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1912年5月，鲁迅随国民政府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佥事，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了14年之久。公务之余，他大量收集金石拓本，钞校古籍。

　　鲁迅为何在北京工作期间热衷于收藏呢？周作人《钞碑的目的》认为这是鲁迅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的韬晦策略。但这些收藏活动也应和鲁讯在教育部的工作直接相关。社会教育司第一科职务的首项就是“博物馆图书馆事项”，肩负有“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的职责。博物馆、图书馆在当时的中国是新兴的事务。“欧美考古学的资料多数归博物馆与公共团体所有”“博物馆与遗物的保存有密接关系，更兼有研究与教育两种意义”。鲁迅写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的“播布美术之方”就包括保存碑碣、壁画及造像。因此，鲁迅的收藏活动与民国时期的美育教育也直接相关。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期间，为了提倡美育，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阐述了他的美术观，这是鲁迅早期美育思想的代表作。文中具体阐述了什么是美术、 美术的种类、目的和效用等问题，提出传播美术的方针和措施。鲁迅所说的“美术“是广义的， 包括文学、绘画、音乐、雕塑、建筑等。

　　鲁迅一生与书为伴，他亲自设计的书刊书面、扉页达数十种，而且对书的扉页、题花、插图、版式、开本等方面都非常讲究。鲁迅小说集《呐喊》的封面就是他亲自设计的。封面上端黑色长方框内，嵌以镂空美术字，整版暗红色，显得深沉质朴。鲁迅杂文集的封面大部分是他自己亲自设计。

　　鲁迅对中外版画的收藏不遗余力，现存鲁迅所藏的中国现代版画有2000多幅，德国、苏联、日本、比利时等国外版画有2000多幅。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开始倡导中国现代新兴木刻运动，他通过办展览、讲习班和出书来扶植木刻青年。

　　鲁迅对于拓片不仅仅是简单的收藏和欣赏，他还勤于钞录碑帖，并且从中发现可资研究的材料作出校正，据统计在1915年至1918年，鲁迅仅钞录古碑一项，就达790种、近2000张，甲骨文、金文、真、隶、篆、草各种字体，他都摹写，且极有功力。鲁迅一生著述文字三百多万字，译著三百多力字，加上大量的辑校古籍和钞录碑拓，留给后世近千万字的书法墨迹。鲁迅字体中蕴藏着金石气息，高远的韵致，散淡的笔意，与他的钞碑岁月有密切的关系。

　　钞古碑是一个概要的说法。《鲁迅全集》对钞古碑专门做过一个说明：“钞古碑作者寓居绍兴会馆时，在教育部任职，常于公余搜集、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和墓志等金石拓本，后来辑有《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名目录》两种(后者未完成)。”这个解释简略概括了鲁迅公余钞古碑的活动。

　　鲁迅独特的书法风格大致成因于幼学、师承和藏拓三个方面。出身于晚清士大夫家族的鲁迅，自少年时代便对碑刻文字的产生浓厚的兴趣。留日期间又深受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碑派书法的影响。而在北京期间的藏拓和抄碑活动，则是对中国碑学书法的系统研习。

　　鲁迅在弃医从文前，曾较为系统地学习过地质矿物学知识。1904年，鲁迅与顾琅合编的《中国矿产志》曾被清政府列为“国民必读”之书，书中对山西省的矿藏资源有专门的论述。

　　鲁迅收藏山西出土的带有“长子”“襄垣”“安邑”“安邑化金”等字样的钱币，还有出自山西的《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潞州舍利塔下铭》等重要拓本，他对《大云寺弥勒重阁碑》进行过精细的校对。鲁迅对山西的历史文化多有关注，也与山西人多有交集，并不时把文学创作与思想文化研究聚焦于山西。

　　大云寺弥勒重阁碑，唐天授三年立，在山西猗氏县仁寿寺。全文见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胡氏言，今拓本多磨泐，故所录全文颇有阙误，首一行书撰人尤甚。余于乙卯春从长安买得新拓本，殊不然，以校《丛编》，为补正二十余所，疑碑本未泐，胡氏所得拓本恶耳。其末三行泐失甚多，今亦不复写出。

　　本文来源于公众号“学术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25日第7版，略有删节，谨致谢忱

　　鲁迅的一生既没有在山西学习过，也没有在山西工作生活过，甚至可以说没有真正到过山西，但在他的过往人生经历中，与山西人多有交集，并不时把思想文化研究的目光落到山西这块古老而又现代的文化土壤上，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正如董大中所言：“对于一位文化巨人说，一个地区跟他的关系，是绝不能用他是否在那里生活过为唯一取舍标准的。”因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有关鲁迅眼中的山西与山西人心目中的鲁迅，自然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鲁迅在弃医从文前，曾在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的矿务班学习，接受过较为系统的地质矿物学知识教育。矿务班功课以开矿为主、造铁路为辅，鲁迅在此攻读了三年整。

