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特产笔记的小编，很高兴带大家了解各地的特产、旅游景点、人文和风土人情，各地数不胜数的美食以及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体验，祖国大好河山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下面是今天带来的文章：

　　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91年，梁启超十九岁时入京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李蕙仙嫁给梁启超时，带了两位随身丫鬟，其中一位叫王桂荃。王氏聪明伶俐，深得梁氏夫妇喜欢，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

　　在所有的子女中，梁思永是父亲梁启超最为看重的一个儿子。1948年，他与兄长梁思成同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梁思永1904年生于澳门，曾在日本念小学，回国后进入清华学校留美班，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这里的学风注重地质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社会学、化学及物理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注重田野调查，把地下的实物分析与人类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梁思永曾在美国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研究。1927年初，他写信给父亲，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准备毕业论文。

　　父亲那天的回信，从出席清华学堂欢迎李济、袁复礼自山西西阴村考古发掘归来的感想谈起，建议儿子快些回国，“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梁启超的信，是一点点收拢的风筝线年，梁思永回国，在国内工作近一年，担任清华研究院助教，兼任古物陈列所审查员、故宫博物院审查员。梁思永利用在美国的所学，对李济在山西西阴村发掘的一万多个陶片进行了详细分类。他通过对国内外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对比研究，确定了西阴村与仰韶村是同时代的遗存。梁思永将研究成果写成英文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之新石器时代之陶器》，获得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专业硕士学位，成了第一位受过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中国人。

　　那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时代，继山西西阴村之后，李济应邀加入中研院史语所，接替董作宾主持河南安阳的殷墟发掘工作。

　　这年8月，地质学家、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从来华考察的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处得到线索，中东铁路苏籍雇员路卡徐金在东北中东铁路一线，发现黑龙江昂昂溪附近有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9月19日，梁思永与助手王文林从北平出发，前往黑龙江。此前，日本学者对东北进行过考古活动，但限于辽东半岛及松花江以南地区。梁思永此行是考古学者首次进入黑龙江地区。

　　昂昂溪位于东北平原北部的中心。他们发掘的沙冈离江边七八公里，离昂昂溪火车站约六公里。他们每天要徒步往返驻地与遗址之间。在他们的艰苦努力下，昂昂溪共出土标本一千多件。

　　1930年10月初，因天气渐冷，他们不得不踏上归途。梁思永在1932年10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册，发表了长达四十四页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昂昂溪史前遗址》是这次调查的成果。从此，松嫩平原嫩江中下游沿岸广泛分布的以细小压琢石器为主的原始文化类型，被称作“昂昂溪文化”。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这个地区刚刚兴起的考古发掘只好戛然而止。

　　1931年1月，梁思永与在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的李福曼结婚。李福曼是梁思成母亲李蕙仙的娘家侄女，小梁思永三岁，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新婚宴尔，二十七岁的梁思永就告别妻子，随史语所考古组去河南，参加安阳小屯和后冈发掘。

　　自1931年春季开始，小屯的发掘范围向东扩展到后冈，向西扩展到四盘磨，分别由梁思永和吴金鼎两员大将主持。

　　后冈遗址，北临洹河，位于小河湾南岸的一处台地之上，西北面是傍河而立的十几米高的黄土壁，东北是一片河水沉积的沙滩，东南两面地势平坦。李济曾记录：“1929年发掘小屯时，天天走过后冈，看它那隆然高出四周的形势，遍布绳纹陶片，那时就动了掘它的念头。”1931年，中国第一部《古物保存法》正式生效，田野考古发掘须凭执照进行。梁思永以“侯家庄西北冈发掘领队”的身份领到了我国“第一号采取古物执照”。

　　那之前，中国境内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进行的考古挖掘，遗址发掘方面都缺少科学性。夏鼐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至李先生处……谈话中，我露出不满意小屯发掘的方法，李先生仰卧着，两眼直瞪着天花板，说：‘小屯发掘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好乱挖。’又叹气说：‘后世知我者其小屯乎！罪我者其小屯乎！’”那时，全世界田野考古的水平都不高，而梁思永在美国西南部搞过发掘，受祁德指导，又有当地特殊地貌的启发，因此容易形成 “很大一片整个挖的概念”。

