尤其是在历史转折的关头，革命伟人在武汉的一举一动，都会在全国掀起风暴。武汉的一山一石，都铭记着革命伟人的丰功伟业;武汉的一草一木，都感恩历史名人为武汉作出的贡献，武汉地区巍科人物人们常用科举考试的名次来衡量人才的地理分布和人文的盛衰。所以，了解武汉地区科举功名获得者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武汉在古代历史上的地位。古代称科举考试名次在前者为“巍科”,巍科人物包括会试第一名“会元”,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和二甲第一名“传胪”等高第人物。据统计，明清两朝湖北中进士 2256 人，武汉 340 人，在明清进士最多的 46个城市中排第 19 位。其中巍科人物(会元，状元、榜眼、探花及二甲第一名的传胪)武汉7 人，在全国巍科人物最多的 36 个城市中排名并列第31 位。当然，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化(如，黄陂，新洲原属黄州),这个统计数字并不十分准确，只能供参考。武汉虽然没有出过状元，但榜眼，探花还是出过几位。江夏(今武昌)的贺逢圣，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榜眼;陈銮，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探花;欧阳保极，咸丰十年(1860)榜眼;何金寿，同治元年(1862)榜眼。贺逢圣，字克繇。与明末名将熊廷弼同居一地，二人年少时争强好胜，互不服气。同为诸生时，均受到督学熊尚文赏识：“熊生，干将，莫邪也;贺生，夏瑚、商琏也。”干将、莫邪为古代利剑之名，此处比喻将才。瑚，琏，夏、商时代祭祀时盛粮食的贵重器皿，比喻堪当大任的人才。天启年间，贺逢圣任太子洗马时，熊廷弼以兵部尚书第二次出任辽东经略，出关抗击后金。但广宁巡抚王化贞大言轻敌，不受调度，遭到惨败，熊廷弼被连累下狱。旅京同乡官员准备联名上疏为熊廷弼鸣冤，考虑到贺，熊关系不洽，以为会受到贺逢圣的阻挠。贺逢圣却说：“此乃国家大事，吾安敢以小嫌耿耿于怀，而不为其直言呢？”言毕即草拟奏疏上呈。上疏虽未救得熊延弼，熊终被冤杀，但贺逢圣为国家大事不计私人恩怨的品质却是难能可贵的。湖广地方有人建魏忠贤生祠，魏忠贤听说上梁文(建房时颁祝的骈文)出自贺逢圣手，非常高兴，当日便去见贺逢圣，想笼络人毂。贺逢圣却对他说：“您误会了，我无非是借衔陋习耳。”魏忠贤一气之下拂袖而去，第二天便革了贺逢圣的职。后来崇祯帝即位，乃得复官，并两次人阁。崇祯十五年(1642)辞归。人们以阁老视之，但他不忘当年贫贱时情形，安分守己，不搞特殊化。他在致乡亲戚友的一封信中谈了自己处事的原则：“公门无」一字之干，本宅无生事之仆，钱粮无分毫升合之逋欠，马递水驿不往索一骑一舟，山场湖地不讨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无营运装载之一船。”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农民军围攻武昌，贺逢圣率全家投墩子湖(今紫阳湖)而死。传说其尸沉在水中 6个月始浮出而貌如生时。因贺逢圣生前曾官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该湖遂被人称为亚相湖。在武昌水陆街曾建有天恩存问坊，纪念贺逢圣，久废。陈銮，祖籍蕲州(今蕲春),寄籍江夏。字玉生，一字芝楣。清道光初年任松江知府。当时南运河淤塞，江南漕粮难以北运。在江苏巡抚陶澍、布政使贺长龄的主持下，陈銮创办海运漕粮。他制定海运章程，招募大船自吴淞口驶至天津，用船 900余只，两次运米 160 余万石。每石运费仅用银 4—5 钱。海运漕粮获得成功，并沟通了京、津，沪三大埠的海上交通。后任苏松太道，募集民工疏浚吴淞江口，并在黄浦江上设置救生船。