　　也正因此，鲁迅在1903年即以笔名“索子”在《浙江潮》第八期上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一文。该文谈及德国人利忒何芬在中国的矿产考察报告，并转引其言：“（中国）大陆均蓄石炭，而山西尤胜。”鲁迅在该文中，还引用日本地质调查者报告中图示的我国石炭田的位置，述及山西矿产资源共计有6处，即东南部炭田、西南部炭田、五台县、大同宁民府间炭田、中路（译音）、西印子（译音）等。

　　1904年，鲁迅又与同去日本留学的矿务铁路学堂同学顾琅合编了《中国矿产志》一书。作为中国第一部地质矿产专业志，该书是我国最早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理论论述我国地质矿产的科学著作，出版后又加以增订，连续多次再版，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清政府学部批准为“国民必读”之书，将其批准为“中学堂参考书”。

　　该书由“例言”“导言”四章六节和“本言”十八章三十六节组成。“本言”部分述及各省的矿产资源，其中第二章即为《山西省矿产》。该章述及山西省蕴藏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其中，山西省铁矿以平定州盂县、潞安州、泽州阳城县储存量为最，并将其开采历史追溯至2500多年前。山西省煤炭资源分布地区广阔，计有13500平方里，煤层厚达25尺至50尺，平均厚度不在40尺以下，储量高达6300亿吨，山西一省所蕴藏的煤炭量足可以使用1000余年。

　　不过，及至1924年6月前，鲁迅对于山西的认识应该还仅限于纸上。但也就在这一年，鲁迅接受了西北大学与陕西教育厅合办的“暑期学校”的邀请，启程赴陕西作学术报告，终于有了过道山西的机缘。此次赴西北之行，鲁迅对一水之隔的山西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以至于原打算准备由南向北穿过山西归来。后来虽行程改变，但鲁迅一行最终还是短暂逗留于山西境内。

　　在舟经山西时，为真切见识山西，鲁迅一行特地在黄河北岸山西一侧的一个小山村登岸参观。据鲁迅该年8月9日的日记记载，他在登岸参观的归途中，还在水滩捡拾石子两枚以作纪念。又据同行的孙伏园所撰《长安道上》一文记载，鲁迅一行舟行晋、豫间，发现山西一侧果木森森，登岸之处遍地种植着花红树，为此他们还特地品尝了晋南的风物花红，觉得不仅价廉而且物美。

　　统观鲁迅一生思想文化的发展，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秉持批判性的态度，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了解，以及对其精髓的自觉传承，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这在他对山西传统文化的关注上就有具体映射。

　　从鲁迅日记记载情况来看，他以抄录、辑校古代典籍、碑刻为乐事，对山西历史文化可以说饶有兴趣。1914年3月1日，鲁迅在琉璃厂购得有“长子”“襄垣”等字样的四枚小币。同年6月6日，又在琉璃厂购得有“安邑化金”字样的一枚圆足布。1915年，他购得多种山西碑拓和著述，其中重要的碑拓有《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潞州舍利塔下铭》，重要的著述有《山右石刻丛编》一部，计24册。同年，鲁迅还以精拓本校完《大云寺弥勒重阁碑》，并写出《〈大云寺弥勒重阁碑〉校记》一文。1918年5月3日，他在琉璃厂购得一枚《王通墓志》。同年12月27日，其又在琉璃厂购得两枚“安邑”币。1921年2月14日，他在商务印书馆购得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同年3月2日，又购得一枚据说出自山西大同的《邑义五十四人造像》。1923年7月3日，购得十四枚云冈石窟佛像写线日，又委托周建人代买一册《山右金石录》。

　　从上述日记记载内容来看，鲁迅对山西文化遗存不仅仅是收藏，也进行过山西文化的专题研究。他不仅重视山西地方古籍的阅读，而且专注于辑校山西地方的古籍、石刻与收藏山西地方的碑拓，把文物考古作为研究山西文化的另一条路径。

　　颇值得玩味的是，鲁迅的几部深刻反映民国初年现实的小说中，又有意无意地把山西作为闭塞昏闷的地方，这多少折射了他将社会功用看作文学的主要功能的认识。由此也不难发现，鲁迅在文学上表现出来的反传统和他又从传统中汲取有益的因素，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矛盾的，而实质上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可以说，作为一代巨人的鲁迅，一生所追求的都与时代赋予他的，以及他自觉承担起的思想文化启蒙的历史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