　　1931年3月至5月，梁思永在后冈的发掘，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的地层划分方法：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为科学而准确地认识古代文化遗存打下了基础，使中国田野考古技术明显提高。梁思永还主张在发掘工地附近另租工作站，吃住在工地，仅在星期天回城休息和做下一周的准备，以提高工作效率。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站制度自此而生。

　　1931年秋天，梁思永转战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的发掘工地，并为此处遗存命名为“龙山文化”。1939年，梁思永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直至今日，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仍源于梁思永当时的创见。一本命名为《城子崖》的大型田野报告，1941年以梁思永、董作宾的共同署名在四川李庄出版。

　　1932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冈工地野外发掘时突发疾病。开始只当是普通的感冒，因田野发掘紧张，生活艰苦，他在工地上来回奔波，不能稍离，然而病情未能及时控制，高烧几日，遂转成烈性肋膜炎。等转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时，梁思永的胸肋部开始大量化脓积水，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了四瓶黏液。

　　经加量用药和多方救治，方稳住病情。当时，妻子李福曼已怀有身孕，仍在梁思永的病床前日夜守护。直到年底，梁思永才渐渐好转，但病灶在那个寒冷的早春蛰伏了下来。

　　1935年，夏鼐曾跟随梁思永参与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他回忆说：“梁先生那时刚过三十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生龙活虎一般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围广达数万平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此时常深夜还未入睡。”

　　梁思永主持后冈工地，经过连续几次发掘，出土了与城子崖遗址下层文化相同的黑陶期遗物，发现了小屯（商代）、龙山、仰韶三种文化遗存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并观察到了形成现在的后冈的真正原因。他由此得出，殷墟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但二者之间也显然存在缺环；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曾发生过密切关系等结论。

　　尹达后来评价道：“在河南北部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是基本上肯定了。这好像是一把钥匙，有了它，才能打开中国考古学中的关键问题。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这功绩应当归之于思永先生。”

　　夏鼐也写道：“自（梁思永）加入殷墟发掘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在野外工作中，他能注意新现象，发现新问题。主持大规模发掘时，他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漏细节。”

　　1935年，梁思永（右）在西北冈大墓接待前来参观的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伯希和（中）和傅斯年（左）

　　抗战全面爆发后，傅斯年代理中研院总干事，李济受教育部委托，调查故宫文物迁运情况。梁思永以史语所临时负责人的身份，组织全所同人携带物资自南京转长沙，再经桂林、越南海防迁往昆明。

　　一路上，最让人犯愁的是历次考古发掘的物品。史语所档案中，有梁思永致湖南教育厅朱经农厅长的电文：“存件劳神安置，公私极感。”朱经农的回电却有些不客气：“存件无法起运，分别砌入地下室夹墙内。保管员穷极，汇生活费。”

　　梁思永领着史语所同人，带着妻女，颠沛流离。每次转移，梁思永带领大家一齐动手，把二十多万册书籍和文物装成六百多个大箱，然后经由卡车、火车、木船、轮船，一站一站地押运到目的地。到达昆明后，青年研究人员劳榦、陈述写信向在重庆的傅斯年所长报告：“学生等三月十二日到滇……此次千里长途运公家要物来此，李启生、高晓梅诸君费力甚大，梁（思永）先生尤卖力气……”

　　但旅途劳顿并未换来长久的清静。1940年10月底，为摆脱敌机轰炸，史语所迁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

　　梁思永一家，租赁李庄镇羊街八号罗南陔家暂居。史语所在板栗坳山上，罗南陔家在江边。梁思永遂周一一早上山，周六晚上下山。山上住六天，家里住一天，颇像田野工作站制度。

　　2003年，笔者从当年的房东罗南陔的儿子罗萼芬老人处，了解了当年的情景。罗萼芬说：“我父亲在当地很有影响，人称‘小孟尝’。听说梁思永身体不好，父亲诚恳相邀：‘愚下已经叫儿子儿媳迁到乡间石板田住下了，现将自家住房腾出一半，打扫就绪，特请先生与夫人前去查看，可否满意？’梁思永遂住进我家。隔壁住的是中博院主任李济的一家，他父亲是词人李郢客老先生。我家室号‘植兰书屋’，院子的天井里有口大青石缸，缸子周围置放有二三百盆兰花，清幽清幽的，空气好，正适合梁思永养病。