在江苏藩司和江西巡扰任上，重视水利建设。陈銮持身俭朴而笃义好施，在祖籍蕲州建陈氏家庙，置田400余亩，作为祀祖赡族之资。在江夏仿范仲淹做法置义田义庄，以救贫穷。湖北发生大水灾时，他曾捐俸银数千两助赈。后署两江总督兼署江南河道总督，冒暑巡阅河道，劳累过度，卒于任所。何金寿，字铁生。曾任翰林院编修。清同治九年(1870)督河南学政。光绪初年山西大灾，疏请简派大臣巡查赈务，并于天津设果运总局，得旨允行。光绪五年(1879)授扬州知府。当时正值灾荒，农业歉收。他在运库借款赈恤，创办典质之法，准灾民将耕牛质钱度荒，共收耕牛400余头，次年听其备价赎牛，不取利息，使农民得以及时播种。有一次城内当铺失火，市民大哗，有趁乱劫财者。何金寿下令滋事者照本赔偿，众人立散。光绪八年(1882)夏又发生旱灾，他打着赤脚到处祷雨，中暑卒于任所。遗嘱勿受商人购赠一钱，因此贫丧不能归，遂葬扬州。欧阳保极，字用甫，号星南，桂生。中探花后，授翰林院编修。曾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先后提督河南学政和广西学政。光绪二年(1876)官至侍读学士衔，詹事府赞善官职。其他事迹不详。汉阳在明清时代也出过两名榜眼，他们是明万历八年(1580)榜眼萧良有和清顺治六年(1649)榜眼熊伯龙。萧良有，字以占，号汉冲。性早慧，有“神童”之称。七八岁时，有一次到官船上谒见一位贵官。贵官想通过对联语来试探这位神童的才能，便出句云：“官舫夜光明两轮玉烛”,萧良有对曰：“皇都春富贵万里金城”。此时贵官刚好要派人去办事，就对被派之人说：“尔去即来，廿四弗来廿五来，廿五弗来廿六来。”萧良有认为又是出的上联，立即对出下联：“静极而动，一爻不动二爻动，二爻不动三爻动。”受到贵官的赞赏。萧良有11岁为郡诸生，12岁应省试中副卷，15岁发科，始参加科举考试。后参加会试，一举夺魁。时张居正当国，太监冯保欲以状元送张居正之子作为巴结张的手段，遂在殿试读卷时置萧良有一甲二名，张居正子懋修竟成为状元。萧良有榜眼及第的牌坊民国初年尚在汉阳县学西。后授编修，迁至侍讲学士。张居正爱萧良有的才华，想招致门下，被萧婉言谢绝。推行改革的张居正死后受到权贵攻击，官秩被削夺，家产被抄没，诸子也被削官谪戍边地。萧良有没有因前嫌而落井下石，他为张居正抱不平说：“江陵(按指张居正)非奸相也，稍持权而骄耳。今既反其秕政，收其废贤足矣，奈何复令圣主有辱大臣老母屠子名哉。”首辅王锡爵主并封三王之议，他上疏反对，结果被转为国子监祭酒。他教学生高标准严要求，杜绝干谒，严格考课，使莘莘学子谨小慎微，严于律己。在史局15年，负公辅之望，自阁部卿寺以至台省，凡关于国家大计无不向他咨询。常上书议论时政，遭到时忌，给事中叶继美弹劾他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侵六部之权。萧良有愤而辞职归家，居8年乃卒。熊伯龙(1617—1669),字次侯，号塞斋，其祖籍江西进贤，晚号钟陵，示不忘祖。世传熊伯龙“读书西山，静一月，恍然有悟，尔后文思沛然”。所谓西山盖即尉武山，在今汉阳县大集镇西南。山上有普陀寺，熊伯龙曾在此苦学，据说座右墙壁为其唾处，后来每届阴雨天便有外晕如血痕隐起。此庙咸丰初年毁于兵燹，不久修复。榜眼及第后，熊伯龙由国史馆编修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他为人赋性耿介，砥砺名节，虽在朝中做官，仍如学子一样，手不释卷，勤奋读书。多次出京主持乡试，常能发现饱学之士而加以举荐。他博学多才，工诗文，精字母反切之学，知西洋天文算法。其制举文，雄浑雅健，与清代开科状元，黄州(今黄冈)人刘子壮齐名，时称“熊刘”。熊伯龙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以无神论着称。他编着的《无何集》推崇前代无神论者，选录了历代学者辟虚妄、辟佛教的言论，对王充《论衡》尤为赞赏。在“总评”和“附说”中表述了自己的见解，其主要观点是不信天命和鬼神。