　　除此之外，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笔下不时提及古代山西的名人及其他。如在《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中，鲁迅就谈到太原人王琰。在《唐之传奇文》中，又谈到太原祁人王度。透过鲁迅提及并评述的这些山西籍的古代作家作品，我们多少能领略到他作为史家的眼光和见识。与之同时，鲁迅对于山西传统文化中滋生的劣根性，也给予了淋漓尽致的揭批。

　　另外，读书与藏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山西的历史从史前文明的旧石器时代发端，历经尧舜禹和夏商周数千年的演进，到晋国和三晋时期已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春秋时期，三晋人物以其高卓行为显示了崇高的人格力量，鼓舞了一代代华夏儿女献身正义事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创建作出了巨大贡献。从鲁迅专事记载访书、购书的《鲁迅日记》可知，其藏书中就有不少三晋文献。从中我们不仅可知鲁迅对中国文学及传统文化的积累程度及其研究倾向，而且也可窥见其书帐中隐现的“三晋文化”，以及藏书中所包蕴着的藏家主体精神的投入。

　　鲁迅深刻的文化反省注定了他是一个孤独的思想先行者，因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对于鲁迅的真正意义是什么，鲁迅遗产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山西人也给出了他们的回答。

　　鲁迅的一生始终处在前进中，他不是跟着时代走，而是推着时代走。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曾被高长虹等部分山西文学青年严重误解，但对于高长虹等部分山西文学青年强加在鲁迅身上的不公之词，“我们既要放在当时普遍存在的那样一种大环境里来认识，又要把它作为一个‘个案’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尤其重要的是，要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对其加以科学的研究和总结”。

　　对此，同是山西人的王哲甫在1933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也给予了鲁迅类似的评价，称鲁迅的“笔锋带着讥刺，但讥刺之中而含着血泪，他的态度很是冷峻，但冷峻之中，却抱着同情。他如同一位医士把‘老大中国’的沉疴很详细的诊视出来，他的锐利的目光观察到人们的肺腑”。

　　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鲁迅的思想无疑是极其深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鲁迅逝世时，埃德加·斯诺就说：“我总觉得，鲁迅之于中国，其历史上的重要性更甚于文学上的。”这也体现在鲁迅逝世后的悼念活动中。鲁迅出殡日，上海各界人士自发送行的队伍绵延长达十几公里，民众更是将一幅绣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绸旗覆盖在他的灵柩上。对此，叶圣陶在《相濡以沫》一文中就不无感慨地写道：“这样的事，上海从未有过，全中国从未有过了。”鲁迅逝世的消息一经传到山西，便迅即引发了山西隆重悼念鲁迅的活动，成为当时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

　　太原鲁迅追悼大会筹备负责人田景福后来在《太原青年文学研究会的前前后后》一文中介绍说，当“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太原，像一声霹雳，震撼着无数青年的心灵，文研会会员们奔走直告，有人泣不成声，如丧亲人”，哀痛之余，讨论着“用什么方式追悼这位伟大的文学导师、中国的高尔基”。当时，《山西党讯》副刊所发表的有关鲁迅的消息和悼念诗文，在全国媒体中是最多的。其中，1936年10月21日的《山西党讯》副刊在其发出的《追悼鲁迅先生逝世专刊征稿启事》中称：“为了纪念这个不朽的人格，为了使大家了解他给我们遗下的任务，我们筹备着出个专刊，来尽些传播的责任。”

　　鲁迅逝世的纪念活动也在晋绥边区展开来。以1940年为例，《抗战日报》在该年10月16日第一版就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称“本月十九日（即星期日）为中国新文化导师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晋西文联特发动晋西文化界筹备纪念会”。194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编的《北方杂志》在第1卷第5期，刊出了一个《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特辑》，共刊发13篇文章，把晋冀鲁豫边区纪念鲁迅、研究鲁迅的活动推向了高潮。可见，鲁迅的精神也为晋绥边区军民所钦佩、敬仰。

　　鲁迅没有到过山西，可以说对于这位世纪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山西于鲁迅先生缘悭一面。但是准确地说，鲁迅曾有一次机会由南向北横穿山西，可惜行程改变，鲁迅只是在山西的南端，曾经短暂地踏在黄河岸边山西的土地上，稍稍领略了山西的风光和风物。