　　“我父亲留了一间屋自己住，好管理兰花。我和父亲、继母住在一起，其余腾给了梁思永。书房里两边是窗，一边是张老式书桌，可办公，一边是张老式梳妆台可供梁师母梳洗化妆用。中间一张老式大床，一壁一个空着的大书架，可放上千册的书。一边是一个旧式的食品柜和大衣橱。梁思永一家很满意这个环境。

　　“梁思永曾到重庆去治过一段时间的肋膜炎。那是抗战前就得下的病。那段时间，梁思成每隔几天就来弟弟家一趟，看缺什么，有时也捎点菜来。

　　“思永是历史学家，在我家研究宋史。当时我父亲也爱好文史，他们两个很谈得拢，常常在兰花丛中，安两个马架，或躺或坐，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亲戚多，常从乡间送来瓜果蔬菜，都照常送两份给梁家兄弟，减少他两家上街买菜的花销。”

　　那时，梁思永的独生女梁柏有年仅七八岁，如今的她仍记得：“当时我们住在李庄的羊街八号罗南陔家，分前院后院。院里有桂圆树、花椒树。罗家住前院，我们家住后院。后来我们搬到板栗坳的茶花院。记得家里一屋子都是头盖骨，我很害怕。而父亲成天在人头骨和各种陶罐之间敲敲打打，修修补补。

　　“我母亲叫李福曼，是我大祖母李蕙仙的侄女。她是贵阳人，燕京大学教育系毕业，曾在北京协和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抗战后就没再工作，主要是照顾我和父亲。我开始在李庄镇中心小学读书。后来读板栗坳的子弟学校。生活怎么苦我没感觉到，应该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我跟董作宾伯伯的儿子董敏、董兴一起玩。前些年董敏托我堂兄梁从诫从台湾带回一些照片，有一张是当年在板栗坳我们一群孩子的照片，还有一张父亲在病床上的照片，胡子很长，样子很憔悴。记得那时在他的病床上，他让我站在他的床头背《史记》，背不出来，就让我自己去拿尺子来打手心。”

　　史语所的档案里，有梁思永这样的笔迹：“弟不拟申请子女学校费用，谨将申请表等奉还。

　　“弟之列名请求暂垫柴款事，确是欠斟酌，当时只注意于希望研究所能够帮助境况特别困难的同人们解决燃料问题，但始终绝对没有要研究所为自己垫款之意，特函致歉，并望能接受此项说明。”

　　搬到板栗坳后，梁思永虽只是在室内伏案，但拼命精神仍不逊在田野。石璋如这样回忆：“梁先生在昆明时，他骂昆明的气候不冷不热，造成人们不死不活，没有一点进取心。迁四川后，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第一个夏天，日间工作之暇，他穿着背心短裤打乒乓，以保持健康。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也结队来叮，不能作工。只好在戏楼院的观赏台上燃火熏蚊，大家围火而坐，谈天说地，一面用扇驱蚊，一面用扇取凉，烤火摇扇，别有风味。”

　　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给正在重庆出差的李济写信汇报了三组的工作情况，并言及自己的病况，信中说：“西北冈器物之整理，本预定十月底完毕。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发了四次，八日至十日几不能饮食，下山回家调养，耽误约半个月，完工之期又展迟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毕之后，即开始继续报告之编辑。报告中统计制表、编索引等机械工作，拟请研究所指派一专人协助。”

　　这年，他病情突然加剧。当时他的妹妹梁思庄带着女儿吴荔明正在去四川的路上，当她们在广东祖父家里暂住时，收到梁思成从李庄寄来的信：“……三哥（梁思永）到此之后，原来还算不错，但今年二月间，亦大感冒，气管炎许久不好，突然转为肺病，来势异常凶猛，据医生说是所谓galloping T.B.（奔马痨，一种肺病）。好几次医生告诉我critical（病情危急），尤其是旧历端阳那天，医生说anything may happen anytime（随时可发生意外）。形势异常危急，把我骇得手足无措。其实也因二嫂已病了一年，医疗看护方面都有了一些经验，所以三哥占了这一点便宜……竟渡过了这难关，至六月中竟渐渐恢复常轨……”

