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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复旦大学安介生教授的新著《表里山河：山西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商务印书馆2020 年）出版。该书被列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田野·社会丛书”的第三辑，由著名社会史学家行龙教授担任丛书主编。

　　安介生教授生于山西，供职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他的成名作《山西移民史》作为一部区域移民史研究的典范之作，是研究山西乃至华北区域社会史的必备参考书目。自1996 年至今的20 多年间，安介生教授先后推出两部以山西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地理学专著，一部是《历史地理与山西地方史新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另一部则是这本新著，基本上以十年为限，可谓是“十年磨一剑”，十年一个新台阶。这两部作品是他研究山西区域历史地理和社会史的姊妹篇，饱含着作者20 余年间对山西区域历史问题的持续关注和不懈追求。他的这一成果与山西学者的研究有机融合在一起，使得山西区域历史地理和社会史研究变得更加灿烂夺目，引人关注。在此，笔者将从区域文化角度对他的研究予以评述。

　　安介生的研究以山西移民史为开端，移民文化构成了他观察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在《历史地理与山西地方史新探》一书中，作者就注意到了移民问题对山西区域社会造成的重要影响。其中，既有魏晋时期的胡人内迁，又有北魏、宋代和明清以来性质各不相同的人口外迁，不同类型的移民群体塑造了山西不同的区域文化和风俗习惯。与众所周知的汉化问题不同，作者发现隋唐时代的山西地区“胡化”现象非常突出，“当时山西各地风俗的共同趋势为胡化而非汉化”，“就连传统农业区——河东也是风俗刚强”。文化的影响总是双向进行的，移民本身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匈奴人入居山西与稽胡文化区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作者还敏锐地指出山西历史上三个标志性的移民大规 模外迁事件：一是北魏孝文帝改制迁都导致的山西北部人口大规模外迁；二是北宋初年朝廷为消除割据隐患，大量迁出山西中北部地区人口的政治军事性移动，持续 20 余年，前后合计25 万人以上；三是明洪武永乐年间的“大槐树移民”，持续将近半个世纪，迁移人口达百万之众。三次大移民对山西地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不仅如此，清末山西“走西口”移动，更是推动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塞外土默特文化区的形成。于是，明清以来的山西便从历史时期的人口输入地变成了人口输出地。由此可见，在山西区域文化研究中，对移民 运动的深入探讨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移民问题可谓山西区域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群体势力的迅速崛起，是中国商业发展史上备受瞩目的现象。作者对晋商问题同样予以相当的关注，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他选择了晋商妇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展示晋商崛起背后所蕴含的复杂社会面向。他以光绪《山西通志》所载烈女节孝的统计数字为依据，发现地方志中烈女数量名列前茅的府州无一例外都是清代山西境内经商风气特别浓厚、商人数量相对较多的区域。进一步研究表明，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的重商风尚使大批山西男子离妻别子，远走他乡，广大已婚妇女长期孤守家中，养老抚幼，艰苦支撑。大量分居家庭的出现成为当时山西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特征。经商活动的种种变故与风险使相当多的山西男子终生不归，造成众多的已婚妇女面临严峻的再抉择——或改嫁他人，或终生守寡，后者成为方志中“节孝”妇女的后备军。越是重商风气浓郁的地区，出外经商的人数也就越多，分居家庭的比例也就越高；出外经商人数越多，出外不归的商人相应也就越多，最终造成寡居妇女的增多。在丈夫客死或长期不归的情况下，多数妇女必然走上改嫁之路。即便如此，清代山西各地仍然出现了数量可观的节孝妇女群体，可见当时山西社会由重商风尚引起的家庭分居以及妇女寡居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在晋商取得辉煌成就的背后，是广大山西妇女的自我牺牲与默默坚守。从晋商妇女的视角反思晋商的崛起，显示了作者独特的视角和学术关怀。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作者对寒食节、介子推与介休关系问题的独特考证上。关于寒食节、介子推和介休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长期存在争议，未能取得共识。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明末清初大学问家顾炎武的言论了，顾氏明确指出：寒食之俗应源于上古“改火”与“断火”之俗，与介子推无关。至于介子推归隐的“介山”的方位，则认为并非今天位于介休、灵石与沁源之间的绵山，而是位于今山西南部万荣县今称之为孤山的河东介山。这个观点对于后世人们认定寒食文化的起源地造成了极大的困惑。

　　在考辨历代史志典籍相关记载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历史时期人们对寒食节风俗、介子推事迹以及与介山、介休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知过程，存在明显的时代差异。即使像顾炎武这样的大学者，出于资料等多重因素的限制，其关于这些问题的论点也不十分确切，而后继的研究者也没有对这段认知历史进行客观的、分时段的细致分析。作者发现，对介子推事迹与介山、介休之间关系的认知，与寒食节风俗的传播历程息息相关。经过研究，他大体复原了寒食节这一民俗文化从山西一隅扩展至全国的发展历程。他认为，不能将寒食节这一风俗文化的起源完全归因于某一个人的作用；将寒食节的源起追记为对介子推焚死的纪念，乃是一种后起的民俗文化现象。伴随着寒食节风俗的传承存在一个介子推由人变神的过程，这种情况在中国民间信仰历史上并不少见。