熊伯龙死后，先葬于汉阳县龙霓山，清乾隆年间迁至其故里大集乡新收堡，皇帝还赐给随葬品和祭品。墓冢曾被夷平，残存墓碑，现已重新修复。汉阳县城南纪门内，有熊伯龙故宅。其孙祖施于雍正年间捐出建为试院。人们为缅怀这位诗古文名家及制艺大家，为其另立学士祠于院东，额题“流芳堂”。从前学使前来监考，都必到学士祠致祭。黄陂是人文荟萃之地，科举时代举人，进士之多，竟列全省前茅。如清代嘉(庆)、道(光),咸(丰)年间，黄陂中举人数共 106 人，占全省 70 个州县同期中举总人数的6.44%,居第三位;中进士者 27 人，占全省考中人数的 9%,仅次于江夏县(32人),居第二位。当时涌现出文武三榜眼，至今仍被人引为美谈。刘彬士，字筠圃。清嘉庆六年(1801)榜眼，曾任礼部侍郎，浙江巡抚，刑部尚书。同治《黄陂县志》称其“自幼聪颖谨厚，动止遵礼法，父老多器重之。消居官不以结纳植私党，不以参劾沽直名，无苞苴之私，无声色之好。”在任监察御史期间，详察案情，认真负责，纠正错案，制止草菅人命的事情发生。当时安徽有两个犯人缪二、李松，以故意杀人罪拟处绞刑，后刑部认为判决过重，但仍拟绞监候缓决。刘彬士在审阅案卷时发现疑点，经过深入调查，认为二犯杀人系出无心，应依过失杀人律从轻发落，刑部所拟与犯罪事实轻重悬殊，量刑不当，要求改判。他的意见被朝廷采纳，缪、李二人得免一死。在署浙江巡抚任内，仁和县(今杭州)发生闹漕风潮，许多农民拒交漕粮，以示对官府的抗议。刘彬士分别首要与胁从，仅将徐凤山等分别判刑，而其余胁从同行之人一律免予查缉，从而避免了一场大屠杀。后正式任浙抚，奏请添建宁海、象山等县营房炮台，以资防守;又借款兴修杭嘉湖三府水利;帮丁应行扣缴的银米，也请分别展限，以纾民力;杭州、湖州各县受灾后请缓征赋税，均得批准施行。从这些事例看，《黄陂县志》给他的评语并非过誉。《黄陂史话》载其家乡传说云：他曾代表皇帝微服私访，是代驾王。因此黄陂多处地名与他有关，如，城关有接驾湖，城北有落驾山(骆家山),城西有送驾店(今宋家店),就是迎接、接风，送行刘彬士的地方。金国均(1813—1869),字秉之，号可亭，六指店金家湾人。道光十八年(1838)榜眼，由编修官至翰林院侍读、上书房行走，钦加侍讲学士衔。曾5次掌典文衡(主持考试),发现并选拔出不少人才，有的内跻卿贰，有的外任封疆。金国均性格豁达大度，不慕荣利，不屑奔竟，深得当道推重。其身材魁梧，精力过人，办事常达旦不寐，鸡鸣乃就寝，人称“金鸡啼”。后以父母年迈乞假回籍，养亲十余年。在服孝期间去世，年才50。武榜眼曾大观，字静斋。此公聪识好学，既善骑射，尤工文词，可谓文武双全。参加乡试，名落孙山，乃弃文就武，乾隆六十年(1795)中武举，4年后成武进士，先授御前侍卫，赏戴花翎。后授枫岭游击。枫岭为浙闽赣三省交界之地，是土匪逋逃之薮。曾大观有勇有谋，单人匹马人其巢穴，捕匪首三人，匪众鸟兽散，疆界遂安。后荐任浙江衢州总镇，福建建宁总镇，旋升福建陆路提督。道光年间，台湾不靖，曾大观派兵协剿，有某千总在途骚扰，为严肃军纪，当场将其殴毙，全军惊粟，治军之严，可见一斑。曾人京觐见皇帝，得嘉奖曰：“真我朝福将也。”曾大观善书法，曾辑录史鉴有益身心的内容成一书，惜不知书名。后因疾告归，一年后病卒。

　　严昌洪著的《武汉历史文化风貌概览》从城市变迁、山水风貌、人文荟萃、文化精粹、工商成就、特色习尚、敢为人先七章，引经据典，分门别类地介绍了武汉市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概况。作为本土的武汉人，作者对武汉这座城市怀有深厚的情感，加之其广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本书具有厚积薄发，内容全面，细节丰富的特点，集资料性和史料性，文学性和思想性于一体，具有较强的阅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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