　　梁思永的卧病对傅斯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1942年4月29日，傅斯年在致朱家骅、叶企孙的信中写道：“思永尤有一特长，本所同人多不肯管公家事，或只注意自己范围事，弟亦颇觉到敝所有暮气已深之感。思永身子虽不好，而全是朝气。其于公家之事，不管则已（亦不好管闲事），如过问，决不偏私而马虎也。其公道正直及公私之分明，素为同人所佩。弟数年以来，时思将弟之所长职让彼继任，然此事不可不先有准备。抗战时，弟在京代总干事，思永在长沙代弟，不特敝所翕然风服，即他所同在长沙者，亦均佩之也（孟和即称道不置之一人）。以后弟在重庆时，曾有若干次托彼代理，其目的在渐渐养成一种空气，俾弟一旦离职，彼可继任耳。彼于代理殊不感兴趣，强焉亦可为之。自胃病后，不肯矣。弟此次返所，见其精力甚好，前计又跃于心中，今乃遭此波折，亦弟之大打击矣。”

　　病榻上的梁思永，除了强撑病体坚持写作，更多的时间是在枕上阅读。史语所的档案里，有20世纪40年代初他在李庄求购或借阅的一批便条。

　　夏鼐1943年10月31日记载：“上午与高晓梅（即高去寻）君同往谒梁思永先生，其病后已一月多未曾见面。梁先生颇注意康藏方面的史地，谈话中常提及此题目。”

　　史语所与中博院等单位合组川康古迹调查团及西北史地调查团。梁思永的阅读动机当是为此做准备，只是因身体的缘故未能成行。但他的阅读定然给参加田野调查的同事提供了文案支持。

　　梁思永在李庄度过了漫长的五年，这个病榻上的学人给李庄留下了瘦削而坚强的背影。李庄永胜村的李婆婆至今还叫得出梁思永的名字：“我们喊他硬人，他不出门，天天在家写书看书。他把馒头切成片，再在炭火上炕一下就吃。后来，他得了病，把肉炖成丝丝，把馒头掰碎泡在汤里吃。有一天，梁先生说他要走了，只要一两个月就回来。他是被抬着走的，铺盖笼到头，滑竿一直平起抬，从高石梯抬到李庄街上，然后大船载到重庆住院。”

　　抗战胜利后不久，梁思永偶然从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一个新的医学成果，即患肺病者若去掉肋骨可使有病的一侧肺萎缩下来，健康的一侧肺将发挥更大作用。这个消息令梁思永极度兴奋，在各方的关照下，他赴重庆医治。

　　梁思永携家眷乘船来到了重庆，入住高滩岩医院，在胸外科专家吴英凯的主持下，切除了七根肋骨。1946年，傅斯年通过交通部长俞大维，让梁思永一家搭乘一架军用飞机飞往北平。当时他的身体尚未恢复，他躺在一张帆布担架上被抬上飞机。考虑到路途的困难，傅斯年再以个人的名义发电报让在北平的妻兄俞大绂帮忙接机。一到北平，梁思永即由俞大绂等四人抬下飞机，专车护送到在北平的大姐梁思顺家暂住，一个星期后搬到东厂胡同原大总统黎元洪居住的院内三间北房居住、休养。此后病情稍有好转。

　　1948年，中研院选举院士。2月20日，董作宾在致胡适的信中，特别言及即将举行的第一届中研院院士选举。董作宾表明，自己愿意放弃膺选为考古学领域院士的机会，劝说胡适投梁思永和郭沫若一票，因为前者在病中，应该借此“给他一点安慰”，至于后者，“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