　　作者进一步指出，寒食节风俗最初仅限于太原一郡，影响有限。自东汉到三国时期，从晋中地区扩展到雁北、忻州、晋西吕梁、晋东南多个地区，影响不断扩大。至北齐贾思勰编著《齐民要术》时，寒食节已经是“中国流行，遂为常俗”。自唐代开始向全国大规模推广，成为一种官方认可且推崇的全国性节日，寒食节也从太原区域性的风俗推广到了全国。与此同时，介休绵山的地位也得到了全面提升与认可，而顾炎武所认定的河东“介山”地位则大幅跌落，甚至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自东汉以来，多数研究者逐渐倾向于将介子推所归隐的介山定位于今天介休、灵石、沁源三县市交界之地的绵山。应该说，这是基本史实的一个客观考证，有助于撇清古今学界多年来对寒食节文化的种种争议，展现历史真实过程。

　　至于寒食之俗的起源，即通行的改火说、禁火说，均与中国传统时代的火政相关。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的火政问题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全国性问题或矛盾。自隋唐开始，大多数学者也明确意识到，寒食节实与日常生活中的用火问题即“火政”问题相关，寒食节及清明节有必要进行“禁火”与“改火”之举逐渐成为当 时社会的一种共识，并由皇家主导，在全社会各阶层推行开来，这种风尚至两宋时期达到极盛，影响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由寒食节清明文化入手，全面而深入地探讨历史时期的火政问题，可以大大扩展研究视野与研究价值，从环境史与生活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古代风俗的形成与演变的客观过程及其历史地理背景。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介子推焚死绵山事件与先秦时代流行的田猎制度的关联，为晋文公放火烧山追寻介子推的行为做出了合理解释，诚如作者所言：“寒食节风俗的长期流传，不仅是对以介子推为代表的田猎牺牲者的特别记忆，也应该是对古老田猎制度的一种特殊纪念。”围绕寒食节、介子推与介休绵山相互关系的上述讨论，不仅展示了作者娴熟的考证功夫和史料甄别解读能力，而且以史家的眼光厘清并呈现出山西古老民俗文化表象背后的丰富历史事实。这种基于历史客观性而进行的学术对话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寒食节文化历史内涵的理解，而且使得民俗文化的研究能够超越表象，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

　　作者提出并运用了文化区、文化亚区的概念，从历时性的角度指出山西在不同时期区域文化类型及其变迁，无论对于深化区域社会史还是区域历史地理研究都是极富启发性的。他认为秦汉时期的山西境内可分为四个文化亚区：一是河东区，它属于中原王朝控制的中心区，该区域有“先王遗教”，好农而重民；二是太原与上党区，这两大区域在春秋战国时期为三晋之一的赵国，属于赵文化区；三是雁门与代郡区，毗邻游牧民族聚居的北方大草原，横跨农牧业分界地，当地人 “不事农商，大纵畜牧”；四是西河区，与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合为“六郡”，“畜牧天下饶”，与“雁代”区域相类，深受游牧民族的熏染。其中，河东区为发达农业区，太原上党区为次发达区，“雁代”区域、西河区为农牧业交叉区。此时期山西文化风貌呈阶梯状分布，分为深度胡化区、浅度胡化区和传统汉化区。这样就奠定了古代山西历史地理的基本格局。延至隋唐时期，山西大部分地区有 风俗混一之势，不同点在于胡化程度加深，在五胡乱华导致的胡风南被中，山西浸染最深。至北宋时期，山西区域文化经过进一步整合形成三大文化区域格局：塞上区、并州区和晋南区。其中，在山西北部与西部深染“胡化”的同时，南部和东南部风俗渐趋一致。同时，作者特别强调移动对于山西区域文化形成所产生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并对魏晋时期的“匈奴入居与稽胡文化区”，北魏时官方向平城移民形成的“代都文化区”和清代山西人走西口形成的“塞外土默特文 化区”分别做了探讨。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晋学研究的“区位论”和“三部论”，集中阐释了他的“大晋学”思想。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山西区域社会和区域历史地理的深入解读，不但体现了作者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地的拳拳赤子情怀，而且对于指导今后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区域社会史被视为是社会史研究的深化，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大行其道的当下，作者基于山西区域的这种探索和努力，对于今后开展不同区域的社会史研究无疑是有重要启示意义的。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自感这是一个赤子为故乡奉献的一份礼物”，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正是得益于这份沉甸甸的赤子情怀，才有望产生更多厚重扎实的学术成果。

　　原文刊于《学术评论》2020年第4期，第24—28页。感谢张俊峰老师授权公众号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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