　　1924年6月11日，继上一年发生了“兄弟失和”事件后又发生了八道湾周作人夫妇“骂詈殴打”鲁迅的事件，鲁迅难以排遣内心的愤怒和兄弟仇雠相向的苦痛，遂接受西北大学邀赴陕西作暑期讲演之情，借此机会往西安、临潼等地游览、考察、散心，同时收集久欲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杨贵妃》的感性材料。7月7日，鲁迅、孙伏园、（《晨报》记者）、王小隐（《京报》记者）、李济之、蒋廷黻、陈定谟（皆京津名教授）等十余人乘车往西安行进。

　　此次西北之行，行程月余，鲁迅在日记中载之甚略，幸有同行者孙伏园等留有游记，乃知鲁迅此行曾逗留于山西境内。

　　8月4日，鲁迅一行由水路沿渭水东行，沿途泊于渭南、华州、潼关、函谷、陕州，继换乘陇海路火车返京。此次旅陕，鲁迅一行除陕西外，对一水相隔的山西亦很有兴致，孙伏园的名篇《长安道上》中说，“我们在黄河船上，就听见关于山西的甚好口碑”，以至“本来打算从山西回来”，于是“向同乡探听路途，据谈秦、豫骡车可以渡河入晋，山西骡车不肯南渡而入豫、秦，盖秦、豫尚系未臻治安之省份，而山西则治安省份也”。

　　一行一路走马观花，听得许多有关山西的“口碑”，孙伏园转述道：“山西的好处，举其荦荦大者，据闻可以有三：一，全省无一个土匪；二，全省无一株鸦片；三，禁止妇女缠足。即使政治方针上尚有可以商量之点，但这三件已经有够了。”

　　由南京东南大学赴陕讲学的陈钟凡先生也先于7月9日过陕州时渡茅津抵平陆，果然一入古虞国的平陆，“入西门，孔庙附设教育会、农会、拒毒会及洗心社等机关，知山西人犹有事可办（陈斠玄即陈钟凡《陕西纪游》），后“返西门外某集，吴排长谈该省自治成绩甚备，境内无乞丐、盗贼、烟民，视其他邻省大不侔矣”（同上）。

　　与鲁迅同行的北师大历史系教授王桐龄亦在《陕西旅行记》中记载在黄河中观南、北两岸，北为平陆，“岸上颇有新栽之树，逐渐成荫，略见阎督政绩”，且闻“无盗匪”，陈钟凡见“北岸王屋山林木葱茏，炊烟缕缕”，认为“山西地沃民殷于此可验”，孙优园也说舟行晋、豫间，“山西一面果木森森，河南一面牛山濯濯”，孙、陈、王如是观评。

　　至于鲁迅如何看山西，可惜没有文字留下来，然而以鲁迅的特殊思维方式，他对本民族病态文化心理“瞒和骗”的深切体悟，他从亲戚、友人、学生中得到的更真实的有关山西的耳闻和认识，他注重事物本质的深刻观察，使他都不能于“模范省”赞一辞。当然，阎锡山“六政三事”等多少还是有点业绩的，在军阀混战、政治纷争不已的年代，山西力图“自保”也多少赢得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

　　不知为什么，鲁迅一行也决定不走同蒲路而改由陇海路转京汉线返京了，但为了坐实关于山西的“口碑”，在舟经山西时，还是“特别登岸参观”。在哪里上岸？孙伏园记载为“上去的是永乐县附近一个村子，住户只有几家”。“永乐县”可能是孙对芮城古永乐镇的误记，鲁迅在日记中（8月9日）仅记有“午抵函谷关略泊，与伏园登眺，归途在水滩拾石子二枚作记念”，总之大概是芮城临河一个村子。

　　登岸后，“遍地都种花红树，主人大请我们吃花红，在树上随摘随吃，立着随吃随谈，知道本村十几户共有人口约百人，有小学校一所，村中无失学儿童，亦无游手好闲之辈。临了我们以四十铜子，买得花红一大筐，在船上又大吃。夏浮筠先生（即前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笔者注）说：便宜而至于白吃，新鲜而至于现摘，是生平第一次。我与鲁迅先生也都说是生平第一次”（孙伏园文）。鲁迅一行领略了山西纯朴乡民的好客，也品尝了山西晋南的风物——花红。

　　其实，鲁迅对另一晋南土特产品——平陆百合也不陌生，这一明朝万历年间成为朝贡品的兼食兼药作物，他在山西的友人曾多次寄赠过了。

　　8月12日，鲁迅一行夜半抵京，结束了36天的陕西之行。11月30日为了答谢向西北大学校长傅铜邀鲁迅赴陕讲学的王捷三、王品清，鲁迅与孙伏园邀之往“中兴楼”午饭，晋南荆有麟作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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