　　8月5日，梁思永致信南京的李济说道：“弟五月底入协和医院，住院十二日。检查身体，结果是右肺健全，左肺压塌状态良好，胃肠透视都没有发现毛病。除了气管里的结核病灶可能尚未痊愈外，可以说没有病了。不过身体经过这几年跟病菌斗争之后，真犹如战后的英伦，虽然战胜了敌人，但元气销蚀殆尽，要恢复到小康的局面，恐万分困难。”又说，“弟近间起坐之时已加多，且能出到院中行走。只可恨注链霉素后发生头晕现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不很稳当。”这是梁思永在生命的烛光燃尽前，与史语所同人的最后一次通信。

　　他对着和他相厮相守二十二年的李福曼，平静地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

　　1948年底，史语所迁往台湾，梁思永留在北京。他虽然已卧床不起，但是每天都抱着他那台美国产的收音机收听国共战争的消息。

　　1950年8月，梁思永被新生的红色政权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郑振铎还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一职，因此考古所的工作担子主要压在梁思永身上。尽管他的病躯已不能从事田野考古，但他仍筹划着考古所的田野发掘，指导室内研究，在家中主持所里的重要会议。

　　夏鼐说：“他在考古所成立后初次看见我时，便很兴奋地谈着关于考古研究所的计划。他说，所中一切事情都由郑所长（郑振铎）和我来管好了。只希望你和所中具有田野工作经验的几位，带着一班年轻朋友，在外面多跑跑，训练年轻的人才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这种训练是需要在当地实际工作中亲手指点的。因此，我到所后一年半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工作，没有多替他在所内分劳。”

　　他在病床上，用铅笔在便条上完成了《殷代陶器》和《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两稿，对考古报告的编写有指导意义，使许多青年考古工作者受益匪浅。

　　1953年2月，梁思永心脏出现衰竭，身体更加虚弱，只得脱离工作安心在家休养。

　　3月8日，梁思永让夫人李福曼打电话叫自己的妹妹、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梁思庄到医院。据梁思庄的女儿吴荔明讲，梁思永在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一直没有为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哼一声，一直默默坚持着。“突然有一天，三舅（梁思永）对着和他相厮相守二十二年的三舅妈（李福曼）平静地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4月2日，梁思永逝世，年仅五十岁。

　　梁思永去世时是有遗憾的，但最让他遗憾的，是1948年史语所迁台时，运走了当年他领队发掘的西北冈考古报告的草稿。他去重庆动手术之前，尽管只完成了报告第一章至第七章及二表的初稿，但那是他在烽火战乱中的心血的结晶，也是他作为一个考古学家的名山大业。

　　夏鼐日记中，记有1944年1月2日他将赴西北考察前，梁思永说的一段话：“梁先生说自己眼看这肺病是不能痊愈了，不过是时日问题，想勉强起来将未完成的报告写毕，这是他此生唯一的事业，不知值得冒险否。张大夫仍劝他休息三四年再说，目前不能起来工作，否则病势一变，前功尽弃。张大夫颇为之伤心，大家听见亦均为之黯然。”

　　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得知梁思永过世后，委请梁思永当年的弟子高去寻整理梁的遗稿。自1958年到1976年，高去寻前后历时十八年，把梁思永先前的八十四页草稿、十五页表格和一百四十页大小草图写成八巨册、一千一百六十四页、九百三十九幅图版的考古学经典报告。

　　李济在《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序中说：“校订辑补师友的著作，比自己写一本书更要困难……”原因是梁思永的草书另成一格，颇难认定；经过岁月磨灭，他当年手绘的插图已经褪色，有些还被误认为白纸；辑补者补写出土器物时，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

　　这辑补包括订正讹误等，琐碎而繁杂。以篇幅而论，高去寻补写的部分竟是原作的八十倍，而他却在出版扉页题为“梁思永先生的未完稿”，他只是排在后面的辑补。这“辑补”两字蕴含了高贵的学术道德。梁先生似可含笑九泉了。

　　岁月如梭，渐渐地，梁思永已变成书页里一个发黄褪色的名字。梁思永的墓地在八宝山的东侧，墓地是其兄长梁思成设计的：汉白玉的边界，汉白玉的台阶，汉白玉的墓碑，造型庄严简洁。墓碑呈斜面，刻着郭沫若的字迹：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之墓。

　　（原文《梁思永：未竣工的考古学重镇》刊于《名人传记》2013年第10期 文/岱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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